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俾斯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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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 第2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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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上军服,还要戴上假的短发,把伯恩斯托夫压倒,若是无假发,光着头露天站上两个小时,我想我会受不了的。”国王加冕这一天,他就是这副打扮,再过十年到皇帝加冕时他居然又是这样打扮。第一次加冕,国王躲着他的臣仆们,十年后加冕还是这样。这次威廉之所以这样做,是想避免外界说他是反动派,王后的行为很让他的丈夫和俾斯麦难堪,她遇到她的对头——俾斯麦时,已经比以前客气了许多。有一次正在行大礼时,她站住脚,站在俾斯麦前面,开始论起德意志的政策,“国王抓住她的手领她走,叫她不要再说下去,连拉了她几次,她都一动也不动。”
  但是虽从上帝那里得到了王冕,他仍不安心,国内局势日益混乱,到了年底,进步党选举得胜。君主要检阅新军,议院却不答应,到了春天,他命令解散自由党内阁,成立了保守党内阁以助罗恩之力。伯恩斯托夫伯爵是个聪明而活泼的人,见解也还算新颖,但力量却不够大还不足以使他走上新的道路。他代替了施莱尼茨当了宰相,但施莱尼茨仍在背后掌握大权。所以在后来将俾斯麦从俄都调回柏林时,他就称不久就会有三位外交总长。黑森选候作了一件错事,当他所辖的范围内的人民不肯纳税时,他就派了许多陆军用武力去征税。这件事给别人留了一个攻击他的把柄,俾斯麦对伯恩斯托夫说道:“你若要同黑森宣战,就派我当你的次长吧。四个星期内我保证你有头等的国内战事。”
  1862年春天辟斯麦变得很热心于工作,他预备当内阁大臣。俾斯麦自己认为他的专长在外交方面,君主又说一些屈辱他的话,说他当别的还可以,但是绝不可当外交总长。他不能像前两年那样久等着,后来他送了一道最后通碟给他的长官说道:“请给我委派职务,不然我就辞职。”结果是在三个小时内就派他到巴黎当大使。他虽多次与上方抗争,但以辞职来恐吓君主这还是第一次。恰好此时巴黎与伦敦都尚未派大使,伯恩斯托夫想到伦敦去,所以就将愧斯麦派往巴黎。他的官运并不太好,许多人并不喜欢他,王后更是视他为眼中钉,君主将他看作是一个不祥的政治家,然而俾斯麦却仍敢下最后通碟,敢冒敕令辞职之险。伯恩斯托夫劝他不要冒这个险,这是伯恩斯托夫的长处。帮助俾斯麦的只有罗恩一人,他很得君主重视。
  在俄都时,俾斯麦认为他的职务不过是暂时的,果然他只上任不过一年半便调离俄国。他将到法国当大使看作是旅游,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国内局势一发生变化,罗恩就会将他紧急调回,这是他们两个好朋友之间达成的心心相印。从前他很喜欢巴黎,现在却很难有什么引起他的兴趣。他觉得使馆的空气令人窒息,法国土里土气,却喜欢装模作样,凭空显出许多虚伪的成分。这两年来,他心里想的就是如何手握重权,另外无论什么东西都会令他生厌,有时过于沉闷使他显得郁郁寡欢,常令他追忆自己少年时最不欢乐的那段时光。
