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此来观照我们八十年代的“世界”观，就不难看出，我们把世界等同于西方，只认同西方文明中的普世价值，主张“现代化就是美国化”，这背后是有两个问题的，一是应该构建怎样的“世界图景”？一是如何在全球化的当今世界，既最广泛地吸取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又保持自身思想与文化上的独立性？而当时我们那种将西方世界“唯一化”的世界图景，不仅是鲁迅在世纪初就批判过的维新派的世界观的再现，而且也是“五四”时期的世界图景的一个倒退。同学们可以去翻一翻《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史料卷”，里面有“五四”时期翻译作品的“总目”，尽管资料并不全，但仍可以看出，当时的翻译视野是相当广阔的，所囊括的国家、民族计有：欧洲的俄国、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希腊、西班牙、瑞典、挪威、丹麦、比利时、荷兰、匈牙利、波兰，亚洲的日本、印度、波斯、犹太（族），非洲的南非等。特别注重的是俄国和“被压迫民族的文学”。周作人在《北大的支路》一文里，特意提到北京大学“添设德法俄日各文学系，创办研究所”，专门开班教授朝鲜、蒙古语，以为这“实在是很有意义，值得注意的事”。他强调，讲“西方文化”，“只根据英美一两国现状而立论，未免有点笼统”，并提醒人们更要注意希腊文化、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和日本文化的介绍与研究：这都显示了一种开阔的、多元的世界文化视野和图景。相形之下，八十年代我们自称要“走向世界”，而我们的世界图景却是这样的狭窄，我们的世界想象又是如此的单一！最早向我们发出警示的，是我的导师王瑶先生。我在很多场合都提到王瑶先生和我的一次谈话，他问我，你们讲“二十世纪世界”，为什么不讲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可见你们的“世界”无非是“西方世界”。这真是一针见血之论：我们对社会主义和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忽视，显然和我们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膜拜有关；“世界”想象的背后，是一个现代化道路的选择问题。但我对这个问题，真正有体悟，并开始新的思考，却要到九十年代中后期，那时候我才认识到前面所提到的“重构世界图景”与“重建思想、文化独立性”这两大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而到了新世纪，更是意识到了：在继续广泛地吸取世界文明成果，包括以“民主、自由、人道、博爱”为核心的普世价值（对这一点我是一直坚持，从未发生动摇）的同时，最重要的是，要直面“中国问题”，重视“二十世纪中国经验”，以及东方、亚洲经验，并从中国国情出发，进行新的实验和创造，以寻求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并进行新的理论总结与创造，以为人类文明提供新的资源。——关于这方面的思考和实践，涉及的问题比较多，以后或许可以另作详细讨论，这里就只出一个题目吧。
划清“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界线
在八十年代，我们对鲁迅二十世纪初的思想的遮蔽，还有一个方面，也很值得注意。鲁迅在《文化偏至论》里，特地提醒说，不能将“个人”的概念理解为“害人利己之义”，那将是一个极大的“迷误”。到了三十年代，他又对“咀嚼着身边小小的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世界”的“有意低徊，顾影自恋之态”提出婉转的批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但鲁迅的这些提醒和批评，在八十年代却没有进入我的视野，可以说是视而不见；直到2001年我在上“和鲁迅相遇”课，重读鲁迅著作时，才引起注意和思考，并因此对鲁迅“个”、“己”的概念有了新的体认，在指出鲁迅的“个”、“己”是“真实的、具体的人，而不是普遍的、观念的人；是个别的、个体的人，而不是群体的人”，是强调“人的自主性”，即“摆脱了对‘他者’的依赖关系，不依附任何其他力量，彻底走出了被他者奴役的状态，从而进入了生命的自由状态”的同时，又有了这样的补充阐释：“鲁迅‘个’的观念的第二个含义是常常被人们忽略的。鲁迅讲的‘己’、‘我’并不是人们常说的利己主义的‘己’，不只是看到眼前利益的、目光短浅、心胸狭隘的‘己’”，于是，就引用了《文化偏至论》的这句话，并且说：“鲁迅讲的‘个人’与‘己’，是有着非常宽阔的胸襟的大写的‘人’，是和他人、万物相通的”，“鲁迅自己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感到‘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真可谓‘心事浩茫连广宇’，也就是说，整个人类，整个生命，以至整个宇宙都和他息息相通”，所以他说，“博大的诗人”是必定“感得全人间事，而同时又领会天国之极乐和地狱之大苦恼的精神”，“看到别个捉去被杀”，“是比自己更苦恼”的。这就是说，“鲁迅的个体生命自由观，是包含着一种（‘推己而及人，推人而及己’的）博爱精神，一种佛教所说的大悲悯情怀的。他所讲的个体精神自由是一个非常大的生命境界”。——这样的新的理解与阐释，显然和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变化，及其引起的思想、文化，以至伦理、道德观念的变化，直接相关，是由时代产生的“新的问题意识”激发下的新的感悟和新的思考。在这样的新情势下，划清“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界限，更全面、科学地确立“个人”的意义，“个人”与“他者”的关系，就成了一个迫切的学术与教育的课题。
