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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常说他睡眠不好。他吃过一顿饱饭之后要等到半夜才能人睡。常常是只睡一小会儿就醒了。“我在考虑各种各样的事，尤其别人对不起我的时候，我就想。……这时候我就写公文、写信——我并不用笔写，而是在脑子里写。当我作大臣的时候，通常晚上写公文，早晨起来读，便觉得极粗糙无味——这样的文章只应当是某某亲贵写的，我宁愿睡觉。但是我禁不住还要写。”他睡到早上很迟的时候。十点或十一点之前无人敢喊醒他，因此他听不到军事报告。
他的生活比较单调。现在他已经很少骑马了，时常做做体操，或是一个人在四周都是高墙的花园里散步。有一次他偶然看见一把梯子靠着墙，“我当时特别想爬上去。那里有哨兵么？后来我问卫兵我们是否应该进巴黎。”他外出并不佩剑。“我常带着手枪，因为到了必要时虽然愿意被刺，但我却不愿不报仇而死！”他在法兰西时被人怨恨，进兵之际，也有人想暗杀他。他写信给夫人说：“这里的人当我是一只善闻血腥的猎狗。老婆子们听见我的名字就下跪求饶。阿提拉同我比只不过是一只羔羊。”
旧时幻想的心境现在很少再现了。有一次他记载过这样的一种心境。他写道：“我觉得心里很烦闷，就骑上马一直沿着路易十四街跑下去，在籁籁落叶中走过剪过的篱笆旁，经过静寂的池子和男女神的石雕像，附近无人，除了约瑟跟在我后面跑，他的佩刀一直在响。一个人独在异域，又逢这样的时节，自然思念家乡。孩提时代的记忆渐渐浮现出来。”
战事之初，他吩咐他的儿子们说：“若你们中的其中一个受了伤，要先拍电报到大营告诉我，不要先告诉你们的母亲！”八月间，他同君主在一起。在马斯拉图尔附近打仗后的那天晚上，有个军官走过来和毛奇低语，毛奇露出惊恐的神情。悍斯麦立刻问道：“此事与我有关吗？”
军官答道：“第一队骑兵初次进攻时，赫伯特伯爵坠马，比尔伯爵受致命伤。”
俾斯麦问：“这个消息是从哪里传来的？”
“从第十师传来的。”
他立刻上马，一言不发地就跑去了。他同他的表兄一起到战地医院去寻找，直到晚上才找到了比尔。比尔并无大碍，只是坠马受了点轻伤，赫伯特却被长矛刺伤。自从俾斯麦在俄罗斯得病以来，这次寻找儿子的经历是他最为痛苦的。假如他真的看到两个儿子死去，他的精神会垮掉的，就如同割掉了他的一条腿。失去儿子，他的生活就好像失去了目标。他绝不能从他的事业中得什么安慰。虽然他很少关心儿子们的成长，但他认为必定要有继承产业的儿子。他需要有可爱的人，如同他的血液要有永久性担保一样。
所以打仗的时候，他比平时更想他的儿子。他在凡尔赛同时办两件事：一面管理瓦森家事，一面管理普鲁士国事。他发一封信给夫人，随后发电吩咐迟些再送，因为他知道她已经离开赖安菲尔。他怕他的夫人拆开看后，再给牧师看，这样就极有可能传到报界。他在这信里问夫人孩子们是否有充足的暖内衣。他的儿子们奋勇打仗，早已该得到他们应得的铁十字宝星，现在却还未得到。他很不高兴，却很小心地不时向君主说起这件事。到了圣诞节，赫伯特的伤开始好转了，俾斯麦送他的儿子一把好刀，他很小心地防范，不要他的儿子再赴前线——这是罗恩提议他防范的，因为罗恩的儿子阵亡了。有一天在葛拉维洛，俾斯麦同君主在一起，因为他晓得他的儿子们都在奋战中。那时候我们听说他面色怎样不好，又听说“他俯着身子向前，他那向来不动声色的脸现在却脸色大变”时，我们敢说他催促和平的政治欲望因为其为人父的感情有所增加而增加。
他被多层潜力所逼迫，他要对全部事务负责。他的神经为此痛苦；他的部下因为他的神经质也要遭受痛苦。一次有一个人把他的批语用铅笔写在公文边上，却忘了先用墨水填写，然后送去印。于是他对着参政们大发雷霆：“你们怎么不把公事房弄整齐？这里不是用来玩耍取乐的，你们在我困难时不帮我，却逼我发狂，你们选的时候不对，任何人很难居于我的地位。”吃饭时，他一个人在自言自语。有一个男爵插他的话，他很严肃地说：“一个人正在说话的时候，别人不该插话。你要说话等我说完了再说。”阿比肯也对俾斯麦不满意，他对夫人说：“有许多事是必须告诉他的。有人告诉他，他却不留心听，这是他最大的缺点，他经常不回答，或者就是答非所问；我对他说话，他不理，他只想对我说话，他往往是这样做的。”同时俾斯麦倒以为人家误会他，厌恶他。他对他的夫人诉苦说：“讨厌与怨恨的寒冷沼泽怎样慢慢越过了我的心头。我交不到新朋友，老朋友不是死了就是发怒跑了；从上头来的寒气增加，帝王们本来就是这样的，就是最好的也免不了。……我渴望与你在一起，与你一起同住乡下。”
他在大营里惟有与外人交涉时表现得很谨慎。他对一位美国军长说，自少年以来，他一向是趋于“共和主义”的。但是他偏离了这条道路——德意志的进步尚不足以建成一个共和国。他屡次和《泰晤士报》的记者谈话。他从报社记者中掏出的新闻往往多过报人从他口中掏走的。当他听说《新自由报》的一个代表在布赫尔那里，他就出其不意地找了过去。这个记者是一个波美拉尼亚贵族，于1848年被判死刑，后来改为六年监禁。这就是一个他所要争取过来的对头。从前未见过这个人，他第一步就是装作认得他。他随即说：“我们俩同岁，但你看起来要比我年轻多了。”
