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来了两三个人，说是隆福寺旧书店的，来收购旧书。不用说，肯定是父亲叫来的。他们和父亲一起一本一本地清点父亲的藏书。
书被一车车地拉走了，整个屋子一片狼藉，凄惨极了。没过几天，作协再一次通知我们搬家。那时节，住房搬迁的好坏，说明一个人政治上的沉浮。书搬走后，这房子看来对我们来说也显得过于奢华了。
我们搬到崇文门外的学堂后身3号院内，这里过去是作协的司机和公务员们住的地方。分给我们的一共只有三间小房子，一间坐北朝南，东西各一小间。我们尽管东西不多，但带来的行李物品仍几乎无处堆放。我们兄弟姐妹五个，加上一个保姆，只能像住集体宿舍一样睡上下铺了。幸好来之前书刊都已处理完毕，否则还真的只好让它们躺到露天的院子里了。
我们搬到学堂后身后，也只住了一两个月。天气刚刚转暖，4月份，父亲接到通知，要到河北省滦县国营柏各庄农场去劳动，很快就要出发。
父亲临走时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有答应我们。他能说些什么呢？无论是他自己，还是母亲和我们都无法知道，他这一去何时回来，劳动将要持续多久，以后又会怎么样。生活、命运、前途，一切的一切对我们全家来说，都是无法解开的未知数。我们要去送他，他不让，说作协一切均已安排好，不用家人操心。出发的时间到了，有人来叫他上车，他带上随身的物品，只说了声：“延安，要照顾好你妈妈和弟妹”，就头也不回地上了车。
分别，使我们心头十分沉重，却不料它来得这么快，这么突然。
又过了没多久，母亲也接到通知，要下放到福建去工作。父亲受处理后，每个月只有二十六元的生活费，他自己都不够开销。母亲一个人的工资要养活我们五个正在长身体，又要读书的兄弟姐妹，怎么够呢？她只好去找作协的秘书长张僖同志，他终于答应再给我们兄妹五人每人每月十元的生活费。
1958年8月8日，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姐妹五人，踏上了通往人生地不熟的异乡的征途。
七、离别后的日子
离开北京后，母亲带着我们先在她的家乡上海停留二十多天，会会亲友，也对未来的生活略微作些安排。
上海曾是父亲开始走上文坛和投身革命的地方，也是他和母亲相识之处。他们两家的根基还大都在上海，我们的祖母、伯父、姑姑和外婆、舅舅们的家都在那里，加上晚辈，足有几十人之多。祖父我一直没有见过，在抗战最艰苦的年代里，我出生在延安，远在上海的祖父还特意为我取了个名字叫“恭怀”。“恭”是排行，“怀”是因为抗战以来儿女及第三代都在异乡，路途遥远，见面不易，惟有“怀念”而已。多少年来他一直惦念我们全家，我们也想尽尽晚辈之孝。但就在我们准备南下去看望他老人家时，上海来电说他不幸去世。他至死也不知道他那个从小经历苦难，后来投身革命的儿子，会遭受到如此不公平的待遇。我也深为未能见到祖父感到终生遗憾。
考虑到以后的生活和工作，母亲决定先把我六岁的小弟弟陈北京、三岁的小妹妹陈幼京寄养在上海亲戚家，然后又继续南下到了福州。
福州当时接待了很多中央下放来的干部，对我们招待照顾得很好。几天后，母亲被分配到闽北山区的古田县，那里正在兴建一座大水库和电站。火车沿着闽江溯流而上，两边青山绿水，景色宜人。
我们在莪洋下火车之后，就进入了山区。一路上，行程十分艰苦，汽车里又闷又挤又热，汽油对臭被热气一蒸，呛得叫人难以忍受。车行了大半天，天将黑时总算到了工地，安顿下来。第二天是星期天，稍事整理和休息。第三天9月8日，母亲一早陪我到几十里外的县城古田一中办理转学手续。随后我就住在学校里，安下心来读书了。
母亲在工地的幼儿园工作，弟妹们则进了供电局办的职工子弟小学。
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开始一种完全陌生的生活，我们更加思念过去的一切，思念远在千里之外的、在农场里劳动的父亲，他究竟怎么样了？生活、劳动能习惯吗？他那瘦弱单薄的身子适应得了吗？
我答应过父亲，以后经常给他写信，并按他的要求每天坚持写日记。他要我不但写信，而且隔段时间还要把日记寄给他看看，以便让他了解我们在福建的生活。
父亲经常给我们来信，每次都单独给我写一封。他总是要求我体贴母亲，帮她照顾好弟妹；要求我也要把学习搞好，只要学习好，将来总会有前途的，千万不要自暴自弃。他还不断地鼓励我应该要求进步，相信学校，相信组织。每封信中他都对自己的前途，对我们的未来充满信心，看不出有任何悲观情绪。
父亲在来信中从不谈他自己在农场的生活，以后几十年也很少谈起。我们只知道他在那里日子不会好过，但不好过到什么程度，就说不上了。
一直到很久很久以后，我才偶尔听当时和他一起在柏各庄农场劳动过的杨犁同志，谈到他们当时生活和劳动的情形。
1958年春天，父亲被送往河北省滦县国营柏各庄农场三分场参加劳动，受“丁、陈事件”牵连的原《文艺报》编辑部的编辑杨犁、唐因、侯民泽等人也一起到了这里。他们被安排在几间大房间里，十几张床铺排在一起。开始时隔几张床就要安排一个农场工人，大约是为了安全或监视方便吧。时间一长，可能某些人觉得这些右派还老实，没有多大造反能量，这些农场工人就都搬走了。从此大房间里住的全是清一色的从北京下来的右派。