  当他从俄都调任的时候,他写信给他的妹妹:“自从我得病以来,我就变得懒于动心计。我的精力再也无法应付那些充满激情的环境。三年前我还可当一个有用的内阁大臣,现在我觉得自己就如同马戏团里的一个有病的马夫。……上帝与君主喜欢让我到哪里,我就到哪里,或到巴黎、或到伦敦、或是仍然留在这里,这一切都无所谓,既不会令我懊恼也不会让我欢喜。在我看来,这一切都是一样的,对于我的政治生活并无影响。……我害怕担负一个内阁大臣的职责,如同一个人见了冷水浴就先抖。我宁愿接受那些形同虚设的席位,或回到法兰克福,或是回伯尔尼,我在那里会很舒服。……凡哈根是个爱慕虚荣且心无恶意之人(俾斯麦正在读凡哈根的日记),但是谁不是这样呢?人与人的不同只在于生活如何使他们的心走向成熟,成熟的果实中有的就会长了蛀虫,有的会在阳光下显得更为饱满,也有的会被雨水所淋坏;果实有的会变苦,有的会变甜,有的却烂掉了。”
  其实俾斯麦是很少受过病魔的折磨,他的夫人,他的子女及其家中的其他人口,却接连不断的有病。他写信到波美拉尼亚,尤其是写信给他妹妹,口气日渐和蔼,也更加柔和。当他自己得了重病时,他会重新审视自己的政治感觉。他以哈姆雷特的心境写信给他的夫人,说道:“世上什么都没有,只有伪诈与幻术。无论是到了生命的最后,或是得了一场热病,亦或是一枚子弹将一个人的面具拆扯了下来,人的这张假面具迟早是要扯下来的。等将面具扯掉后,有谁能辨别到底哪一个是普鲁士人,哪一个是奥地利人呢?等到人的血肉与面目都化为乌有时,只剩下骷髅的时候,智慧与恩钝还不是都一样了吗?如此这样看待世事,就会使人摆脱一种狭隘的爱国主义的重责。”
  从此以后他对任何事情都采取这种观点(有时对他的夫人也是如此),包括宗教的遗迹(他认为宗教的形象更不合理),他都用这种观点来加以反省。那些有魔鬼意味的真理都化作乌有了。他不再常写家信了,即使写也写得很短,却是用极其亲密的语言。惟有当他描述大自然时,他才会发觉许多深奥的东西——这时,他更像一个诗人。
  当他被命运打击时,他就用定数的思想来聊以自慰。当他得知他的外甥死于打猎时,写信给他的妹妹说:“再过二十年,或顶多三十年,我们两个人都不再为世事所苦。到了那个时候,我们的儿女们恰到我们现在这个年龄,他们会认为自己的生活才刚刚起步,其实已是在下山,他们就会觉得诧异。假使不过就这样完结的话,就值不得穿衣服与脱衣服了……我们所爱的圈子就会接连不断地变小,要等到我们有了孙子,这个圈子才会变大。到了我们这个年纪,新交的人不能替代死去的人。”我们从这几句话中就可以看出他的家庭感情是如何胜过宗教。
  但在生活的平常状态中,当既不动感情又不颓丧的时候,他却写出了真理。例如在他给一位王爵送过殡之后,他这样写道:“教堂里挂满了黑色的东西,当送殡的人都走出教堂之后,我与戈尔查科夫仍站在那里未动。我们坐在盖着黑天鹅绒被的棺材旁谈论政治。……讲经的是取第一百零三章圣歌作题目,我们却在那里规划筹策,好像我们是长生不老的。”这样的冥想心境,是一个天生的解析家所应该有的,在他的少年时代屡见不鲜,然而在他信奉基督教的十年间却是罕见。从此以后他又常常怀有这种心境,因为这样会使真理站到镜子面前。
  现在他也是存着这样的心境在巴黎大街上闲逛。他尚未将家安顿好,因为夫人尚不在这里,又无其他人陪伴。他因为未达到目的,心情愈来愈不安,到后来他竟然鄙薄这种目的,他写信给罗恩:“有一种动物,它在这个世界良性运转时,却喜欢在冰上跳来跳去,我很喜欢这种冒险精神。”他同罗恩探讨其可以使伯恩斯托夫暂缓起程的家族理由,这就可以将危急推迟到春天。俾斯麦最后说到:“也许我们并没有考虑到人们的心思,也许君主会打定主意永远不再委派我,因为我实在不明白在最后六个星期内并未委派我,为何忽然会现在委我职务?”八月间他追着罗恩要他给他点实实在在的消息,因为他实在想知道,明年的冬天他的写字桌会摆在哪里?摆在伦敦,抑或巴黎,抑或在柏林,罗恩的回答是很有特色的:“君主将会领悟这样的动机,所以这样的动机会产生较多的效果,超过诸多政治上的考虑。”
