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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奇没有国籍，他可以算一个德意志人，如同波拿巴是一个法兰西人一样。他出生在德意志，他的父亲是丹麦人，那时毛奇不过五岁；当毛奇再到德意志时，恰好是一位二十二岁的丹麦小军官。四十年后他带兵打丹麦却没表现出任何同情。他在丹麦的时候曾一度发誓保护丹麦的英雄、军旗、军队，现在他也承担一部分责任。毛奇在军队里是名专家，俾斯麦完全是靠人格获得尊严，所以在这一层上毛奇能够证明他的行为是轻而易举的，可以胜过俾斯麦；俾斯麦却难以证明他放枪打德意志人是应该的。对毛奇而言，他的举动，他的攻击路线，都是在先有所考虑的。俾斯麦却不然。
毛奇喜欢旅行，在国外旅行了好几年；当他四十岁时了娶了一个英国女人。她很年轻，足够作他的女儿。无论他的面貌性格、生活状态都不像德意志人。假如他碰巧变作俄国陆军的军官，他在那里会有宾至如归之感，如同在他西里西亚的庄园一样，他很早就打算用国家赏他的钱来置这所房产了。他若是在俄罗斯，如同在普鲁士一样，他的战略天才（这种天才无论哪国都可以适用）当然会使他出头露面，技压群雄。
他的属性与行为，是这样和谐，又是这样中和，这样缄默，俾斯麦与他格格不人甚于他与俾斯麦格格不人。他们只有一件事是共同的，就是彼此极其不相信对方。
毛奇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人能过这样安静的生活。所以他们相见时从不说一句好话。与罗恩不同，罗恩对他们往往说好话。今天他们两个要合伙办事，冲突的机会更多了。在大捷的那天晚上，毛奇请疲倦的俾斯麦下马，同他一起坐马车。当他们走开时，军人们很热心地冲他们的领袖毛奇喝彩。俾斯麦说：“他们这么快就认识我，真没想到。”毛奇不言，过了几天，毛奇笑谈了这件事。
十月间，俾斯麦发牢骚说毛奇不听他的话，“更加像一只鸳鸟”；别的人并不这样说，他们说，毛奇“几乎像一个姑娘”。
当辩论是否应进攻巴黎时，那时“中立的英国人道主义家与阔夫人们”认为与其用进攻使巴黎投降，不如断绝粮道；当过了几个星期后，巴黎来的报告只是说“无消息”——俾斯麦开始发抖，如同在尼科尔斯堡一样，恐怕中立国干预。此时他对毛奇大发雷霆，毛奇曾说过，若是把大市镇围住，用不着打，就会投降的。
这个理想，后来被大战略家抛弃了，俾斯麦于是发怒了，他对布洛曼特尔说，他对君主与毛奇很不满意，他很激烈地说：“他隐瞒着不告诉我，对我极无礼……战争一结束，我就辞职。他们这样蔑视我，我不能再忍受了。他们这样对我，使我非常气愤。除非这样的待遇结束，不然我会被活活气死的。我常反对包围巴黎，认为那是大错而特错。我所喜欢的是用拿破仑三世的军队复辟，因为他是个病人而不再是个危险人。……君主不肯听我的话。战事初始，我是一个君主党，当战事告终，我再也不作君主党了。”他对本尼格森说：“我不忍心再看啦。倘若接连停止用兵，我带着我的马夫往德国边界去了。”同时毛奇也对太子说不满意俾斯麦的话，他说：“俾斯麦既要判决文事又要判决武事，不听专家的话。况且俾斯麦伯爵问参谋部的几句话是关于秘密战略的问题，我有几次不肯答复。我是君主的军事顾问，我不能让我自己被俾斯麦伯爵的见解所束缚，与我的目的相背离。”
