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自己喝？我看，您还不到喝酒精的时候呢！请顺便给我倒一杯水！”
普阿松大口大口喝着酒精，一下子全喝完了接着又去喝水，他的脸涨得通红，眼里泪花晶莹。他深深地呼了几口气，又走向窗口。
“您问格拉别尔是个什么人吗？哼！这可是个复杂的问题。在我看来，他是一位天才的化学家，而且精通物理学和生物学。据说，这个人只要象我这样看您一眼，”莫里斯用一下就变得暗淡无光的眼神盯着我说，“马上就可以说出；您的指头只要一动，您的血液里氯化钠的浓度如何，您的胃里蛋白酶分泌了多少，由于您对他的恐惧，您的肾上腺素的浓度提高了多少；当他向您提问时，您的内分泌腺起作用的程度如何；当您考虑答案时，您脑的氧化过程加速程度怎样，等等等等。这一切他全知道。格拉别尔把人体的化学反应掌握得滚瓜烂熟。”
“这真有意思。”我说。
喝了酒精之后，他变得目光暗淡，无精打采，缩作了一团。我甚至有点怜悯他。莫里斯变成了一个惘然若失的可怜人。我本想劝他休息，但又想刭酒后吐真言，他会更乐于回答那些一直使我迷惑不解的问题。于是我说：“但是他的这些科学天才对于我现在所进行的工作有什么关系呢？”
“哈哈哈哈！”莫里斯摇摇头笑了，他走到我身边，对着我的耳朵说：“有这样的关系，他也许会跟您开一个可怕的玩笑。哈哈！我猜想，他要……不过……，他，他……我一点也不知道。谁也不知道。说这些傻话干什么？您听见了吗？不用怕。我要回去休息。请您从五种有机物溶液中取出吸收光谱来。不管哪五种都可以，由您酌定好了，我明天要检查……”
说完这些话，普阿松摇摇晃晃、扶着桌子，头重脚轻地走出实验室。我长久地看着他的背影。
第二天，什瓦尔兹宣布《工作条例》：我必须住在实验室，不得轻易离开；每天只能在住室附近散步三次：早晨一小时，中午两小时，傍晚一小时。
这简直是犯人的待遇。每日三餐都是一个阿拉伯人给我送来。他穿着一件带风帽的斗篷，从头到脚裹得严严的。他是一个聋哑人，我有任何问题只能和什瓦尔兹联系解决。什瓦尔兹每日总是按时来看我两次，他总是轻松愉快，和蔼可亲，关心我的健康，还问我给亲友写过信没有。
“您好！梅尔达里先生。”我突然又听见他的声音。
“您好！”我淡淡地答道。
“听说您已全面掌握了光谱分析，是吗？”他友好地问我。
“还……不知道。我还没试验过呢。”
“我很想看看，您是怎么完成溶液的光谱分析的。”
我从抽屉里拿出圆形石英显影盘，走进了标本室，从柜子里顺手拿出了一个小瓶子，往手掌上倒了一点药粉，又把它倒入平底烧瓶，然后打开水管，注入了一点水。溶解后，倒入显影盘。这时什瓦尔兹轻轻地笑着说道：“够了！梅尔达里！很不好啊！不用再往下做了。”
“不是什么还没做吗？”
“我亲爱的化学家！”他仍是那样笑容可掬地说。“您所做过的一切已经注定您的分析是毫无用处的。”
我气愤地看了他一眼。
他若有所恩的拉长了声词。“看来，普阿松是个很蹩脚的教官。”他摸摸下嘴唇。“您想知道，您的分析为什么毫无用处吗？首先，您把试剂倒在手掌上，而您的手并不干净。请不要生气。我是从化学的意义来说您的手不干净。一小点汗渍就会凝结成微小的盐粒，它们和手上的浮尘一起随着试剂进入溶液。其次，您对试剂并没有计量，因而，并不知道用了多少。由于您不知道溶剂的浓度，因此，并不能正确地判出吸收光谱。还有，您直接从水管里放水溶解试剂，从化学角度讲，这水也是脏的。您事先并未冲洗显影平盘。您知道在一分钟之内您做了多少蠢事？”
他又微笑着拍拍我的肩膀。我感到十分羞愧，脸有点发烧。
“没事，刚开始工作。这些总是难免的。不过，您以后可别再这样做了。您的职责非常重大。因为您所做的分析，应当使格拉别尔博士深信不疑。您明白吗？”
“明白。”
“现在让我们正式认识一下，”他继续用那快活的声调说，“我叫什瓦尔兹，弗列里赫·什瓦尔兹，是波恩大学毕业的化学博士。这个实验室归我领导。您就是我的实验员。我希望您能工作得很好。现在，把普阿松交给您的工作做完。但必须做得干净利索。在每一个光谱分析上注明物质名称，容器、溶剂浓度、曝光时间、显影时间。晚上我来检查。再见！”
什瓦尔兹博士笑了笑，随后走了。
他突然又站住说：“顺便告诉您，不准用酒精灌醉普阿松。您也不准喝酒精。如果您想喝酒的话，我们这儿有很甘美的白兰地。随您挑。”
《不死之兵》作者：＇俄＇ 德涅布罗夫
（本书资料收集于网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第三章 科学要耐得住岑寂
我呆的这个地方，北面，离我住房约一公里远，有一道围墙，把研究所和由我命名的“红树园”隔开了。实际上这些树并不是红色的。但也不是绿色的。它们的叶子在白天是褐色，就象砂子的颜色一样。
在和普阿松的谈话中，我知道研究所的主要大门开在东北角的北墙上。各种物资、材料以及电站的燃料和满罐满罐的水，都经过这个大门送来的。
化学实验室占着四栋建筑物。正对着大门的两栋平房都是什瓦尔兹的实验室。
