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长的那位叹了一口气，又摇摇头诉起苦来：“但是，人还不够用呢！‘二军’一败，打伤几千丢在那儿，我们不能不医；‘一军’又一败，又打伤几千丢在那儿，我们也不能不医。所以人总是不够的。”
“那也没有办法了。军人们这么爱打仗，就把四川全省的人都弄成太医，恐怕也不够用吧？”
“吓，吓，吓吓吓……”
两位客人被臊得面红耳赤，哑口无言了。但一千两银子的汇票他们却不肯拿回去，郭沫若无奈，只好权且收下。
一千两银子的汇票。它代表着一千两白花花的银子。郭沫若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收到这么大的一笔巨款！
对于穷愁交困的郭沫若来说，这张薄如纸重如金的汇票未尝没有相当的诱惑力。
“我假如妥协一下，把这汇票换成钱，跑到日本去把妻儿接回来，再一路回重庆，那我们一家以后的物质的生活是可以再无忧虑的了……”
桌子上放着安娜的长信。这是她回到日本将近三个礼拜后写来的。郭沫若重读安娜的来信，如像刚接读时一样兴奋，一样急切。他的心尖迅速地战颤着，胸腔紧张得好像要爆裂开来。每读一句，他的眼鼻便要涨痛一次。如此这般地读下去，他的眼泪忍不住又如串珠一样滴落在信纸上了……
他还是不能去重庆。回到了那里，一幕家庭的悲剧便很可能发生，人命的牺牲是明于观火的。他决不能为了自己的幸福牺牲别人的性命，而且还可能牺牲年已耄耄的老父老母的性命。
“啊，父母哟！父母哟！请原谅你的儿子罢！你的儿子忍心不回来，固然是不孝，但是你的儿子终竟不忍回来，也正是出于他的还未丧尽的一点孝心。你儿子回来了，便会把人害死，便会把你两老人害死。这教你儿子怎么能够忍心呢？父母哟！父母哟！我同你们别来已有十一年了，我是永远不能和你们相见了！”
这么痛哭着，他的目光又落在了安娜的来信上。安娜在信中诉说的生活的苦状，使他悲愤万分：
“啊啊，不错，我们真正是牛马！我们的生活值不得一些儿同情，我们的生活是值不得一些儿怜悯！我们是被幸福遗弃了的人，无涯的痛苦便是我们所赋予的世界！女人哟！女人哟！你为我而受苦的我的女人哟！我们是甚么都被人剥夺了，甚么都失掉了，我们还有甚么生存的必要呢！”
一种怆恼的情绪盘踞在他的心头。脑筋沉重得不堪，心里炽灼得不堪。那一千两银子的汇票，又把他的眼睛刺得疼痛不堪。
“啊！算了！这金钱的魔鬼！我是不甘受你的蹂躏，你且看我来蹂躏你吧！”这么说着，他突然把那一千两的汇票，和着信封一齐投在地板上，还狠狠地走去踏了几脚。
他把金钱的魔鬼踩在地下了。心里有一种报复的快感，连着说了几声：“痛快！痛快！金钱哟，我是永不让你在我头上作威作福了！”
他决心不回重庆去了。于是便立刻写了两封信，一封给大哥橙坞，一封给重庆红十字会会长。把一千两银子的汇票也封在后一封信中退回，把唾手可得的官聘坚决辞掉了。
郭沫若和他的三位夫人（五）革命加恋爱
（五）革命加恋爱
一支武装的和非武装人员组成的队伍，浩浩荡荡地走出了流沙，朝着横亘在西南方向的山头进军。流沙位于广东汕头附近，这一带属于粤东北山地的一部分，群山高耸，海拔约1000米左右。山上林木蓊郁，从村外一直到山脚则是一片广阔的田畴。已经是9月下旬了，有些晚稻还没有收割。
郭沫若走在队伍的中间。他身上穿着一套蓝布军服，但神情和气质仍然是一位诗人。
