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受骗了！几十万人受骗了！”她在捧着的那个旧布兜里搜寻，最后取出一件似是纸片的东西递给我，我接过来回身递给那个管教干部，那人向我挥一挥手，并说：“不用查了，你收下吧！”我把那“纸片”放在掌心定睛看去，才看清原来是用包装糖块的透明纸折叠成比韭叶还窄的纸条编结而成的一只帆船。我记得听我的家兄说：1960年，林昭在通信中曾夹寄着一张自画的贺年卡，那上面画着一艘帆船，还有一行字，写着“直挂云帆济沧海”。今天，还是那只云帆，却飘落到这里！我顺手摘下衣袋里的英雄金笔，递给她，并说：“送给你吧！”她接到手中，欣喜地赏玩，但忽然看见笔杆上刻着的“抓革命，促生产”六个字，立即改容，不再欣喜，顺手一掷，钢笔被扔到案子上，她说：“我不要！”
这时，管教干部已在催促：“时间到了，有话明天再谈！”我告诉林昭：“监狱领导告诉我，安排了两次接见，明天上午我还要来！”她很高兴，叮嘱说：“明天再来，给我再送一盒奶糖，不要大白兔，要猫头的！”
谈话结束了，最先离去的是林昭，亦如来时一样，由她的女警医搀扶着，那个佩枪的警士押随着走出内室，而后便是四女郎、武警，最后才是我与那位管教干部。他们依然很客气，向我说：“今天的接见效果不错，你劝她好好改造，她都没有发脾气，可见你们的交往确实很深，过去她的母亲刚说一句，她便表示不耐烦，不愿再听下去。”又说，“林昭用糖纸编了许多艺术品，今天送给你的这只帆船就是其中之一，种类多着呢，全监狱都知道，她是一个聪明人，很少见！”我们边说边走，将走出内室的门，我不禁反顾这间难忘的密室：空空如也，只有地上那一堆洒血的卫生纸片！走到院子里，又看见那高大的黑色铁门，但却又见到林昭正背立在门前，抱着旧布包、卫生纸以及我送来的食品，凝望着我与许宪民先生。我们又获得了这难得的临别的一晤！岂知这竟是永诀！我们都未悲戚，都被明天的再见而陶醉着、安慰着、诱惑着，她身后的那一扇小型便门打开了，她几乎是退着迈进那铁门槛，依然微笑着望着我们，一直到那扇小铁门徐徐关闭，她在我们的视野里永远消逝！我与许宪民先生还兀自呆立在这悄无人声的大院里。——“走吧！”依然是一句十分客气的声音，我们才恍如梦醒，才意识到那位管教干部还站在我们的身旁，他彬彬有礼、和蔼可亲，说：“某处长在办公室里等你们！”——某处长，这位神秘的人物是谁？三十年后，我与一友人偶然谈起这段往事，谈到这位处长，十分凑巧，我的友人对他略知一二：他当时就是上海提篮桥监狱的正监狱长兼书记，现在当然已经离休了，闲住在上海的家中，日日与犬猫相伴、花草为友，消磨着悠闲的岁月。那位段副监狱长当然只不过是他的下属！
我们随着管教干部向外院走去，最后，还是二门里的那间办公室，一位四十多岁的男子在门口和蔼地迎接我们，他不同凡响，穿一身很新的灰色的毛料中山装，黑皮鞋，头发梳得整齐，面色光洁而白皙，一日浓重的上海口音南方普通话，真是一位典型的南方儒雅之士和权力在握的决策人物。他示意管教干部退出，让我们坐下，他也坐在办公桌后面的木椅上，直截了当地劈头便对我说：“今天接见的效果不好，原定的明天的接见取消了！”这真是一声灭顶而降的霹雳！他稍停，又换了一个思路说，“我们对林昭已仁至义尽，她不接受教育，抗拒到底，只有死路一条！”他稍作沉默，又说，“我们也没有办法！”