柏各庄农场有水田、菜地，种些水稻、蔬菜、白薯之类。农场领导和工人知道这些人都来自北京，几乎从未干过农活，对他们也不强求。负责安排工作的组长总是对父亲说：能干多少，就干多少吧，别累坏了。工人们也很朴实，似乎并不相信这些人都是坏人，他们说，什么右派，只要老实干活就是好人。
这些右派白天下地劳动，晚上在灯下开小组会，不断地检查自己的思想，这往往是比劳动更加痛苦的活动，而且从不间断。上面要求人人敞开思想，彻底认罪伏罪，老老实实接受改造。父亲很少发言，总是一副不屑一顾的神态。年轻人说什么，他总是露出“你们这些孩子，懂得些什么”的蔑视神情，只有万不得已时才说上几句无关痛痒的应付的话。有些人为了自己早些解脱，劳动表现积极，发言也踊跃，大胆敞开思想。个别人也会因此而不惜伤害别人，甚至落井下石……有的人一年后就摘了帽子，有的两年、三年后得到解脱。这类事的决定往往不经过讨论，由上面直接决定。
父亲对自己的问题，显然有不同的看法，因此表现多少有些消沉，似乎并不急于解决问题。
在一次农场总场召开的全场大会上，父亲意外地碰到了五叔，这使他不仅大吃一惊，而且内心受到深深的震动。他受到处理被赶出北京之后，和五叔也失去了联系。他根本想不到，“丁、陈事件”竟然使得在新华社工作的弟弟也会受到莫名其妙的牵连，这种不公正的做法，发生在社会主义中国，他的痛苦、迷惘和复杂的心情，是很难想像的。
八、重逢
我们在福建的日子过得很快，几年中生活也有不少变动。1960年暑假我在古田一中高中毕业，这两年的高中生活使我感到沉重的精神压力。先是疯狂的大跃进年代，随后又是困难时期，而政治气氛中“左”的成分越来越浓。陈延安这个名字，加上我满口不同当地人的普通话，使人很容易敏感地觉察到我父亲的遭遇，因而对我也更加歧视。我极力想摆脱这一窘境，天真地认为名字改了麻烦就可能少一些，于是我利用高中毕业的时机，改用了出生时祖父为我取的名字：陈恭怀。延安，这个本来象征着光荣和革命的名字，现在却成为我的耻辱，我的精神负担，我只好忍痛弃而不用它了。
即使这样，我的处境也没有丝毫改变。政治条件使我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家庭成分和父母情况，随着你的档案总是先走一步，决定你今后的前途和命运。60年代初它几乎已成为高考时录取新生的惟一重要的条件。我们同班的一个女同学，因为家庭困难，没有参加高考，后来居然被福建师范学院录取了。
而我当时报考文史类，却莫名其妙地被一个刚由中专改办的福建建筑工程学院录取。报到之后事事感到不顺心，一个月后我便退学回家，到母亲所在的闽江水电局的水电学校初中班担任俄语教师。第二年因再次参加高考而辞去工作，未被录取后失业在家。
弟妹中两个大的已上初中，两个小的一个上小学，一个在幼儿园。
母亲离开北京后，原在单位合作总社应作协要求，给了她一个党内警告处分，一年后北京又转来一个新的处分决定，说由于她在反右斗争中立场不稳，被开除党籍，签发日期却是一年前的，签发单位则是商业部党组。
母亲对此处分不服，利用出差机会到北京申诉。商业部领导说，处分决定是她原单位合作总社作出的，合作总社井入商业部后已不复存在，原有干部均已调走，商业部党组无法处理这类问题。母亲又直接写信给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同志，要求当面向他反映情况。安于文同志说，这是党的决定。既然是党的决定，母亲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只好悻悻而归。这样，她的党籍就不明不白地丢了。
1961年夏天，父亲来信说，他劳动已经结束，很快就要分配工作，在此之前，他要到福建来看我们。
我们都高兴极了，整整三年我们没有见到父亲，日夜思念全家早些团聚，这一天终于来临了。
不久父亲打来电报，告诉我们到达南平的时间，我们全家六人都去车站接他。几年不见，只有梦中才偶然相会，见面该有多少话要说呀！可真的见了面，我们却都显得很拘谨，很陌生。弟妹们和父亲分离时还很小，现在真有些不认识了。
父亲的外表一点儿也没有变，只显得更瘦削了。我总觉得他和过去有些不同。他变得亲切、和蔼多了。父亲向我们每个人都问了好，还开了几句玩笑。一路走，我一路打量着他，50年代的威严、朝气似乎少多了，锐气和话锋也不那么外露，更多的是深沉、思索和情感抑制不住的外溢，内中有时还能体味得到某种不易觉察的哀愁，这是过去很少见的。
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为了使国民经济尽快得到恢复，政府用高价赎买、回收大量积存在人民手里的货币。商店饭馆都销售一些贵得出奇的议价商品，特别是食品。父亲讲起他路过北京时，五叔请他吃一顿饭，花了好几十块，两个食量本不大的人才勉强吃饱。连很多地位很高、很有身份的人，饭后也要把菜盘子舔得干干净净。在上海，甚至连幼儿园托儿所也贴上了“看谁把盘子舔得很干净”的宣传画。
在饭馆里父亲和母亲款款地谈着，我们兄妹几个早已把桌上的饭菜横扫一空了。父亲笑着说，你们多吃些，不够还可以买。
母亲不断地讲述这几年我们的经历。她告诉父亲，离开北京后，她给过去的老战友、老同事写信诉说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