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高等教育提高的不是生产率，而是确定哪些人具有更高的生产能力。大学是一个筛选机制，学校只是对学生的能力进行了筛选。有了文凭，就标志着他们有更高的能力，他们可以通过文凭获得雇主的青睐，拿到更高的工资收入。更高的收入意味着他们能提供更高生产率，但是，更高的生产率不是在大学里得到的。大学只不过是发现了人才。
当然，大学并不仅仅是一个筛选装置，大学生在学校里学习的东西也确实为提高生产率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不仅学到了更加专业的知识，而且学到了思考问题的方法和解决问题的途径。关于对教育和人力资本的投资，基本的实证分析证明，这种形式的投资是收益递增的。中国的例外仅仅在于博士、硕士的年投资收益曲线的递增略显平缓。下图是不同学历水平的月工资收入对比。
可以看出，随着文凭的提高，总体水平上是收入会越来越高。从劳动市场的平均情况看，高中以下的月收入仅仅在800元的水平，如果高中毕业就能够拿到1100元，上1…3年大学就可以到1800元，有了本科文凭平均能有2400元，有硕士文凭的研究生月收入是3200元，博士参加工作可以拿到4000元。
第三篇考大学曹丕送礼 作黄牛弥衡倒票（3）
学历文凭的月收入比较 从目前的情况看，全国的学生和家长都希望能够直接上大学，一方面可以直接切换到白领的身份，跻身技术劳动市场的竞争；另一方面是收入要比拿不到本科文凭的 3 年学习在收入上提高一大截。按照机会成本理论来考察教育的未来收益可以看出，大专毕业的月工资水平是 1 800 元，本科多上 1 年的机会成本是 21 600 元，本科毕业以后，每月可拿 2 400 元，比大专的月工资高出 600 元， 3 年就可以追回这些机会成本，把 1 年的损失夺回来，以后就是净赚的递增收益，如果 60 岁退休，还有 35 年的工作时间， 1 年多挣 7 200 元， 35 年是多少？谁都会算。目前学生和家长都不愿意读专科，并不仅仅是社会风气，更重要的是未来不好找工作，工资收入水平也比较低，女孩子还好办，男孩子找对象都困难。硕士读 3 年情况如何呢？也可以通过机会成本算一算。本科毕业以后的 3 年收入是 86 400 元，读研究生等于有 86 400 元的机会成本，这些成本多长时间能收回呢？研究生毕业每个月可以比本科生多挣 800 元，这样需要 9 年 108 个月，能赶上本科毕业时的总收入。如果家庭条件好，不在乎这 86 400 元的收入，可以考虑继续读研究生，但是，如果家境不好，就确实需要换一种思路了。那么博士的机会成本就更高了，按照上面的级差， 3 年的硕士收入是 115 200 元，博士毕业可以比硕士每月多挣 800 元，这需要 12 年 144 个月能赶上硕士毕业的总收入。如此算来，博士的总收入到 40 岁的时候可以赶上硕士。这里还没有计算货币的时间价值，如果再按照一个公认的贴现率去重新计算收益现值，可能就是 45 岁以后的事情。 我们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上大学的成本—收益状况。这是极其一般的抽象分析，读者朋友千万不要信以为真。一般情况和特殊情况是有很大差别的，一般情况和个别情况的差别就更大。一般情况只具有统计上的意义，平均数是这样，具体到每个个体，社会的情况是千变万化的，谁也不可能一条道走到黑。刘备大三的时候就退学下海了，现在成了企业家；比尔·盖茨大二的时候就离开了别人向往的哈佛大学，如今是世界首富，也是备受尊敬的企业家。有些人喜欢读书学习，不喜欢工作，博士毕业了也不打算赶紧“往前整”，还要读“博士后”。也是一种追求。也有的人根本就不要文凭，结果生活得也不错。 弥衡就是这样一个蔑视文凭的“愤青”，弥衡字正平，读过几年书，没有具体的专业。京剧传统曲目《击鼓骂曹》说的就是这位愤青的故事。弥衡向来蔑视权威，不把谁放在眼里，曹操本来想重用他，可他不给曹总面子，把曹操手下的人个个说成是酒囊饭桶。曹操列出自己帐下的人才，如数家珍：荀攸、郭嘉、程昱，机深智远，虽萧何、陈平不及也；张辽、许褚、李典、乐进，勇不可挡；还有吕虔、满宠、于禁、徐晃皆是一流人才。可是在弥衡看来：“荀攸可使看坟守墓（在民政部门的火葬场或是陵园工作），程昱可使关门闭户（只配到保安公司当门卫），郭嘉可使白词念赋（大概是起草会议通知，准备会场等会务工作），张辽可使击鼓鸣金（现在不打仗了，只能到值班室敲钟），许褚可使牧牛放马（下放到农场或农村去），李典可使传书送檄（骑自行车做投递业务还行），吕虔可使磨刀铸剑（打铁匠）、满宠可使饮酒食糟（到酒厂的车间去翻糟子）、于禁可使负版筑墙（建筑工人，到工地上搬砖去）、徐晃可使屠猪杀狗（屠宰专业户）。其余全是衣架、饭囊、酒桶、肉袋。” 曹操可是以礼贤下士著称的，虽然弥衡太过自负，恃才傲物，曹操还是给他安排了工作，谁知道这弥衡不识抬举，居然演出了大堂之上裸衣骂曹的闹剧。最后还是被曹操辞退了。但是人只会骂大街也不算什么本事，总得有个职业。可是他自己既没有一技之长，也与人搞不好团结，很多企业都不要他。没办法，只好自己单干。自己单干也不是容易的事情，总得有一定的资本投资吧，俗话说：“要想做强盗，也得省吃俭用买个盒子炮。”可他根本没钱，也就打消了投资的念头。弥衡一直相信，“天生我才必有用！”