不知从什么地方增长了勇气，刚才在接见室里的谨小慎微似乎一下子消失了，我于是斗胆向他请教：“报告某处长，林昭主要的抗拒行为都有哪些表现？”
“林昭恶毒攻击反右派斗争！替右派分子鸣不平！”某处长语极简洁，但却不假思索、斩钉截铁，稍停之后又说，“林昭最严重的问题是不认罪，抗拒改造！态度十分恶劣！”毫无疑问，他没有畅所欲言。那个时候不慎失言都会遭到灭顶之灾，即令这位权力在握的处长也不会例外。其时在全国已经风起云涌的“文革”国难已如不周山倾，预示着洪水时代的到来！
相对语竭。我已记不起怎样与这位处长分手，怎样走出这座闻名世界的监狱的城堡式的外门，今日留在记忆里的是在离监狱大门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市内交通汽车小站，我与许先生便在那里等待乘车，不知怎么，眼泪从眼睛、鼻子，以及喉咙里汹涌而出，不是眼泪，似是清水，汹涌地、如注地奔流！许先生拄着手杖，无动于衷地站着。
这天下午，我跑遍了上海各大食品公司、中小食品商店，寻购那种绘着“猫头”的奶糖，但，完全徒劳，在那个时候，“大白兔”奶糖是容易找到的，而“猫头”图案却无处寻觅。
第二年的5月1日，我又偷偷地来到上海，又与许宪民先生一道来到提篮桥监狱，但传达室庄严宣告：“监狱已军管，一切接见停止！”
1968年8月，我在山东某劳改队的禁闭室里接受了管教干部的通知：“林昭已于今年5月1日枪决！”他问：“你有什么想法？”
“没有想法！”我告诉他们。
禁闭室是借用的一个原是储存化学剧毒原料的仓库，密封极好，其铁制门窗坚厚而小，严密无隙，尤以“室中室”的结构为最：进入外门，几步便是一墙一门，开门入之，又是一墙一门，再开门入之，又是一墙一门，——如此层层相套，大约要五套之后，再一墙一门，便是关押我之处。此处十分狭小，外面什么声音也听不到，在里面即使呐喊捶墙，外面也一丝不闻，真是“人间密室”！这里，强酸的烈味令人窒息，墙上结满淡黄色的冰屑般的晶体，地上盖满黄色的粉末。这里没有阳光和公众，密封严紧，犹如一个“鳄鱼的胃”！不知有多少骇人听闻的罪恶在如此绝境里肆意为之，而且永远也不会泄之于世！可称之为“魔鬼的餐桌与婚床”！我从1968年7月7日起押于此处！
引起的缘故，乃是上海探监，事实证明：有一个全文的录音，他们对我与林昭的谈话字斟句酌地追问，不厌其详地考证，真比今天的一些“教授”们的治学态度与方法还要严谨百倍！他们追究的是“暗语”中的真义，我与林昭的谈话的每一个字、词、句里“皆有密码”，他们真把我们这些书生当成“克格勃”与“中央情报局”的专家了，实在太抬举了我们！
其时盛夏，在这空气凝结、缺氧、高温、永远漆黑无光的魔窟里，墙的上端原有一个碗口大的圆洞，似乎本是排气孔，如今自我来此即被堵死，光亮尽绝，而蚊虫却有千万，充满了狭小的空间，可谓“密度”极大，我的脸上被碰撞不已，只需两手于空中随意一拍，掌心里便噍类群亡，但却于“蚊势”无减。在这永远漆黑、不辨昼夜的漫漫永日里，蚊虫永无休止地聚声成雷，在我的耳畔宣言与歌唱，举行着它们的盛宴！我的血也从它们的利喙饕餮之中离我而去，化作它们的血，于是，我的血便在这黑暗狭小的人间里欢歌与飞翔！
在这里，那个提着一大串钥匙频频来“观察”我的人可谓费尽了心机。他每次开开最后一把锁的时候，首先用手电从锁着我的那扇铁门上面的栅栏间照进来，但当他发现我还活着的时候，便一声不吭地回头而去，而后便听见锁门声一阵阵地渐远渐弱以至静寂。终于在一百三十八天之后，我走出了这“鳄鱼之胃”，当我迈出那最后一道铁门又置身于蓝天之下的刹那，第一个感觉就是刺眼的阳光与清凉的空气！我竟奇迹般地活着走出了这地狱，竟没有瘐毙！