到了十二月中，俾斯麦用他最喜欢的办法罢工，整个星期没有露面。他让一个记者知道他们两个多么不和，并让他把这个消息传到美国，他一直等到最后决定攻城时才露面。太子于是请二人吃饭，作和事佬。脏特烈有好几次从中插嘴以指导座席上的谈话应该趋于平静，因为此时俾斯麦正乘机批评自色当之战以来的军事举动。
在大本营中，使俾斯麦绝望的，除诸军长之外还有诸王公。开战之后八天，他长篇累续地写信给他的夫人：“这许多袖手旁观的亲贵们带着他们的仆人、马匹、副官，住得舒舒服服的，这太过于随便。我们最得力的属员们没地方住，真是岂有此理。”当前进时，他想尽一切办法躲避亲贵们。他想拜见君主，但是不能不与亲贵们相见，后来他对同事们描写全景：“那里有许多王公们，平常人就无立足之地了……这样的一个无头脑的矮子，满口胡言，处处炫耀出他是王公的妄自尊大，我还是他们的联邦议会宰相呢卜…某处的市长来致敬，‘市长先生，见到你非常高兴！在这个市镇里头，重要的职业是什么？不是制烟草与织袜业吗？……’同君主吃饭时，他们把我安在巴伐利亚亲王与魏玛大公之间，谈话变得索然无味。”
他忍受了许多痛苦，其中之一就是这位大公。魏玛大公对俾斯麦说：“交涉现在已进行，你是我的联邦会宰相，将来把必要的消息告诉我，以便我能够转告俄罗斯，我喜欢转告多少就转告多少。”俾斯麦想避免的就是走漏消息。俾斯麦鞠躬，带着讥讽说：“凡是我的大公所想要我办的，我将照办。”等到后来，大公派一个使臣到他那里俾斯麦说，这位元首要这样践踏时代与精神，他觉得很诧异。于是科堡王写一封长达十二页的信给俾斯麦，都是关于德意志政策的。他告诉这位国王说所有的提议都已经实行了，但只有一条未实行，这一条不值得谈了。
有一次魏玛大公发电报给他的夫人，用威廉国王的口气说：“我的军队正在疆场浴血奋战。”这封电报经俾斯麦的手时，已是夜深，俾斯麦把他的秘书请来，给他看，修改部分，避免泄漏于外。萨克森——梅宁根公爵用忙不过来的电线打私人电报，俾斯麦告诉这小邦，说用军用电线打私人电报，是不许的；这位公爵所谈的内容不过是关于森林的育苗圃、歌女与买卖马匹等事。
有一次，俾斯麦会见全部德意志王公，事后他说：“他们这班亲贵都围住我，如同乌鸦围着一只猫头鹰一样……随后有人告诉他们，在隔壁一个房间里，有一把从前用过的加冕椅子只剩下了一条腿或椅背，于是他们都去看，我乘机逃走了。”在一次他吃饭时巴登大公到来，十分钟后，他回来说：“我这是太难了，将来他们会闯人我的卧室……无论什么人若不先通知就来，我就把他拘捕。……他好像认为我在这里是为等他们的。”
经过了这许多事之后，他还是一个天生的专制家，十一月的晚上，俾斯麦同南德意志的大使们商议之后，说：“我常想，假想我有五分钟的权力说，‘那是必定要的，这是不必作的！’该有多好呀。假使我不必说因为什么与所以要作什么来麻烦我自己，不必对于极其浅白和简单的事还要证明，还要争辩，如腓特烈这样的人，就很少浪费时间，因为他们自己是军人，多少明白事情的趋向。自己当各部大臣。以此而论，拿破仑三世也像腓特烈。但是，我们在这个时候，永远要说话，要恳求。”不久他又说：“……当一个元首，我知道该怎样严厉，可惜我不是元首！”
他地位的背后，他的生活的惨剧，当晚上喝啤酒时，他这个疲倦的人就可用几句牢骚话，将一切都包容在里头了。他天生是个治人者，如今却要侍人。所以他见的世界，是个令人愁苦的地方。当他要得的事正垂手可得时，一个亲王放下一道玻璃墙来，这位政治家进不去，要在外等。
