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神州遍地皆饿荒啊！
听了张宣之死和这位老大爷叙说的悲哀事，车厢内几乎所有的难友都伤痛得默然无语。特别是身带浮肿或瘦弱枯槁的人，都担心自己会不会成为张宣第二或锦西矿的第1002，被装进骨灰盒带回北京……
火车启动了。在大家的静默中，还是那位消息灵通的难友先开了腔。他说我们之所以这样快就离开了北大荒，有着这样一个严肃的背景。据他说，这个背景是——
1960年深秋，牡丹江农垦局局长王景坤——一位独臂将军——去北京参加全国农垦工作会议。一天，周恩来总理到会讲话，讲话后顺便问起北大荒各农场的情况，并问到北大荒去了多少“右派”，已摘了多少人的帽子，还剩下多少人。王景坤—一作了回答。但周总理掰着指头一算，摘帽人数加所剩人数与原来去的总数对不上，发现少了许多人，遂问王景坤：
“这少了的人到哪里去了？”
“死了！”
“怎么死的？”
“……”王景坤一时答不上来。
周总理生气了。周总理说：“你们不要以为这些同志五七年出了点事，是所谓‘右派'，就可以不把他们当人看待了！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国家的有用之才，国家将来还是要用他们的，你们怎么能够这样对待他们？你们应该赶快说明他们各个人的死因，不然这个责任是值得追究追究的！”
王景坤这才紧张得出了一身汗。当晚一散会，他连晚饭都没顾上吃，就打长途电话到牡丹江农垦局，叫转告各农场火速报来“右派”死亡的人数及其死因，并严肃地说：“这是周总理要的。”
这一来，各大农场的医院院长和公安局长、各分场的卫生所长和派出所长，以及各个生产队的队长和指导员们，也全都紧张了起来。但最后上报的死因，一般都是“营养不良”、“浮肿”、“肠梗阻”，等等，避而不说在严重饥饿状态下的繁重劳动与工伤。
“不过，”这位消息灵通的难友说，“尽管上报的死因隐瞒了真相，但死亡人数毕竟是很惊人的，这促使上面下决心赶快让我们离开北大荒。”
“原来如此！”不少难友这样说。
但我认为，这只能是我们迅速离开北大荒的一个因素而已。
正因为有了周恩来总理如此的关心与干预，留在北大荒军队系统的“右派”才大体上逃脱了死神之网，其中包括给《文汇报》写信被密定为“中右”、抢修云山水库时又被升格为“右派”的毛西旁。
毛西旁与我分手后，与几十名军队“右派”合编为一个排。这时候，他们几乎全都浮肿得难以行走了，都躺在一座草屋中的地铺上奄奄待毙。一天早上，他们发现一位原是部队中尉军衔的教员不再起身分食上午饭，大伙连忙凑到他的身边，才发现他口鼻已没有一丝气息，全身都已发凉，大概在夜间就离开人世了。这个生产队以及农场的头儿们怕再遭到上层领导的怪罪，立即派人用带篷的大卡车，把这一排人送往农场医院去住院检查。医生们的结论都是“没有器质性的病变，是严重的营养匿乏造成的浮肿'等等，建议给他们每人增加15斤粮食，补加1斤大黄豆。这一来，他们的口粮比原来的18斤定量几乎增加了一倍。他们同时又求人在医院附近买了些小泥鳅，以增添些动物蛋白的补养，终于保住了自己的命……
四
列车快要到达牡丹江了。这时我已竭其所有，在鹑衣百结的破破烂烂的棉军服外面，套了一身惟一没有打过补钉的粗蓝布褂袄，外加那件已经污迹斑斑的破军大衣，头上戴着那顶已经补了一层又一层的面目皆非的烂棉军帽，胸前背后挂着小网兜与破旅行袋。这形象，与当时到处可见的“盲流”、叫化子毫无二致，成了路人与公安人员蔑视与怀疑的对象。