  他一刻也不停地想家,想有一个固定的住所,这使他心神不安。他说:“我的东西还在俄都,将会被封冻在那里取不出来,……我的马匹却在附近的乡下;我的家眷们在波美拉尼亚;我自己尚在路上。……我最喜欢不过的是住在巴黎,但是要让我晓得我并非费了许多力且不过只在那里住上几个星期;我的家眷人口太多,很有不便。”他随后又说道:“我预备当内阁大臣,就是今日也可以上任,但是连这样的机会都没有。”他还是采用惯用的手法,为自己留出一条退路,写信给他的哥哥说假使他得了这个大臣的职位,也不会于长久的,然后就回乡下种些小树。“我的想法是要在沙地种橡树,然后卖掉树皮。即便种在最不好的、石头最多的地方,荷兰人也至少每英亩赚得四十至六十先令。”有一次他写信给他的哥哥,口气似乎是一个小军官在玩了一夜之后写的:“同妻子分离使我觉得沉闷极了,昨天我吃了很多杏子。我多么想有一个安定的居所,那样我就可以安度余年了。”
  他在巴黎度过的这两个月,并没有使他得到好处,只有一次在与拿破仑三世在符腾堡有一番长谈、这一次还如五年前一样,拿破仑三世耍弄俾斯麦的脾气,只不过比上次要急得多。拿破仑三世好像有点晓得这个人不久就会手握大权,就会成为毁灭他的仇敌,又好像希望有一个什么办法可以免去这场灾难。当这两人一同散步时,这个法兰西人忽然对那个普鲁士人说道:“你认为君王会预备同我们立一种条约吗?”
  “敝国的君主对于陛下自身,存有极其友好的感情。敝国对于贵国,所存的成见也已经几乎全部消失了。但是惟有在环境有利的时候,订立同盟才会有益,也只有在这时,同盟是必要的也是有用的。同盟必须有一种动机,必须有意义。”
  法兰西皇帝说道:“这却不尽然。有些国家彼此之间是非常友好的,有些却不然。由于不知道将来将会是怎样,所以必须在一些很特别的地方加强信任。我所说的同盟并非随意而为之的。在我看来法兰西与普鲁士是痛痒相关的,这就可以使我们建立一种亲密且耐久的友谊关系,除非有成员阻挡。尝试着去制造就是大错而错的。事态的变化是自己会来的,我们既无法预料到其发展趋势,也无法估测其力量的大小。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要事先预备应付的对策。当事变一到,我们就不难于对付,且能够为我所利用。”他在试图表达一种建立外交联盟的思想,随后他忽然停住脚步说:“你想像不到这几天奥地利想同我们签订什么令人惊讶的条款。……维也纳好像是处在一个恐怖时代,梅特涅同我谈论过全权,全权的范围极其广大,连他都几乎不敢说出来,他说他有权同我无限制地商定几个问题,他所拥有的大权是向来君主未曾给过使臣的。他的这种宣言却使我很为难,我不知该怎样答复他。他屡次说他想同我商讨一些大事,既愿意牺牲一切,却又毫无限制。从这一方说,先姑且不讨论我们两个国家之间存在着冲突,我却有一种感觉,惟恐会被牵涉到奥地利的命运之中。”
  在这次谈话中,有一点极其惊人的就是这个法兰西皇帝不拘礼节,这并非他向来的习惯,然而这次却展露在另一个政治家面前。这位政治家是以狡诈装作坦白诚恳而著名。我们未尝不可以这样想,拿破仑三世之所以这样讲话,是由于他的任性和过去看轻这种礼仪上的事,但是据他的性格和从前的历史来看,似乎并不能同意我们的猜测。他知道外交家一般都比较喜欢闲谈。所以他不会全无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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