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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天才的显露是一位天才外交家的特色——从此以后日见其增多，只不过从此以后，人人都把俾斯麦所说的话记载下来。舒尔茨1848年原是一个革命党，逃避到美国办过许多事业，现在过了二十年回到柏林来，是一位美国军长，他满肚子都是偏见，他以私人身份不能不说反对俾斯麦的话。虽然是个不甘屈服的人，但当他遇到俾斯麦后，却无法不为其折服。“他滔滔不绝地说话，显得精神饱满，那有趣的俏皮话，他的大笑（有时候他引人大笑，有时却很厉害地讽刺人），他由诙谐又过渡到深远的感觉，他希望自己有讲故事的本事。他的直冲而出的腔调显示出他的霸道人格。”俾斯麦请舒尔茨明日共进晚宴，其他客人都是让人讨厌的，等到其他客人散去之后，神斯麦留住他，现在俾斯麦很和气地问他许多话，包括关于美国的情形。
这位外交家有许多外交家特有的本领，其中有一样就是装病。有一次阅操，他说了一番话，使离他不远的几十个人都听得见，他说道：“我觉得生病是一件很难过的事，我不能吃，不能喝，不能笑，不能吸烟，不能做事；我的神经破裂了……我的额后没有脑子，只剩下一团浆糊。”在君主党的一次聚会中，他耍弄忠君的医生。他对一个宪法教授说，假使霍亨索伦曾用他们的势力反对那些不听从命令的贵族们，俾斯麦就会属于在易北河左岸的一部分的贵族，同他们一起打右岸的贵族，使他们服从一一但这正与事实相反。
有一次一个斯图加特政客来看他，他装作是一个民主党，谈强迫征兵的好处，他说：“我也是被母亲纵容惯了的孩子，我被迫扛起了枪，有时我不得不睡在干草上，然而这一切对我却并非无益。当一个种田人说他曾经也与乡绅们地位相当时，就连他自己也不会相信这件事是真的。军队里既有这么多有知识的人，军官也需要亲自动手做事。”他在这个从符腾堡来的人面前，要给强迫征兵制加上一层民主党色彩。其实他并不是一个被母亲惯坏了的小宝贝，他对服兵役极为痛恨。但他并未在干草上睡过，惟一经历是他在出门打猎时，出于玩闹睡过。
那时候罗恩曾说过：“他相信他能够凭借外交家的善辩与机灵胜人一筹，这样别人就会对他言听计从。他对保守党说保守主义，对自由党说自由主义，用这个法子使同事们甘心于自欺欺人，这使我看见难过。他想无论现在还是将来，他都要让别人明白他是无所不能的，这是因为他觉得一旦他缩手，他所开始建造的房屋，就会立即坍塌的，为世人所讪笑。这一点他看得不错；试问要达到这样的目的，非得用这样的方法吗？”罗恩是俾斯麦的挚友，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这句话问的话表达了罗恩心中深深的忧虑，罗恩见到他自己用符咒所请出来的神，心中十分不安。
俾斯麦一方面从自己的立场出发，精心算计他所说的每句话会带来什么样的效果（不仅当众是这样，私下里也是这样），一面却不甚注意名声，他一生都是如此。他不好虚名，因为他一向将名声看得很淡。他之所以计算他所说的话的效果，是因为效果对他采取相应的政策至关重要。他不好名，所以他认为名声是一件最可厌的事，“无论到了哪个车站，都有许多人瞪着眼睛看我，好像我是一个日本人。”当他在维也纳公园的时候，人人都跑来看他，“好像我是一个将要在动物园里展览的新来的河马”。他把头衔与徽章当作是可笑的东西。在他的公文里他删去几种惯用的修饰词语，毫不遮掩他的作风。有一次他与另外两位大臣同时被召见，他到了的时候问副官：“那两个骗子还未到？”在宫廷舞会上，他觉得跳舞是一件很有趣的事，然而，君主却禁止王妃公主们同他跳舞，并说：“人们都责怪我为什么要派一个轻批人做宰相。‘有一次他的红鹰大缓带滑到地上，他让一个宫廷的官员替他挂好，当人家替他挂起的时候，他显得很不耐烦，指着一位王公说道：”徽章大级带是应该这人披的，我想他们一生下来，皮肤上就生有引力，这种东西把徽章大级带都吸紧了，不会滑下来。“
《喧声》报将他描绘成一个猎人。他很生气地对赫因罗厄说：“他们攻击我的政策，我不过付之一笑罢了。打猎却不是开玩笑的事，打猎是一件很严肃的事！”他喜欢讪笑官样文章，无论在哪里（在议院是这样，在家也是这样，况且他很少呆在别处的），他都摆出一种天生贵族的镇静。只有对着他的亲人们，对着他的秘书们时他才显露出他的特别之处，意在使他们有机会把他的这许多特别之处告诉后人。
这时候他已经在欧洲享有盛名了，在柏林的外交家都说他是大魔术师，是查拉士图。在外国京都出版的书信与传记中也满载他的名字。梅里美说一件事将要发生时，“除非俾斯麦决定不要发生”。俾斯麦在推勒里做贵客，左拉把他描绘得极为形象，说道：“当公司发起人沙喀尔特很得意的在大厅里同他的情妇（这个情妇是他与皇帝两个人所共有的）手拉手的漫步时，她的亲夫却跟在背后。俾斯麦伯爵，原是一个魁梧的猎人，此刻正在与几位客人消遣，忽然间爆发出一阵轰笑声，他的两眼带着嘲笑的神色。”