这究竟是为了什么？难道仅仅就是为了审问探监的经过？那次探监其实是在严密的监视下进行的一次最为“公开”的行为，何须如此再作事后追逼？即令事后追逼，又何须要那样地去欲置我于最秘密的死地？我因之常常想到一种可能：灭口！那是一次统筹的措施，他们认为：那次林昭的接见是他们的一次严重的失策！因为她竟泄漏了许多不可告人的“天机”！故当场撕毁承诺，停止了第二天的接见，而“善后事宜”则是移交给我所在的劳改队去完成！对我如是，也可想像对林昭又当如何。所以她的无声无迹地消失、先斩两天而后“奏”、不交代尸体的下落、不向家属退还遗物，这一切，都表明她的“消失”所包含着的阴森恐怖的内幕与骇人听闻的过程！
一个屠夫先在楼下呼叫“许宪民”这个名字，彭令范闻之急忙开门，面对着她的惊惧神态，他表现出的那副不屑详言的恶棍骁勇与杀人娱乐后的快感与快意的神色，令彭令范没齿不可忘怀！
他一共说了三句话：
“我是上海市公安局的。
林昭已在4月29日枪决。
家属要交五分钱子弹费。”
开始似未听懂，继而意识到噩耗成真之后，林昭的母亲许宪民先生晕厥于室内地上，彭令范拿了五分钱的硬币打发了那个刽子手，他对“尸体现在何处”的询问一言不答，犹如不闻，扬长得意而去。
这是在1968年4月30日下午二时左右，发生在中国上海茂名南路159弄11号二楼上的林昭生前家中的一桩“史无前例”的“天下奇闻”！
但是，这噩耗对许宪民先生及年未而立、其时已是内科医生的彭令范来说，似乎并不是多么突如其来！因为早在此之前两三年间的每一次犯人接见，她们都会听到林昭的“他们要枪毙我”的述说，甚至还听到过林昭的“他们要强奸我”的惊人的当众指斥与揭发，致令那些衣冠狱吏、狱卒们汗颜否认，故作惊讶状！可见其蓄谋已久！
非常巧合的是：在4月30日彭令范付了子弹费以后，许宪民先生的友人朱太太打来电话约彭令范见面。她告诉彭令范：她的大儿子祥样每周两次与同学到龙华机场勤工俭学，每天下午三时左右结束。4月29日下午三时半左右，突然望见两辆军用小吉普车飞快开来，停在机场的第三跑道，接着由两个武装人员驾出一个反手背绑的女子，她的口中塞着东西。他们从她腰后一脚，她跪下，另外两个武装人员一人举手枪开枪，她先中一弹，血溅衣衫，倒地爬起，又中两弹，脑浆涂地，仆于荒原！然后四凶手将她拖入另一辆吉普车，飞驶疾驰而去！她的遗体被运往何处？只能去问驾驶那疾驰而去的吉普车上的凶手们！他们包揽了密杀与灭尸的全部过程。祥样认出她就是大姐姐，他目睹惨状，惊恐失常，不忍详视，疯痴癫狂！高呼：“大姐姐被害了！大姐姐被害了！”面如死灰，目瞪口呆，由他的同学送回家中。
这是一声晴空霹雳！
于是，许先生几番到上海提篮桥监狱、上海公安局、上海高级法院，询问林昭的遗体究竟被如何处理？如果掩埋，埋于何处？如果火化，骨灰何在？但，全遭拒绝，皆不奉告，而且声厉色狞，拒于门外！于是，这位年逾七旬的母亲，终于意识到与她含辛茹苦度过了三十六年的非凡岁月的女儿今日真的失去了！迷蒙地消失了！毁于一朝，化为乌有！于是她哭着，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的长街上游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