我就以这样的装束在牡丹江车站下了车，换上牡丹江直达北京的快车。但在要穿越天桥时，我硬是双腿打战，上不了天桥的台阶。得亏中央乐团合唱队的男中音闰启明和北影演员管仲强等人架扶着才越过了天桥，到了停靠直达北京那趟列车的站台。到了我们该上的那节车厢跟前，车厢入口处的那两小级台阶我也上不去。仍然得亏闰启明和管仲强他们把我架了起来，在背后使劲一推，才使我像一只大棉花包似地进入那个车厢。
由此使我感到，我若在“死亡场”再呆上十天半月，也许就会像小罗那样死去，或像张宣那样死在奔向北京的列车中……
列车驶达哈尔滨。我按照个人的预定方案，要再看一眼这座有许多俄式建筑的城市，连忙与闰启明、管仲强等难友暂时道别。
当我肩挎着背后的旅行袋和胸前的小网兜，在哈尔滨车站的候车室和站前广场上转来转去想寻觅着买些吃食的时候，果然被车站派出所的一位民警盯上了。他从身后猛然拍了一下我的肩膀：
“来！跟我来！”
我跟着他走近了派出所外间的那间烟雾腾腾、人声嘈杂的小屋。
“干什么的？”
“路过哈尔滨。”
“路过？我看你像个‘盲流'。”
“不是‘盲流'。我原是新华社的一名记者，57年被划为‘右派'，到北大荒劳动了将近三年。”
“噢！吃了不少苦吧？”
“能活着出来就是万幸！”
“现在打算到哪儿去？”
“回新华社。眼下先去我们的黑龙江分社。”
“有证件吗？”
“有！”我掏出了那上面写着“回原机关”字样的行政介绍信：
他看了看，这才一挥手：“你去吧！”
我离开了哈尔滨火车站，经多次打听才找到了黑龙江分社。在那里我受到了真挚的关怀。尤其是分社年轻的机要员陶国栋①，除了工作之外，几乎整天陪着我。他过去与我素不相识，只是在福建海防前线分社时就知道我是一名老军事记者，就凭这，他对我倍加同情与体贴。他在分社为我安排了住处，一天三顿饭都陪着我到黑龙江省委大食堂就餐，并使我有可能两次探望已被分配到哈尔滨艺术学院的杨角、张晓非夫妇，同时测览了已经明显萧条的哈尔滨市容。
①后来去新华社湖北分社当记者。
我到了同样萧条的长春，我们吉林分社的青年记者康国志、王文琏夫妇也热诚地接待了我。王文涟，只是在新华社青岛疗养所与我以及我的前妻共同疗养过一些时日，康国志则从未晤过面。他们不仅在吉林省委招待所为我安排了食宿，临分手时，还给我即将去大连探望的孩子买了些玩具与糖果。当他们得知我的妻子已与我离了婚时，他们也有说不出的难过……
这是些多么善良并敢于向政治的不幸者表达同情的好人啊！我将永世不忘！要知道，那是谁向“右派”表示同情与友善，就随时都可能蒙受不白之冤的年月啊！
正因为如此，当我到了我们的旅（顺）大（连）支社，便感到气氛迥然而异。他们先怀疑我是个逃犯，要看我的证件，看了证件，又说支社没有地方住，而不想去大连市委招待所给我安排个一席之地。我只好去睡在大连轮船码头的旅客候船大厅内，从那儿去看了两次我的小贝贝和她的老外婆。
五
她们跟着贝贝的姨父母，住在大连沙河口区的一座日式两层小楼里。贝贝三岁多了，活泼而调皮，一头浓发被外婆分梳成几十根小辫子。她当然不会记得她不足十个月就会叫一声“爸”的我这个爸爸，而口口声声叫我“姨父”。外婆在一旁一边给我和面做面条，一边掉眼泪。
“你和她妈的事，难道就这么算了吗？”外婆问。