科文很高兴地答道：“我告诉你养生之道的一种妙法，你只需要在监牢里呆上六年！”
俾斯麦听到这两句话，觉得很有趣。他很和气地问他的各个亲戚，随后他说：“你我都在颇为相同的环境里长大的。当我年少的时候，我的自由主义作派使我的家庭陷人恐慌，这一点我与你是相同的；我很早就因为要统一德意志而产生激情，却因为1848年诸位领袖的无才使我产生厌烦之情，这与你又是一样的。人在少年时是比较激烈的，党派的色彩由于所持的态度就显得混乱了。况且一个人绝不能完全摆脱其固有的遗传性，这是你晓得的。一一你该知道命运怎样摆布人，与此同时的诸多原因会使你被监禁，却使我达到我今日的地位。”
这位记者听了这番话很诧异。他用变形的比较和虚伪的推论引诱一个政治对头，这是多么神妙的方法。他欢迎科文是一个同类的贵族少爷，又提及他们少年时诸多相同的地方，说及他自己的自由主义，这是多么巧妙啊！俾斯麦居然达到了目的，因为科文说过，俾斯麦的和气与同情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凡尔赛，俾斯麦的对头可以分为穿武官服的人和穿制服的两种，分官员和王公。只有法兰西的官员还多少能同他说得来。斯图施在大本营写道：“我从前不晓得众人痛恨一个人犹如他们痛恨俾斯麦那样强烈，他现在要全力以赴地实行他自己的诸多想法。”他同参谋部尤其不和，他说：“军人们的忘思负义实在可恨，他们明明知道我在帝国的议会里竭力为他们办事！在我最初提倡打仗的时候，我是诚心从陆军利益考虑的，但是我回国之后却变成了一个彻底的政客。等到我第二个预算案出来时，他们就知道了，那个预算案里头没有‘铁’了！”后来他说及陆军的“抵制”；军人们竭力不让他参加会议，他们等俾斯麦睡着了才开会讨论。《泰晤士报》的访问事件，罗素在关于军人们的计划与作为方面，所得的消息大多比他丰富，是他消息的源头。参谋部对俾斯麦的亲朋密友非常谨慎！很留意什么人会当众或私下告诉他秘密消息。军长们也在警惕地监视他，仿佛他是一个靠不住的中立国。他是位宰相，但是他的一部分计划却决定于军事行动。为什么军人们这么固执不让他得到消息呢？原因之一是他们嫉妒他的权力。原因之M 是俾斯麦自己太专制，总要把所有权力揽在自己手中。曼陀菲尔说：“一个政治家要求的势力多于军队的领袖们，这真是怪事！”
他原想使他们在自己的监视之下行动，君主同样要和军长们一样在自己的监视之下行动。可军长不仅仅在军事上，也在政事上劝说君主。由于他的专制与傲骨，他惯于采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处理全部事情的习性使他极力避免这样的孤立。军人们对他的和平政策和帝国政策表示不满。他想当众贬斥这些军人：“我们总司令采用的是坐在交椅上的战略，而打仗依靠的是普通的士兵们。我们之所以取胜，其实是因为我们的士兵身强体壮，有耐性，有毅力。如果麦克马洪所统领的是普鲁士军队，而阿文斯利本所统帅的是法兰西的军队，那么获胜的将是法国而非普鲁士。”吃饭时他责怪斯泰因麦兹与阿文斯利本。他请攸连堡到营中，说：“是否我们可以在穿制服的人中间找到一个臭味相投者。”有一次他在一个温度高的屋中，感到难受，于是他对瓦尔德塞发牢骚说：“他们瞒着我，有许多重大的行动都不让我知道。有许多与我有关的事，我也是偶然才听说的。”当俾斯麦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两眼越变越大，脸上渗出大滴的汗珠，他正在吸很浓的雪茄，从空酒瓶上可以得知他喝酒喝得很凶。
他毫不留情地对赫因罗厄王爵说，虽然色当战役后，陆军的举动无一不是错的。“我不是一个富有智谋的人，但是战略我明白得很，我们应在阿尔良集中兵力，在那里候敌来攻。但我们却并未这样做，反而傻得不知所以地向巴黎开进。我抗议，但人们听毛奇的却不肯听理性的话语。”因为当围攻巴黎时，最与俾斯麦作对的就是毛奇，他们意见不合已有好几年，但最后都得到了渲泄。
俾斯麦和毛奇年轻时，面貌大相径庭。俾斯麦通常注重的是肌肉、体质、意志；而毛奇注重的是骨头，轮廓，思想。俾斯麦二十多岁的时候，他所写的信中满纸都是骄傲自负和自我解剖。毛奇在自传里这样描写自己：“深黄色的头发围绕着一张淡白而极有神气的脸，他的态度显得很雅。他像一条很深的河，河表虽然平静，但水底则是不停前行的暗流，惟有遇着巨石阻碍才会化为汹涌的白沫。‘俾斯麦的灵魂无一刻不动，即使在少年，也已像一片波涛汹涌的大海在呼啸。
毛奇无论做什么事都是和蔼的，适度的，宁静的。他寡言，不容易发牢骚。他之所以不说话是因为他宁愿在局外旁观而不愿介人局内。当他人局的时候，不知不觉，他一边玩游戏，一边睡觉，看书，总是心平气和的。他喜欢在他的大园子里散步，不喜欢逛森林，无论是给君主写报告，还是锯树或接枝，他都事必躬亲。他无儿女，常为他人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