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图恩偶而还有说实话的时候，而普罗克施却绝不讲实话。‘俾斯麦接着说，”虽然这样，我还是能够常常从他脸上看出真实的情况。“不幸的是普罗克施一不小心，将反对普鲁士的文书放在一张写字桌里头，又将这张桌子卖掉了。这几件文书都是辩论革命的草稿，是要在普鲁士的报纸上登出的，这种言论一向都说是由民主党们刊登的。俾斯麦于是在给上级的报告里建议采用同样的攻守办法。若就那些文书对维也纳抗议普罗克施，使这位奥地利大臣站不住脚，却不是一个正确的办法。最妙的办法”不如使他觉得他的地位不稳固，秘密地将这件事告诉我们的同盟，使我们隐而不发。让他们误以为对他们有利。“还有一个好办法，就是登出普罗克施的几则假论说，并私下透露，说是政府从私人手里找出这样的东西，这样可以激发政府的疑心。
俾斯麦开始着手操作这件事，办得很诡诈，但他却常常说一些不满意的话，说他的对头心地不诚！但是普罗克施也是一个深于世故的人，下边几句话，就是他所描绘俾斯麦的：“侮斯麦宣称普鲁士是世界的中心。……他是那些想破坏我们联盟的代表人物。假若有一位天使从天而降，他若是不佩戴普鲁士的徽章，俾斯麦是不会让他进来的。…，他头脑很清醒，如同马基雅弗利那么清楚，他这个人太过于麻利，也太过于掩饰自己的锋芒，他不会看不到他手中的利器，我们还必须承认他办事会一直办到底的……他就这样不遗余力地尝试，使联邦议会动不得……不惜花钱收买报馆，他太懂得如何去指责奥地利的不是。……他认为普鲁士必定会处于一个极其重要的地位，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说德意志非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不可。我生平未见过如他这般自信的人，过于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
俾斯麦也承认普罗克施对他的这些评价是很正确的，后世之士也证明了俾斯麦的这些特证。哪怕稍微有些触犯他的普鲁士，他就要拔出手枪来对付。有一次在会议之后，维也纳的勒克堡伯爵同俾斯麦发脾气，他提出两个人在附近的一个树林里决斗，俾斯麦冷冷地回答：“我们为什么要到那么远的地方？这里的花园就很宽绰，有很多余地，足够我们两人相互交换枪子儿的。有几位普鲁士军官住得离这儿很近，你也很容易找出几位奥地利人来。我只要你让我写出这次争斗的原因，因为我不愿意让我的君主认为我是一个蛮横的人，办外交要用武力方能进行。”他于是开始撰写报告，勒克堡知道他将自己弄成了一个傻子，觉得没趣，就悄悄溜走，从此再不提这件事情。
俾斯麦到维也纳一趟，使他更增加了几分对奥地利的仇恨。整个德意志的关税联合，这本是德意志统一的先声，以前这个关税联合是普鲁士与其它德意志诸邦的强有力的联合，如今奥地利也想加入到其中去，来挫损这种政治联合的尖锋。假若全部奥地利的诸邦都加入到这个联合中去，以后关税问题及一些政治问题自然又以奥地利为领袖。俾斯麦只是同意了一个商务条约，其余的丝毫不肯让步，关税问题不动。处理完毕，俾斯麦离开维也纳。这是他第一次大胜利，因为无论奥地利施展什么诡计，关税联合只管放宽，却并未让奥地利加入。在维也纳与在布达，他只喜欢一个人，那就是少年奥地利皇帝，他现年只有二十二岁。当他阅读普鲁士王的来信给皇帝听的时候，说他的家族住在玛赤的历史要久远于霍亨索伦，他最喜欢的就是这句话，那时他经常讲弗兰茨约瑟夫的好话，说这位皇帝“有火气、有威望、善体恤、爽直、坦白、毫无城府，尤其是当他哈哈大笑时。”