唉！当一个元首有多难！
一、帝国议会
“值此帝国议会召开之际，自4 月24日起，逢星期六晚九点钟，你斯麦伯爵将于寒舍恭候某某议员光临。”
北德意志帝国议会开幕之后，这是第一次发给各位议员请柬，它使人民代表们颇为激动不安——一些议员很喜欢这样的新办法。不过也有人极力反对。西姆松说：“我们必须穿上晚礼服，以保持此次会见的庄严性。”然而，你斯麦既不需要晚礼服，对“庄严”也不感兴趣，他的目的在于建立一种每星期都营业的政治交易所。一等到建立，“在一间客厅里的一角，只要十分钟就可以解决许多问题，不然的话，就要在帝国议会里询问。”
许久已来，你斯麦已不赴约会了，也很少进宫，在家的大多数时间里，他喜欢穿一件长褂子，褂子的大领子几乎把领结都给遮住了；再不然就是玩他的破制服，这使毛奇无声地微笑。他老了，已经习惯于服从人的本能欲望，但是他的贵族傲气使他更加喜欢做主人，而不是客人，无论要向什么人表示感谢，他都厌恶。因为有了这许多原因，再加上他的办事明敏和他喜欢寻找机会来施展他的个人影响，所以，他请他的最危险的仇敌每星期在自己家里聚会。
在有战事的十年间，俾斯麦曾经把菲尔绍当成比拿破仑三世或弗兰茨约瑟夫更为和气的仇敌，但是现在，当他开始执掌政权的第二个十年的时候——这是和平的十年——整个帝国议会都反对他。俾斯麦独自一人孤立无援地面对着几百个仇敌，这反而激起了他的好战精神，他把仇敌的房子锁起来，钥匙放在自己的口袋里。即便如此他仍不满意，他喜欢公开的挑战，总要从什么事情中挑出点刺儿来，他心里才能够安宁；假若他是一个专制君主，他也要找出龈塘的许多因由，在此后的二十年中，俾斯麦常常不满意，经常发脾气。这种像蛇一样时常缠绕着俾斯麦的不顺心感使这个斗士的生命力之弦永远紧绷着。永不重复的内在冲突促使他不断做出新的决断，以便对付外在的众多对手。
这种乐此不疲的好斗性，正是造成俾斯麦的许多错误的比较深层的原因。因为他辞骂世界的脾气与日俱增，因为他绝不愿向任何一个对手的地位或才能让步，因为他越来越不肯与人商量，越来越独断，所以，他看不到时势的变迁，他也看不到别人和别的阶级的逻辑思想及愿望。在外交上，他绝不轻视一个对手：如果没有优势兵力，更重的炮，或者更有力的联盟作后盾，俾斯麦绝不会冒险行动。但是说到国内的事情，他现在开始冒险了。由于他那与宪法相悻的制度已经取得了成功，他看不起新的和老的对手，因此，他终于被他们推翻了。罗恩的大炮，毛奇的好机枪，令出必行的普鲁士人的纪律，曾经迫使欧洲宽恕了俾斯麦以强权奴役公理的罪行，但他自己的人民最终使俾斯麦遭到了报应，因为他以强权奴役了公理。
俾斯麦把自己的意志强施于全国，把帝国议会看成他的一个仇敌，而不是他的利器，他取消了一个又一个政党，所有政党都被他取消了。当时有一位漫画家，把俾斯麦画成克洛那斯，他吃掉了自己的儿女。对于国内的事情，他毫不客气地随心所欲：想结盟就结盟，愿毁约就毁约。在外交方面，只要他认为必要，也同样如此。后来，全国无论哪个阶级都不相信他，因为每当五年一次的选举来临时，他就会同另一个阶级的人民发生冲突。在欧洲人看来，他的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