最近几年来，郭沫若的思想和生活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1924年，他通过翻译日本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从理论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5年他在上海目睹了“五卅”惨案，于悲愤泣血之余亦看出了希望的光辉。1926年3月18日他来到“革命策源地”的广州，初任广东大学文学院院长，其后又投笔从戎，于7月间参加了北伐革命战争，先后任政治部宣传科长、行营秘书长、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他撰写了讨蒋檄文并因而遭到通缉。“八·一”南昌起义后他随军南下，途中由周恩来和李一氓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这样剧烈的变动中，他和安娜时聚时散。1924年4月他离开上海，东渡日本，欲写《洁光》而未果，11月又携妻儿回到上海。南下广州时安娜和四个孩子留在上海，过了两个多月始来穗同住。郭沫若随师北伐，妻儿们又留居广州。出发前他身着戎装同安娜一起照了相，安娜是短发西装，站在投笔从戎的丈夫身旁，其神情就像一位知书明理、温柔多情的闺妇把丈夫送上烽火连天的战场，于皎洁可爱中又隐含着深深的忧戚。“四·一二”政变后广州形势危急，安娜带着孩子经上海逃到武汉。后来，武汉汪精卫政府也叛变了革命，郭沫若赴南昌参加“八·一”起义，安娜又带着孩子返回上海。总之，在中国社会的大动荡中，他们相聚的时间少，分离的时候多。安娜虽然是日本人，并不参与中国的内部事务，但也随着丈夫的动荡的生活而漂泊不定。
天气阴晦得很，队伍是在接到村外山头上有敌人的尖兵出现后，仓促集合整队出发的，虽然浩浩荡荡，却显得参差不齐。人人都意识到了严重的危险就近在咫尺之间——如果背面山头上果真有敌人的话。尽管如此，在田踌上行军，从山上吹下来的凉风拂在面上让人感觉着舒适，路旁的杂草闲花，又平添了几分野趣。在郭沫若旁边走着的一位女同志，低声地唱起了《国际歌》。
她——就是安琳女士，剪着一个男子式的分头，穿的也是蓝布军服，蓝布马裤。如果不是那一张秀丽的面孔和高高隆起的胸部，这一身装束几乎让人不大相信她是女子。
郭抹若听着安琳唱歌，便侧过脸去注视着她：一个是美丽的、勇敢的，新时代的女性；一个是克拉凡左式的骑士。他心里泛起了一股莫名的情愫，并暗暗地自语道：
“安琳哟，我是永远不能忘记你的！”
安琳是安徽省芜湖人。郭沫若在广东大学任文学院长时，安琳在预科读书。一个是师长，一个是学生；一个是著名的诗人，一个是风华正茂的女青年。在校园里，在各种集会上，他们两个人时常见面，但并没有直接的交往。头年10月，安琳由广州来到武汉，在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工作。其时，郭沫若已经升任政治部的副主任，军衔是中将。在北伐战争节节胜利，“革命”成为了一种时髦的形势下，一般革命的将官当然为民众所羡慕，尤其为一般女众所羡慕了。在人们的心目中，革命诗人又兼革命将官的郭沫若，是一位骑士，而这样的“骑士”又几乎肯定是一个“浪漫鬼”。加之他的夫人不在身边，自然会有不少美丽时髦的女子乐于围在他的周围旋转。
然而有一天，郭沫若把一位女士送给他的像片烧了，因为夜半醒来他想起了自己的妻子安娜。
当有人询问此事时，郭沫若把黑框的路克式的大圆眼镜擦了擦，十分风趣地回答说：“我这人究竟是脱不掉东方文化的束缚，我实在没有谈我们那位性学大博士的‘新文化’的资格。有许多人误以为我是浪漫鬼，其实我之不浪漫，犹如鬼之不浪漫也。因为鬼是没有的，那里会浪漫得起来。”