这时候他的名誉与他本人的人品是相符的。世人也将他当作是一个不讲道德的大家，他的坦白与诡诈常常掺杂在一起，令人难以识透。本尼格森说道：“他用不同寻常的手段骗了法兰西。外交原本就是世界上诸多最善骗人的事之一，但当俾斯麦用这种巧妙的手段欺骗别人，却使人无法不对其赞叹不已。”当时的外交家，并不说他是个英雄。无论是彼此谈论，或是书信往来，却不由自主地说起他的手段。例如贝斯特说道：“俾斯麦在加斯泰因说过‘我们绝没想到为德国而取得德意志的奥地利。我们会很容易地想到荷兰。’过了几个月之后，荷兰公使从柏林调往伦敦，这位公使曾告诉我说，俾斯麦对他说，没有人想到荷兰，倒是有人想到奥地利的几个操德语的省份。”
其实俾斯麦最想做的就是要使他的左邻右舍们与仇敌们不安。在他作学生的时候就常用这种方法。他说这两句话或许是有意使听者传播，无论在什么人面前，他会毫不犹豫地采用最有力量的骂人字眼。他尤其喜欢骂他的对头们是匪类；当他最高兴的时候，他会说：“他是一个傻子！”——这样是表示友谊，他现在就是这样的随心所欲地批评别人，这是他祭骛不驯的写照，他喜欢这样骂人。自己喜欢说人家是什么，就说什么，即使对君主也是这样，他知道他能够这样做，这可以带给他一生的快乐。
弗莱塔格的批语虽带着仇视的色彩，却是很引人注意的：“俾斯麦只能在一个出于黑夜而人于白昼的时代有行得通的可能……在浪漫派与美术派之间，有一片狭窄的学识地带，是那些旅行好事者与漂亮的贵族公子们所特有的区域……我看俾斯麦好像是从这个无思想时期来得较迟的惟一的一个人。他最令人关注的特色，就是不敬，无论判断什么，都是任意而为之，用自己作判断的标准。所以这个人不能做一个学派的发起人；他的诸多过错，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过错……现在的君主不愿撇开他，除非俾斯麦自己愿意走开；不声不响的在那儿发闷是无用的……一个不很了解自己的人，一个极为任性的人，他的祖先也是不甚发达的，然而他就是这样浮到表面上来，居然于危险而不顾，拥有真正超群的品质，同普鲁士的光荣与伟大合而为一。有如无论什么人打击他，同时就是打击国家一样。”
全世界的人都觉得他是与众不同的！虽然有许多人与弗莱塔格观点相同，说俾斯麦有许多超群之才，这许多才能又是有利于国的。总的说来，在这个时期（正好在他的那个政党大竞争之前与这个政党大竞争之后），他还是与全部政敌，与全部阶级，格格不人的。“我要你们所要的，但是我所用的方法与你们不同”，他在新的帝国议会里面，敢说这两句话。“我如果不反抗你们，你们就会得出结论，说我把事情看得无足轻重。我从不这样认为，我想你们应该喜欢的。”（听者很受感动）当他被逼迫承认巴登为北德意志联盟的一分子的时候说：“诸位先生，不必这样热心催问为何那样靠前站，要满意于享受你们所已得到的，不要贪得你们所未得的……我也许是办错了，也许是I 办错了。我只能告诉你们，我同你们意见不和，我将按照我对于时局的见解来办事。”
一个人这样对待人民的代表，自然成为同事们眼中的专制者。他既把北德意志联盟当作自己亲手创造的，又要求对其有节制权，同时还要节制普鲁士。那时他的最亲密的朋友诉苦说：“不满意他的专制行动，自从罗恩退位以来，他的行为令人更加难以忍受，哪怕是极小的反对意见，他都不能容忍。”罗恩辞职不过是暂时的，他批评地写道：“在召开会议时，他把自己的位置看得过高，几乎只有他一个人说话，他好像被过去的错误所缠绕，他相信用知识的灵敏……就能够推倒时局的诸多困难……就政党而言，我属于保守的反对派，因为我不愿人家捂住我的双眼，违背我的意志，牵着我的鼻子走，至于走到哪里，惟有上帝知道。俾斯麦现在同从前一样，不理睬他的那些最可靠的与最肯帮助他的朋友们，反而对他们毫不客气。”梯尔是一位次长，曾写过这样一段话：“这位长官还是和以前一样自以为是，常说些牢骚话，有时遇到他并不太了解的小事还要干预，有时却执拗地不肯干预一些重要的事情。不要紧！倘若他的身体完全康复，我们就有意神秘地问他，‘欧洲是什么价钱’？”
因为人人都怕这个专制者，就没有一个人敢作哪怕是最小的决定，这使他非常愤怒。他的夫人从乡下写信给乔特尔，说道：“你几乎不会相信俾斯麦怎样的发怒，因为在柏林的人们无论什么小事都要请他批示或决定……你知道我们国家的这位伟大的舵手如果什么事都麻烦他，就会令他极为苦恼。”当他不在柏林的时候，倘若诸事不能尽如他意，他就写道：“我很懊恼我在第二段所说的话并没有取得什么效果。我是很少麻烦这些先生们的，他们强追个有病的人回头三次说这样的事，实在是近于藐视。”
当他变作一个独唱者时，还要唱第一段，合唱者只好不出声，无人愿同这个最有势力也最有个性的人联手办事。在新德国筹备好之前，德意志的知识界几乎是不由自主地躲开，既无章程亦无一定的意向以反对。无论在书信里或是在谈话里，我们从未听说过什么有名的知识界人士曾做过俾斯麦的座上客。曾有几件公文交给特赖奇克，任他处置，也曾说过施贝尔哈根的新小说，或许会收到路透的感谢信——好几年所说的不过这样。埃克哈特是一个善于观察的人，他第一次拜访你斯麦，所见的客人都是贵宾，他们对俾斯麦说话时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