一，关于在地上建造“天堂”，实现至善至美的“大同”世界、理想社会的反思。
对于理想社会的追求，本是人类自古以来就存在的；中国古代典籍中提出的“大同”社会，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就是人们所熟知的乌托邦理想世界。但是，儒家乌托邦的大同世界仅是传统知识分子的一个追求目标，高悬于彼岸世界，作为一种纯粹理想的存在，并不试图变为现实——儒家所要建造的现实世界是一个小康社会。直到十九世纪末，康有为在他的《大同书》里，在传统的大同理想中注入了现代民主主义的客观内容，但他仍然让“其思想恒穷于极大极远”并不作为“行事”的具体现实目标，正像梁启超所说，康有为“自发明一种新理想，自认为至善至美，然不愿其实现”。但历史进入了二十世纪，在中国实现大同社会，却成了一代又一代激情澎湃的中国知识分子、革命者追求的现实目标。二十年代风行一时的新村运动即是第一次大胆的试验；“五四”新文化运动大部分领导人，以及“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都卷入了这一试验，毛泽东就是其中最热心的倡导者与实行者之一。1949年新中国成立，毛泽东即宣称中国革命已经找到了“一条到达大同的路”（《论人民民主专政》）。正是毛泽东运用他所掌握的强大的国家政权力量，将亿万中国人民最大限度地组织起来，在二十世纪的中期（1958年），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试图通过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以“大跃进”的速度，在中国建立一个彻底破除了资产阶级法权的，政治上绝对平等，经济上绝对平均的，人人都获得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是，同样充满了浪漫主义幻想的中国知识分子，正是这场大试验的最热心的支持者，最热情的歌颂者。连建国初期与毛泽东有过激烈的论辩、被认为最具独立思考力的梁漱溟也写了长篇论文，论证人民公社正是他多年追求的理想。这场试验失败以后，不到八年，毛泽东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正是这两次大试验使好不容易才初具建设规模的新中国的元气大伤，给中国人民（包括知识分子）带来无穷的灾难，使中国的建设整整延迟了二十年。也就是在这二十年间，包括日本、韩国在内的中国周边国家获得了飞速的发展。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追求竟然结出这样的恶果，这一严峻的事实，使中国人民、中国知识分子不能不正视浪漫主义理想的负面意义，它所可能落入的陷阱：至善至美的理想社会，只能存在于彼岸世界，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远方目标。
二，关于至善至美的纯粹的人性的追求，以及“人的改造”的反思。
当时所提倡的是一种至善至美的纯粹的人性。从一系列具体论述中可以看出，所谓的至善至美的纯粹的人性，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自觉地压抑、克制人的动物性的本能欲望（从性欲到物欲），使人成为纯精神、道德的存在物，一是自觉地压抑、克制人的个人欲望，实际上就是要求人的非动物化与非个人化。这种将人片面化与畸形化的人性观、伦理观与中国人强调的群体性的，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的传统人性观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而这两方面——对于传统人性观、伦理观的继承，避免西方物质文明的弊端的设想，都极容易得到知识分子的认同与共鸣。这样人的改造导向了人的工具化。
三，关于追求思想的至善至美性、绝对真理性的反思。
正像毛泽东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在探索中国民族振兴之路时，有不少知识分子都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观察、分析问题的基本理论与方法。鲁迅在给自己的朋友的通信中就明确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是极其明快的方法，许多纠缠不清的问题都因此迎刃而解。应该说，一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接受与接近，开始时完全是一种自觉的选择。但是，后来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学说、理论都被宣布为非真理的伪科学，某些学说、理论，主要是自然科学的学说与理论之所以还具有某种科学性，也是因为其某些结论客观上与马克思主义的结论相符合。在一些人的心目中，马克思主义变成了至善至美的绝对真理；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发挥权，以及在马克思主义体系内的发展权，自然也只能集中在少数绝对权威手里。这样，就必然导致马克思主义的绝对化，影响了理论、学说的多样化发展，导致思维的僵化。
四，关于人民和知识分子关系的反思。
人民在中国意识形态中，一直占有极其崇高的地位。只占人口极少数、时时感到自身的软弱无力的知识分子，本来就受到中国文化中“民本主义”传统的影响，现在又面对着占人口大多数的，已经组织起来的人民大众，必然产生某种敬畏与崇拜心理。
“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的思想是极“左”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极“左”的意识结构中，人群分为两大阵营：一方面是年轻人、贫人、贱人、被人看不起的人、地位低下的人、学问比较小的、被压迫的、无名的人、小人物；与之相对立的，则是老年人、富人、贵人、被人看得起的人、地位高贵的人、学问比较多的、压迫者、有名的人、大人物；前者构成了“人民”的主要成分，是最聪明、最有道德、生命力旺盛、迷信较少，因而是最有前途的；而后者则或是敌人，或者是人民中应被改造、斗争的对象。他们愚蠢、无道德、生命力衰退、顾虑重重，是最无前途的。于是，历来被尊为高贵者的知识分子，其实是最愚蠢的。这种反常的逻辑彻底剥夺了知识分子的知识资本，从心理上打掉了他们的“威风”，这里带有反智主义的倾向。