再往北一点，还有两个实验室，其中一个紧挨着“红树园”的围墙。普阿松就在那里工作，在这些房屋的顶上，都装着用白铁皮特制的抽风管道。
在东南角上有一栋三层砖楼，这是格拉别尔本人的寓邸。这座楼的右面耸立着一个高大的水塔。
我来到这里已经三个多月了，可是我所熟悉的地方仍局限在什瓦尔兹博士所掌握的那两所平房以内。除我以外，属他领导的仅仅只有两位同事：一位叫甘斯的德国人和一位叫卓瓦尼·萨科的意大利人。他们两人都在北面的平房里工作。从来没有到我这儿来过。整个北面的平房是一所综合性的实验室。什瓦尔兹博士、甘斯和萨科三人也住在那里，我是一人单独住的。
荷枪实弹的哨兵夜以继日地在研究所里流动放哨。他们两人一组地沿着一条非常复杂的路线巡视着整个研究所。
在研究所里我很少再看见过别的什么人。特别是在南面，那更是冷冷清清。即使大白天，也难看见那里的烟囱冒烟。夜晚有时则窗户明亮。顺着东面围墙有一条沥青大路，经常有载重汽车开往抽水站或发电站。在这条路上有时也可看见穿着白色斗篷的人们。这都是来做苦工的当地人。
除了什瓦尔兹和普阿松以外，很长时间我再也没和任何人接触过，我到北面平房去送分析结果时，碰见过甘斯和萨科。但每一次，当他们看见我时，都很快地离开了，只剩下我和什瓦尔兹两人。普阿松在那次喝了酒精之后，他也来得少了。除非是为了取试剂或给我送分析标本，否则他是不来的。这个人总是沉默寡盲，忧心忡忡。在我看来，他似乎永远沉程在醉意之中。他在我的脑海里也形成了这样的印象：好象他有什么难言的苦衷似的。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却不愿意告诉我。
不过，在我来后不久，我还认识一个人。说得确切一点，是一个女人，虽说认识，可从未见过她的面。相识过程是这样的：有一次，我不知怎么睡过了头，电话铃突然响了。我就象被开水烫了一下似的，猛然跳起来抓住了电话听筒。我还没来得及说话，就听一个女人的声音：“梅尔达里先生，该工作了！”女人说的是法语，带着浓重的德语味儿。“您的工作开始得晚了，梅尔达先生。已经八点十分了。”
我看了看表。我的表才七点……
“我的表才七点……”我慌忙说。
“您的表不准。每天下午八点以后您可以给我打电话对表。我会告诉您准确的时间。”
“我怎么给您打电话呢？”
“拿起听筒就行了。”
“好的，谢谢！顺便问问，我应该怎么称呼您呢？”
“叫我阿茵茨克好了。”
尔后，我就经常使用电话，以减少我去什瓦尔兹博士那里的次数。有时候需要向普阿松问分析结果时，我拿起听筒，说了要找的人。“好的。”阿茵茨克马上就给我接通了电话。有一次，接电话的人不是什瓦尔兹，而是意大利人。他用半通不通的德语急速地说，我做的化验里发现了硅数量太少，必须另做化验，还要我……
电话断了。我对着话筒大喊，要求重新接通，但阿茵茨克用特别有礼貌的语气说道：“关于这些问题，您只能和什瓦尔兹博士交谈。他现在出去了。”
此后，我就对电话线路发生了兴趣。电话线是垂直而下，进入地板，其它电线也是在地下敷设的。我试图猜出电话总机的位置。大概是在格拉别尔博士住的那栋三层楼里吧。
在来到格拉别尔研究所的这段时间里，我学会了根多东西。现在我可以非常在行地完成定性化学分析和定量化学分析了，而且比在大学里作的还要准确、可靠得多。为了发现化学元素，我除了采用普通试剂以外，还采用了灵敏度极高的有机指示剂。我掌握了很多物理分析法。这些方法，以前只是在书本上，或是在那些陈旧的设备上，作过一两次。我掌握了比色分析法，分光光度测定法，光谱分析法，伦琴结构分析法和电势分析法，什瓦尔兹博士一再坚持要我在做最后一种分析法时，持特别认真仔细的态度。
“您在确定溶液中氢离子的浓度时，必须保持高度的精确性。您确定的精确度，应当达到小数点以后的第三位数字。”
我一直弄不明白，这一点为什么就那么重要，直到后来，在这儿的沙漠中发生了几次不幸的事件以后，我才懂得了它的意义
给我送来的分析样体。不是溶液就是某种物质的结晶品，而普阿松给我送来的照例是灰烬。他总是在实验室里烧东西，而我还得给他化验灰烬的成份。当然，有时他也送来溶液。但这些溶液总是混浊的，内有沉淀物，气味很难闻。他给我送来这种溶液时，总是强调要我必须在倒入电位盘或浊度计盘以前，把它搅拌均匀。
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告诉我，普阿松！”我说，“有一次，仅仅因为我把试剂倒在手上，什瓦尔兹博士就克了我一顿。而您给我送来的却是这样脏的水。您瞧，您的溶液里漂着这么多木屑，有时还有破布碎片。鬼知道都是一些啥东西！而这种脏东西，不管您怎么说，有时能化验，有时就不能化验。我敢说，按您要求的精确度来做，那只能会得出各种各样的化验结果。”
“既然如此，那您就对这些破布碎片做做分析吧，特别注意要做定性分析。”他说完就走了。
我把每种化验结果都记在专用的表格里，注明了全部数据，分析标本的化学元素及其百分比，物质在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