我默默地点了点头，她老人家哭得更伤心。
贝贝的姨父母此刻都不在家。姨父在大连工学院进修，姨母正带领本厂的职工在郊外山里打树叶度荒。他们接到了外婆的电话，都匆匆赶回，把家中仅有的当时千金难得的肉罐头、鱼罐头等等都拿了出来，盛情款待我这个正在落难而又从未见过面的亲戚。我再三感谢他们在我极度困难的时刻，给了我的小女儿贝贝以最好的养育之所，并独力承担了对老外婆的奉养。
第二天一早，贝贝的姨父母又各自上班去了。中午，我带着老外婆和贝贝，到附近的街道上乱哄哄的小饭馆里吃了顿饭，然后到一家照相馆里合了个影，就独自乘船到天津，又连夜坐火车回到了阔别两年零八个月的北京。
这时，全国大饥饿的1960年只剩下最后两天了。新华社的一些老熟人已完全认不出我这个人了。原来是高大壮实的男子汉，现已成了枯瘦憔悴的病态人，体重由196斤减少到了82斤，完全判若两人，如果不自报姓名，人们怎能一眼认出来？
当然，惊异是有的，但是大多只是哼哼啊啊地走了，说不上是有几分同情还是怕沾嫌疑。
当天，我就赶往了保定。
1961年的元旦，是在保定度过的。已离婚的妻子避而不见我。我把已满六周岁的大女儿戴青青，从保定专署幼儿园，领到了保定地委招待所。这孩子当然记得在人世间还有我这个爸爸。她一头扑在我的怀里，十分伤心地哭着：
“爸爸，您去哪儿啦？您怎么老不来看我……”
我怎么说？我只能强忍着泪，对她说：“爸爸出差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工作忙啊！爸爸对不起你……”
我们父女俩在招待所里亲亲热热地团聚了几天。我带着孩子逛了几条大街，给她买了一件黑灯芯绒贴肩的黄灯芯绒褂子和一条蓝灯芯绒裤子，带着她到照相馆照了相，把她送回了幼儿园，就又与她分手了。
六
从保定回到北京不久，我的全身又开始浮肿了。
这是第三次浮肿。也许看我已生命垂危，或许北京的人们也都在饿肚子，知道这几年的很多事干得很不妙，我在北大荒所发表的各种“宏论”并非“反动透顶”，新华社没有按照北大荒农场的“建议”把我立即逮捕法办，而让我在新华社医务所的简单病房里，与其他浮肿病人共度了一个多月，然后让我到八达岭南侧的居庸关火车站下的新华社绿化队去侍弄果树、葡萄，烧开水炉或赶着小毛驴去南口买菜。1961年夏秋之间，又让我回到新华社国内新闻编辑部搞资料工作，抄抄写写，剪剪贴贴。
这时，个人的存亡得失，已不再左右我的情绪。一个人革命与否，不在其名之扬抑，位之高低，俸禄之多寡，荣辱之轻重，更不在其居何地、事何业。根本的根本，只在于其为何而生，为何而死。
“不管如何也要革命到底”成了我心底的座右铭。
然而这不等于说，我在内心中已完全拂却了烦恼与痛苦。现实中的不顺，家庭中的困苦，国事民情的多灾多难，真理与谬误之不能索然分明，还不时咬啮着我的心。
我忧叹我们这个民族见义勇为、雪中送炭的优良传统残存若失——见义勇为被代之以胆小怕事，雪中送炭成了锦上添花，赤胆忠心明肺腑也变成了“见人只说三分话”。珍视正当的情谊而不为贵贱、贫富、安危所左右者寥若晨星，披肝沥胆仗义执言者几近绝迹。
我老家的人，屋漏瓦破，缺钱短粮，病危而不得治。1958年“三？一八”我被开除出党收入锐减后，我立即变卖了派克笔，给我生肺病的姐姐寄去了最后几盒进口的链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