五，关于将斗争（矛盾、反抗、运动）绝对化、神圣化的“斗争哲学”的反思。
鲁迅曾经说过，人受了压迫，为什么不可以反抗？在备受民族压迫与阶级压迫的二十世纪前半期的中国，斗争的尖锐、复杂、激烈，本是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并且显然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但是，也必须看到，特别是在基本上实现了国家统一、独立，需要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进行和平的经济建设时，中国社会却不断出现巨大的振荡，阶级斗争的风浪一浪高过一浪。这里，固然也是因为存在着外国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封锁，国内种种矛盾的因素，但与极“左”领导者的主观诱导、强化，以至制造显然有关。毛泽东正是将斗争（矛盾、反抗、运动）的客观性、合理性加以绝对化，形成了他的斗争哲学。在当时，到处流传着毛泽东的鼓动斗争的名言：“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修，不斗则垮”，“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面对不断发动的“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急风暴雨般的阶级斗争”，知识分子感到惶惑不安，却每一次都身不由己地卷入斗争浪潮。事实上，每一个中国知识分子都成了残酷的生存竞争的参与者与受害者。而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如文革中的“红卫兵小将”）则为斗争哲学中内含的浪漫主义的激情所吸引，从而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阶级斗争的急先锋。这一切，对于中国人民、中国知识分子今天似乎已经成为一场噩梦，但它所造成的精神内伤却不容忽视。在儒家中庸之道熏陶下形成的“温良恭俭让”的传统似乎已经不存在，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都变得好斗、善斗，精神气质上充满了骚动不安。这一切，都会对中国的现实以至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
从以上的讨论中可以发现，每一个命题在逻辑与历史的起点上，都充满了纯粹、崇高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精神，而其逻辑的展开，历史的实现的结果，却显示出了别的岐向。正是中国知识分子本身所具有的浪漫主义和专制主义的双重气质，使得他们身处这样的历史情境，常常不能保持独立的清醒的批判态度，往往身不由己地卷入其中，既是受害者，又是推波助澜者。
专制的狂信导致对道德底线的突破
在我们这一代理想主义者的以上理念的背后，显然存在着一种思维方式，即是对“绝对”、“纯粹”物——绝对的、纯粹的社会、观念、道德、人性——的迷恋和崇拜。既将自己的理想、信仰绝对化、神圣化，达到狂热的地步；又绝对不容于任何异己者，并将其妖魔化，必要发动“圣战”，灭之（不仅是精神的摧毁，更是肉体的消灭）而后快，这是其追求“纯粹”的必然结果。我曾在《说“做梦”》一文里引述周作人的一个概念：“专制的狂信”，这真是一语中的：理想、信仰一旦发展到“狂信”的极端，就必然导致专制主义。
顺便说一句：现在大家都在谴责“恐怖主义”，在我看来，恐怖主义分子中相当一部分人就是这样的陷入“专制的狂信”的理想主义者。他们也是追求宗教的绝对性与纯粹性，对“异教徒”，他们所说的“帝国主义的妖魔”发动“圣战”，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以及无辜平民的生命。而作为“恐怖主义”对立面的“布什主义”，又何尝不是这样的“专制的狂信”的理想主义者，他们也同样把自己信奉的美国式的民主视为绝对真理，追求全球范围的纯粹的美式民主的绝对统治，而对“邪恶国家”发动“圣战”，不惜牺牲无辜平民的生命。而无论是恐怖主义者，还是布什主义者，他们其实都奉行同一行为准则，有着同一理念：“目的就是一切”，“为了神圣的理想，为了达到崇高的目的，可以采取一切手段”。这样的高论，无论打着怎样的神圣的旗号，其实就是向人之为人的道德底线挑战，是对人的嗜杀的动物性的诱发，制造人的精神迷乱：许多违反常理、常情的暴行就是这样产生的。
理想主义向虚无主义的转化
还要补充的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造反派中的包括我在内的理想主义者，如前所说，大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压制，因而郁结着一种怨愤情绪，这样的怨愤和理想主义的情怀结合在一起，就会产生很大的反抗的力量。但如鲁迅早已警告过的那样，在群众的怨愤中，如果不注入“深沉的勇气”和“明白的理性”，就很有可能被利用。在某种程度上，文化大革命就是将群众的怨愤引向“烧毁一切”的文化破坏和浩劫。我在1986年所写的《心灵的探寻》的“后记”里，就有过这样的反省：“本世纪以来，中国已经多次发生全民族非理性的狂热，我自己亲历的就有1958年的大跃进和十年大动乱，每一次‘狂热’都是在一种受压抑的怨愤情绪的冲动下开始的，最后却走到了反面。这样的悲剧经常发生在迫切要求改变自己地位的落后国家，受压迫的阶层中。具有局部合理性的历史要求的被利用，就特别令人感到悲哀和沮丧。这是历史对不成熟的民族、阶层及知识分子的惩罚。无论对我们民族，还是我自己，这都是一个沉重的历史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