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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正确的行动，人类精神可说是这种图式的共和国，它们注定要为了控制决策中心而相互竞争，机体的生理需要在某方面变得迫切，某一图式的力量就变大，有的却减弱；而这种需要是经过脑干和中脑传达到大脑的意识之中的，意志可能是这种竞争的结果，而不是脑内有什么“小人”在指挥，也不是什么外因的作用。我们还没有证据说思维正是以这种方式进行的，当前，我们至多能注意到，的确存在一些基本的活动结构，比如，反馈回路控制了我们大多数自动行为。意志——或者可称之为灵魂——完全可能产生于生理结构的进化演变，不过，这种结构显然远比大千世界里任何事物都更为复杂。
所以，对目前来说，宿命论和自由意志之间的矛盾似乎不仅在理论上解决，还可能还原为一个物理学和生物学的实验问题，我们注意到，即使我们的大脑真有这类结构，还是不大可能存在这样一种智慧——能精确预见一个人的各种行为与活动，虽然我们在有限程度上能制作出铜币掷落的路线或蜜蜂飞行的图表，大脑的结构太复杂了，而人的社会关系又过于错综复杂和变化多端地影响着大脑的决定，所以，无论是受了这种影响的人还是另外的人，都不可能事先预知任何人的发展细节，因而，在这种基本意义上，你、我都是自由的，能对自己负责。
然而，从一个次要的意义上说，我们的行动又是部分地被决定了的。如果行为的种类划分得粗略一些，我们完全可以有把握预知它们的发生，铜币在空中运行时是自身不断旋转的，而不是平动；蜜蜂绕着房子飞行时是竖立着身体的，人类在广泛的社会活动中的言行，都带有人这一物种的特征，而且，个体的群体统计性质也能够确定下来。就旋转的铜币而言，它用不着计算机或别的器械去精确测量它的抛射；它的运动遵从二项式分布和正弦定律，一个信封的背面就能写完计算的全过程，这些数学公式包含着丰富而有用的信息。在另一个层次上，昆虫学家也能总结出蜜蜂到采蜜处的平均飞行模式的各种特征，他们事先掌握了蜜蜂的摇摆舞的统计性质，蜜蜂正是用这种舞蹈把花的位置告诉同伴，他们还把按照这种信息而行动的蜜蜂所犯错误的时间和分布记录下来并作出精确的测定。
在更小的、仍然是未知的程度上，只要我们对人性有足够的知识，仔细研究了社会历史及其物质环境，我们也可能对人类社会的行为作出统计学上的预测。
遗传决定性限制了未来的文化演化的途径。目前，我们还无法猜测这个演化过程会走多远，但我们对它过去的进程能够作出透辟的解释，并且，如果我们既有技术又有运气的话，还可预见它近期的发展方向。这个分析中最关键的部分就是个体心理研究，尽管有社会学中迪尔凯姆和人类学中拉克里夫－布朗的整体主义传统，文化却并不是无需外部动力而自己就能演变进行的超级有机体；相反，文化的发展变化，是无数个人行为的累积产物，每个人为了在社会中生存，都尽力作出最有利的行为反应。
当我们严格地将社会看作群体时，就能更精确地确定文化与遗传的关系，人类的社会进化是沿着双重继承的轨道向前发展的，文化继承和生物学继承，文化的进化是拉马克式的和非常迅速的；而生物的进化则是达尔文式的，通常是缓慢的。
拉马克式的进化，是后人继承前人后天获得的特征，是父母将自己一生中习得的东西传给子女，当法国生物学家拉马克于1809年提出这一观点时，他相信生物进化这就是以这种方式发展的。比如他指出，由于长颈鹿伸长脖子吃更高枝头上的食物，它们的下一代不用作同样的努力就会生来具有比父辈更长的脖子，由于鹳伸长双腿以免腹部打湿，它们的下一代无需这样作就继承了更长的腿，拉乌克的观点已不再被认为是生物进化的基础，但在文化的进化中却恰恰发生着这样的情况。
关于进化的伟大而有权威性的理论，即认为所有物种群体都由于自然选择而得以改变，这种理论是达尔文于1859年首次以令人信服的方式提出来的。他认为，群体里的不同个体，在遗传构成上、从而在生存和繁殖能力上，都大不相同。那些优胜者自然将更多的遗传物质传给下一代，因而，它们所属的群体从总体来说逐渐变为优胜型，根据自然选择理论，同是长颈鹿，在长出长脖子的遗传能力上却不同；那些脖子最长者能吃到更多食物，故能留下更多的后代，结果，数代以后，长颈鹿这一种动物的平均颈长就增加了，在此之外，如果遗传变异不时要影响颈长，上述进化过程就会无止境地持续下去。