当时武汉盛行着一种“要恋爱”的风气，“单身女子若不和人恋爱，几乎罪同反革命——至少也是封建思想的余孽。”安琳初来不久，对一些男同志的纠缠也和茅盾笔下的静女士一样感到“十分地不高兴”。郭沫若是十分关心下属的，尤其对投身革命的年轻女学生倍加爱护。他告诉安琳说：“只要能够革命，恋爱是不要紧的。能够借恋爱的力量来增进革命的热情，这是可以讴歌的现象。卡尔·马克思不是有绝好的爱人？意大利革命运动的领袖人物加里波的不是有共生死的情侣吗？代表未来社会的中国女性是应该产生的时候了。这种人决不会因恋爱成功而堕落，也决不会因恋爱失败而沮丧。恋爱就和吃饭一样，吃了饭是要干革命工作的。不过我看见有些女同志，吃了饭便做起太太来，这可要令人悲观了。”
此时郭沫若正单身独处。安琳便问起安娜夫人的近况：“你的家眷还在广州吗？”
郭沫若叹了一口气，说：“好久没有得到消息了，说不定已经到了上海。”“该没有什么危险吧？”“危险或者不会有，因为我的老婆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啦。”
“啊哈！日本帝国主义者！”安琳忍不住笑出声来了。的确，这是一次愉快的谈话，彼此都敞开了心扉。
风雨伴君行。南昌起义后，在由南昌到汕头的长途行军中，郭沫若和安琳始终同路。他们原本是书生淑女，自然没有战士般的脚下功夫。跋山涉水，千里之遥，可想而知是多么劳顿困苦了。8月又正是盛暑季节，南方高温多雨，疾病流行。郭沫若在路上患了赤痢，安琳很是关心，每到一处城市她都不顾劳累，替郭沫若找医找药。
一处屋檐下。瓦罐在炉子上冒着热气。斜风细雨，淋湿了的木柴不大好烧，安琳用一把破竹扇使劲往炉口扇风，以期火苗能燃旺一点。她那白嫩的脸庞上染上了几点烟熏的黑迹了。
李一氓从外面走进来，问道：“安琳，你在做什么呢？”
安琳转过脸来，回答说：“好不容易弄到了一点中草药，给郭主任熬一熬。”
郭沫若疲弱不堪地躺在屋里一张竹板床上。李一氓走进来笑着对他说道：“安琳对你真不错呀！”
“这一路上全靠她了……”郭沫若点点头说，大有感激之情溢于言表的样子。
不一会儿，安琳笑微微地把熬好的药端进来，又服侍着郭沫若吃了。李一氓看到安琳如此热心和周到，知道这时候的郭沫若和安琳已经情深意笃，年龄的差异和职务的高低，丝毫也没有影响到他们感情的递进。
“砰！——叭！——”
前面突然响起了尖锐的零碎的枪声。队伍立刻成了乱了阵的蚂蚁群，在田畴间东奔西窜起来。挑脚夫抛下了担子乱跑，勤务乱跑，穿上短衫的革命老爷们也乱跑。安琳紧紧靠在郭袜若的身边，恐惧得什么似的。尖锐的枪声打断了郭沫若对往事的回忆。他下意识地伸出一只手来，拽着了安琳的胳膊。
幸好枪声没有继续。队伍又重新在一段浅浅的高地上聚集起来，然后一小队一小队的以冲锋的姿势向山麓前进。但由于联络工作没有做好，一小队一小队的队伍间隔着出发之后，简直就像一枝枝的箭矢射向了空林中一样无影无踪。彼此不通消息。前面的情况究竟如何不得而知。天色却逐渐的昏黑下来了。耸立在前面的连山呈现出模糊的轮廓，阴森得像一条庞大的吃人的怪物，这无疑又加重了恐怖的气氛。
队伍悄悄地摸索着前进……
在令人窒息的沉寂中，背后不十分远的地方忽然又响起了尖锐的枪声。黑暗中也分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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