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职业——倒票。也就是做黄牛党。 最初弥衡主要是在京城火车站倒卧铺车票。像北京到上海的卧铺一张差不多能赚 30 元，如果赶上春运高峰可以价格翻一倍。五一、十一的长假也都是车票紧张的时候，只要瞅准了哪些车次紧张，提前多买几张，就只等着发财了。可是倒车票总是被警察抓，风险比较大，每次不是罚款，就是拘留，一度搞得非常紧张。 后来弥衡又开始倒球票和明星的个人演唱会演出票。在球市火爆的时候，一张球票也能赚 30 元 ~50 元。可是最近现代队的主场踢得不好，成绩一路下滑，一度跌到了保级圈。很使京城球迷伤心，有很多伪球迷也就不再去现场看球了。这曾经使弥衡们经常把球票砸在手里。对于歌星演唱会的门票，弥衡也经常根据歌星们的“人气指数”来确定是否做这样的买卖。如果是那些当红的歌星，一般人气指数都比较高。而那些过气的明星，不管媒体怎么鼓吹，他们也不敢做得太多。总之，倒票完全决定于市场的供求关系。 协和医院的专家门诊挂号单，弥衡也倒过，而且十几元的挂号费能翻到上百元，一天有三五个专家的号就能赚得盆满钵盈。最主要的是专家号的成本比较低，即使砸在手里也不要紧，所以是风险小，收入稳定的“票源”。弥衡从事倒票业务已经有年头了，可以说是这个行当里的“老黄牛”。他主要集中在北京站、工人体育场、首都体育馆，偶尔也去北京西站和首钢体育中心，但是他觉得首钢太远，西站地理环境不熟悉，都不利于业务的开展。所以读者在首钢体育中心和北京西站很少能看到弥衡的身影。虽然弥衡从事这项“职业”已经有年头，但是早年的收益却相对较少；后来的价差大了，收益也比较高了，平均下来每个月净赚 2000 元是小菜一碟。 弥衡们的活动规律经常被警察和治安联防队员所掌握。五一、十一和春节经常出没于火车站，周末多在工体或首体，主要看是球赛还是演唱会。正常时间在协和医院门口。他因为倒票而经常被抓到派出所或是治安联防站，一开始他报一个假名叫米小平，后来时间一长，脸熟了，也就“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了。他曾经在春运高潮的一天赚了 800 多元，结果当天又被罚了 1000 元。为此他曾经反复抱怨，认为这不合理。 “我认为这和那些做股票买卖的人没有什么区别，大家都想低价买高价卖，从中赢利，有时候也保不准会赔钱，为什么做股票就提倡，倒车票就禁止呢？那些便衣警察都把我们当什么人了，我们又不是贼，又不造假票，我们提前好几天，半夜三更排几个小时的队买比较紧俏的票，这不是付出吗？我们怎么跟 70 年代‘搞投机倒把'似的，简直像过街老鼠，就差人人喊打了。”弥衡继续愤愤地诉说对他的不公正待遇。
第三篇考大学曹丕送礼 作黄牛弥衡倒票（4）
确实的，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倒票其实是对社会是无害的，根本不像吸毒贩毒那样导致爱滋病蔓延和社会犯罪等危害社会和家庭的后果。像弥衡这样的“老黄牛”为原本卖不出的票找到了客户而获利。如果由价格调整来满足了需求，买卖双方最终都获益。这是自由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法则。
倒票既不是偷盗，也不是抢劫，完全遵从双方自愿的原则。一个愿意出高价买一张当晚到上海的卧铺的人，一定有他出高价的道理，因为窗口的票源已经告磬，如果他今天晚上不赶上这趟列车，可能就参加不了明天的商务活动，损失将会非常大。从卖方来说，假如弥衡不是票贩子，他原本是要去上海旅游，但是，由于有人愿意出高出1倍的价格收购他手中的票，他当然可以暂时放弃去旅游的乐趣而得到这笔额外的收益。从市场供求和价格确定的规律讲，如果只有一张到上海的票，共有4个人需要他，那么就应该依照竞价的原则，谁的支付意愿高，这张票归谁所有。毕竟价格所反映的是稀缺程度，出价最高的人，对它的需求效用最大，这样的资源配置才能实现效用最大化，因此也是最有效率的。
还有一种情况，我们假定曹操也是一个球迷，它非常愿意下班以后晚上到球场看比赛，这既是一种休息，也是一种观赏，还可以随着自己喜欢的球队放飞自己的心情。总之看球对他来说，是一种情感的宣泄。但是他只能在业余时间去看球，自己不能为买一张球票亲自排队2小时。如果派手下的人来为他买票更不合适。最好的方法是多花30元从弥衡手中把票买过来。弥衡排队2小时，挣30元比较合适，曹操花30元买了2小时的工作时间，更合适。虽然让每一个人都排队看似公平，实际上是不符合资源配置效率的经济学原理的，排队只能使每个人都从事毫无效率的活动，相反，对于本来就无事可做、时间富裕的人，排队购票倒票却可以提供一种从事经济活动的机会。况且由于供求关系和价格客观地反映着经济资源的稀缺性，票贩子即使想使门票价格暴涨，也很少有人愿意花1000元看一场普通的国内球赛。
有时候，我也不明白，像弥衡这样的人也老大不小了，干什么不行？干吗要干这些别人总认为不正当的活动呢？可是他究竟损害了谁的利益呢？如果大家都认为从他手中购买倒出来的票“吃亏”，干吗还要买呢？这里仅仅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倒票活动进行了分析，没有倡导大家都去倒票，法律如果禁止和取缔，肯定有立法的依据。只是我们不知道依据是什么。效率？公平？什么样的公平？对谁是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