建立更合理的“个人”和“他者”的关系
一方面，我们必须反抗利己主义事实上的支配性影响，在“个人主义”的理念中注入“人道主义”的理念和情怀，强调人的群体性，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各个个体生命之间的相关、相通与互助，提倡对一切生命（特别是弱势群体的生命）的关爱，在共同发展与自由中获得自我生命的发展与自由；另一方面，我们同时要警惕各种伪态，依然坚持八十年代所强调的人的个体性、主体性，坚持鲁迅的“立人”理想，自觉追求摆脱一切依附关系的人的个体精神自由与独立自主性。也就是说，我们对八十年代的“个人主义”理念，既要看到它的局限和可能产生的遮蔽和曲解，因此要有发展，又要看到它今天依然具有的现实意义，因此又要有所坚持。由此而建立起更加合理健全的“个人”与“他者”的关系：在这方面，我依然相信“五四”时期所倡导的“自他两利”的伦理观（参看鲁迅：《我之节烈观》）。
十最后的话题：关于大学教育与
北大传统
我们这门课，讲到现在，已经接近尾声了：大概还剩下三次讲课的时间，原来预定要讲的有些内容恐怕讲不了了。而这是我在北大，在大学正式讲台上，最后一次讲课，所以要利用最后的时间，说一说我最想对北大学生讲的话。那么，就谈谈我对大学教育的理解和期待，我对北大传统的理解和期待。其实这些年我也陆续写了不少这两个方面的文章，如《重新确立教育的终极目标》、《校园风景中的永恒》、《不容抹煞的思想遗产》、《北大百年：光荣与耻辱》、《现代文学与现代教育关系之考察》、《追求文、理的融通》、《关于研究生教育的思考》、《沉潜十年》（以上收《学魂重铸》）；《想起了七十六年前的纪念》、《漫说北京大学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教育史上的一件往事》（收《六十劫语》）；《周氏兄弟和北大精神》（收《压在心上的坟》），《北京大学教授的不同选择——以鲁迅和胡适为中心》（《与鲁迅相遇》之一讲），等等。同学们有兴趣可以找来读，这里只能就其中的主要观点，梳理出几个问题，大略地谈一谈。
第一个问题：关于大学的理念
教育原点的追问
我开始思考与介入教育问题，大学教育和中小学教育问题，大概是在北大百年校庆前后。记得1988年，我曾经接受过一个记者关于中小学语文教育的采访，这也是我介入语文教育改革的开始，没有想到，这一开口，就陷进去了，惹出了许多麻烦，也有许多故事，今天就不讲了，关于我对中小学基础教育的看法，以后有机会再专门谈。不过，我那次谈话，倒没有就语文谈语文，而是一开始就提出了一个大问题——
“现在的问题不仅仅是中小学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大学的问题，而是整个国家教育的问题。其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教育的精神价值的失落。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追问，追问到教育的原点上，追问到前提性的问题上。这就是说，我们办教育是干什么的？大学是干什么？中学是干什么？小学是干什么？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其他枝节问题就没法讲清楚。”（《重新确立教育的终极目标》）
最后的话题：关于大学教育与北大传统
我的回顾与反思
这就是说，我对中国教育问题的关注与思考，首先抓住的是教育的“精神价值的失落”的问题。这个问题又连接着两个更大的全局问题：教育精神价值的失落，不是孤立的，它是和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整体性精神价值失落相联系的；而教育的精神价值的失落的深层原因，直接与教育体制问题相关，教育体制问题又是和整个体制问题相关联的。而我们当时所能做的，就是提出教育的理念问题，进行教育原点的追问，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要进行教育思想的启蒙，重新恢复或建立现代大学教育的理念。
历史的起点：蔡元培校长的教育思想及其命运
既然要进行教育原点的追问，那就必须追溯到现代大学教育的起点。因此，我首先进行的是对我们北大蔡元培校长的教育思想的考察。大家知道蔡先生是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这是推翻封建专制王朝建立现代国家以后的第一任教育主管，他的教育主张与行动，自然引人注目。而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开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以作为“全国教育改革的起点”，今天我们讲教育改革，其实就是从蔡元培先生那时开始的。他当时教育改革的目标是要变“君主政治时代”的教育为“现代民主政治时代”的教育。蔡先生在开幕式上即指出，君主时代的教育的最大特点与弊端就在于，引国民“迁就于君主或政府之主义”，使受教育者“皆富于服从心、保守心，易受政府驾驭”。因此，蔡先生所要进行的教育改革，其基本目的，就是要使受教育者，进而使国民从服从君主、政府……的奴役状态中解放出来，获得作为独立个体的精神自由与解放。在他看来，这是现代民主政治时代的教育和君主政治时代的教育的根本区别所在。
为实现这样的教育的根本转变，蔡先生采取了两项改革措施，可以说选择了两个突破口，一是废除前清学堂管理通则中有关“拜孔子仪式”的规定，这显然是要打破神圣不可侵犯的孔子偶像，以根本结束“定于一尊”的思想控制，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个革命性的举措。同时又提出要确立新的“教育宗旨”，从根本的教育理念、教育目的上解决问题。这当然也抓住了要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