俾斯麦原是君主所喜欢的人，这几年来，他同他的长官的关系是很特殊的，长官必定不会喜欢他。神斯麦得了这个差事，主席的内阁大臣们很不高兴，因为是格拉赫为他争取来的，曼陀菲尔同这两人的关系很不好。当俾斯麦作为曼陀菲尔的部下在法兰克福当了八年大使的时候，曼陀菲尔的为政是小气、冷淡、狡桧、弄权，摇摆不定的。其实俾斯麦在指挥事情方面，往往比曼陀菲尔更有势力，但却常常是滋扰的势力。曼陀菲尔知道俾斯麦将来会接他的手，也知晓俾斯麦又大胆、又无耐性，所以他在俾斯麦面前不敢摆出长官的架子，很少阻碍俾斯麦做事。但是有时一些小事上，却表现出一些很令人吃惊的执着，居然在君主面前能够反抗俾斯麦。有一次从法兰克福发来一个电报，说有一个可疑的领事的行李应该扣留，曼陀菲尔为这件事召开了内阁会议，还请这位领事入宫廷参加宴会。还有一次，法兰克福的使馆里有一位很没人缘的属员，俾斯麦要辞退他，曼陀菲尔却不肯。当格拉赫传俾斯麦到柏林的时候，曼陀菲尔写了一封尖刻的信，吩咐他切勿逗留太久。
促斯麦对我们说：“他比去年懒惰得多，因为我只管频频请示，而柏林却久无回音，得不到任何结果。”他们两人面子上虽是很和气，也彼此常有私信往来，曼陀菲尔虽是俾斯麦儿子的义父，这个长官却雇佣了一名非常有名的私人侦探，打听到许多文书，这些文书都是君主、格拉赫与俾斯麦的书信。过了几年，当君主通过曼陀菲尔探问俾斯麦，问他是否愿当财政大臣，曼陀菲尔自己代他答复君主说：“俾斯麦只当着我的面大笑。”
这许多阴谋的中心就是对准了格拉赫，这位副军长、君主的朋友。他需要俾斯麦能够助他一臂之力，反对曼陀菲尔。他为了自己的目的起见，指导俾斯麦。除了俾斯麦，这位格拉赫看不起所有与他接触的人。他说曼陀菲尔是个不道德之人，又是一个靠不住的大臣，说君主是“一位极其古怪的人，姑且不说他是一个让人无法揣度的人。”——这句话就是说他当君主是一个疯子。格拉赫阅历颇深，笃信教义，是一个大阴谋家，比悍斯麦年长二十五岁，他将俾斯麦看作是自己物色出的人才，将自己看作他的义父。然而他却万万没有料到，没过几年，这个义子年纪虽轻，官阶虽小，却也变成了一个大阴谋家，甚至超过了格拉赫、超过了君主，更超过了曼陀菲尔。只要腓特烈威廉在位，俾斯麦就会小心翼翼地同这位君主的朋友保持密切联系。但是一旦威廉亲王变了摄政，俾斯麦就不再同格拉赫那样亲密了，因为威廉不能忍受格拉赫。
俾斯麦同格拉赫写了些信，而这许多信又是极其重要的，这些信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因为他在信里发表了许多政治观念。他给夫人写的信也同样具有很大价值，因为在这里表达了他的许多家庭观念。在这些信里面，有许多活泼的思想与讽刺的话在里头。这许多信件中，有许多信有十二页印板那样长，俾斯麦常常大声读给君主听，所以他有直接影响君主的潜力。这些信的能量大过口说，因为它是出自一位公文好手，而且又是在准备成熟后才写下来的。最初俾斯麦写信给格拉赫时称呼他“大人”，自称“最服从的朋友与仆人”。后来称呼变成了“所敬的朋友”，自称“忠诚朋友。”信里面用村名代替国名，用莎士比亚里面的人称来称呼个人，有许多信是极为活泼的。有些信是不适于人们之间闲谈，而是宫廷生活的许多奇闻轶事。所有这些信目的在于不仅使格拉赫读后觉得有趣，还要间接使君主听了有意味。俾斯麦费尽心思，他的义父也施展手段，不让他的义子变得大有势力。1854年，君主想任命润斯麦做大臣，格拉赫却从中阻挠，设法不让他所栽培的人在保守党中得到太大的势力。在其它事情上，格拉赫却以牧师自居而快乐。当俾斯麦“为利于办公起见，要用一个光棍汉”的时候，格拉赫认为有必要提醒他。“警告别人不要希望得到好处而去做坏事。”当这类事办不成时，俾斯麦常常忍气吞声，咽下他的傲性，不然，恐怕就会得罪这位在他与君主之间架起桥梁的人。俾斯麦给格拉赫回信时，都是带着一种无比虔诚的态度，极力让对方满意。
“我争取每天同您通个气……伴随祈祷，服从上帝的旨意，这是上帝让我这么做的。”他又写道，“倘若我不同您保持密切的关系，我将会被人连根拔起，因为如果没有你，我是毫无根基可言的。……倘若我心情愉快地为君主办事，如不是与您有亲密、真诚的消息往来，我想这也是不可能的，我不仅只与您共患过难……关于我人许多活动的宗旨与目的，无论之间存在什么差异，都无法使我与你脱离。”他又在一封信尾说道：“我同您暂时分别，您可以怀疑天星是个火球，但你不能怀疑我对您的爱！”又有一次写道：“希望任何事情都不会动摇您对我的信任，为了君主也为了您，请信任我，我是您最可靠的。”后来俾斯麦也接到过这样的，别人对他效忠的信，他在内心是耻笑这写信人的。
但是他必须架起一座桥来，通过这座桥他可以得到许多梦寐以求的权力，他有着很大的志向，所以他会不顾一切地抓住所有的依靠，借以得到君主的扶助。况且这位君主还是一位专制的君主，诽特烈威廉有好几年很欣赏这个俾斯麦，甚至以为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位贤臣。俾斯麦称“他当我是他所产下的卵”。对君主来说，俾斯麦也有一定的价值，用他可以恐吓自己的阁臣，使他们乖乖地听命于君主。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他来阻挠曼陀菲尔。当君主的神经病更重了一些的时候，他常欺骗他的阁臣们，让他身边的那一党起草重要文件。他不要曼陀菲尔看这一文件，却将稿子送到法兰克福俾斯麦手中。有时君主吩咐，俾斯麦虽是腓特烈威廉所喜欢的人，但他有时也发发牢骚，不满意君主这种突如其来的专制，他说：“他的见解不定，办事毫无规则，好受秘书的左右。”
俾斯麦在法兰克福时，常常奉君主或格拉赫的命令回柏林。有一年他就这样来来回回，从法兰克福到柏林无数次，其间所走的路程有两千多英里。有时因君主传他，他回到了柏林。但有时因公务耽误，他到了柏林，脏特烈并不见他，却也不让他回去。“这是一种教育方式，是学校所常用的，常用来对付一个被降级后又复了班的学生。我好像被禁在了沙罗腾堡的宫殿里，好在送来的早饭还不错，我还可以勉强接受这一切。”当君主要派他出任维也纳的大使时，俾斯麦称这如同将自己交给仇敌一般，惟有专门命令他去，他才肯去。君主说道：“我不命令你去，你应该自觉自愿地去，求我派你去那是对你特别的恩赐。——我这样教育你，你应当感激我才是，因为我认为只有你才值得我费这些事。”
受君主恩惠的臣子，要忍受君主那难以预测的喜恶，这就是君臣关系的榜样！有一次君主传他到某处，修改曼陀菲尔的公文稿子，修改后的公文发出去后，君主还称赞他的一些用辞，即便这样仍要俾斯麦侍奉其左右，不肯让他离去。当时他的夫人有病在家，俾斯麦很早就想赶回家探望，于是他不辞而别。君主龙颜大怒，发电将改好的公文追回，作为惩罚，将俾斯麦改过的语句又重新改了。当时的普鲁士就是处在这样的统治之下。
俾斯麦非常懂得君主的喜怒是无常的，他不倾向于自己过于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