达尔文的观点已被公认是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生命形式的生物进化理论，由于生物进化比拉马克式的文化进化缓慢，生物的进化总是被文化的进化抛在后面，然而两者的差异不可能太大，因为文化进化所造成的社会环境，最终会留下生物性自然选择的痕迹，那些行为有自杀趋向或对他们的家庭有破坏性的人，比起那些行为上没有这些遗传倾向的人，较难留下自己的基因，一个社会，如果由于其成员的遗传倾向遭到削弱而只能产生竞争性弱的文化，这个社会就会被具有适当遗传倾向的成员所组成的别的社会所取代，我在这里并不是将现代社会的有关现象归之于遗传差异，但有一点必须指出，对于当代各种社会的实践存在着一种限度，把握这种限度已超出了人类理性的能力，文化进化一旦超出这一限度，就会被生物进化拉回去。
此外，人本身有这样一种倾向：他要阻止这两个进化轨道之间出现太大的差距。莱昂内尔。特里林在他的《超越文化》中写道，在大脑的某处，“有一个坚定的、不会磨损的、顽固的核心。它体现生物性的迫切要求、生物必然性和生物理性，它不是文化所能企及的，而且始终又是正确的，迟早会被用来判断、抵制和修正文化。”
奴隶制的衰败可以解释这种生物学阻尼性。哈佛大学的社会学家奥兰多。帕特森对全世界的奴隶社会史作了系统的研究，他发现，真正的、正式的奴隶制几乎都有相同的兴亡过程，在这些过程的末期，根源于奴隶制的一些特殊情况，再加之人性的上述阻尼性，共同导致了奴隶制的衰亡。
大规模的奴隶制往往开始于传统的原始生产方式解体之时，通常，这是由于战争、帝国扩张、主要耕作物的改变等而引起的；这些事件反过来使许多自由的贫苦农民迁徙到城市中或新开辟的殖民地，在帝国的中心，越来越多的土地和资本都落入富人的垄断之中，而城市劳动力却紧缺，领土扩张把别的民族变成有利可图的奴隶，暂时解决了经济问题。假如人在那时是用奴隶社会的新的文化铸造的，假如人的行动也象一种红蚂蚁那样具有奴隶的天性，奴隶社会也许会永久存在下去。但是，我们所认识的最典型的哺乳动物和人的特性，决定了这种转变是不可能的，城市的劳动阶级进一步与生产手段脱离，因为他们厌恶这种普通劳动的低人一等的地位，同时，那些奴隶企图维持家庭和种族关系，保持他们旧文化的残余，当这种努力成功之时，他们中许多人的地位有所上升，原先纯粹被奴役的状态也有所改变。当维护自我的行动受到镇压而失败时，人的繁殖力自然下降，所以每一代人都需要输入大量新的奴隶，这种频繁的交替对奴隶和主人的文化都起着解体作用，由于奴隶主想在他们自己的文化中心生活更多的时间，遂酿成他门自己远走高飞而只留下代理人监管奴隶的风气，越来越多的权力落到监工手中，管理无方、野蛮虐待、奴隶暴动、破坏生产的事越演越烈，这个制度便慢慢走向衰亡。
靠奴隶劳动而生存的社会，从古希腊、罗马到中世纪的伊拉克和十八世纪的牙买加，还有其他许多弊病，许多还是致命性的，但奴隶制本身就足以决定这些奴隶社会的使命。帕特森写道。“这些社会很快进入成熟期，它们辉煌的时间很短暂，它们带着虚浮的荣华走向衰退，被人遗忘。”
奴隶在高压下还是坚持要象人一样生活，而不愿作任别人役使的蚂蚁、长臂猿、狒狒或别的什么，这一事实使我相信，历史的轨道可以预先测定，至少可以大致测定，事实上存在着若干生物制约因素，它确定了某些不可能的或禁忌的对象，可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天启命运（这个问题在最后一章将作详述），在提出这一点时，我清楚地知道，对历史进程作出这一种而不是另一种假设，却是在人的能力之内，但即使自我决定的能力得以充分发挥，能源和原料危机得以解决，旧的意识形态被推翻，从而各种社会选择都明显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也只愿意沿着少量的几条路走下去，当然，我们可以试一试别的那些路子，但它们导致社会和经济的混乱，生活质量的下降，引起人的抗拒和退却。
如果历史真的在一定程度上要受到在它之前的生物进化的指引，我们就能发现了解历史进程的有价值的线索，方法是对当代各种社会进行研究，尤其是那一类社会，其文化和经济特征最接近史前时期居主要地位的那些文化和经济现象，此类社会主要是狩猎－采集民族：澳洲的土著，卡拉哈里桑人，非洲的矮子黑人、波利尼西亚的安达曼黑人，美洲的爱斯基摩人，以及其他完全靠捕获动物、采集野生作物为生的民族。目前还有100多种这类文化继续存在。他们当中少有人数上万的，几乎所有这类民族都面临着被周围的文化同化的危险，或面临灭绝，充分意识到这些原始文化的巨大理论价值的人类学家们，现在正力图抢在时间前面，趁它们还未消失时把它们记载下来。
这些狩猎－采集者有很多特征直接适应他们的粗野的生活方式。他们100人左右为一个群体，在营地附近游荡，并经常分散、聚会以寻找食物，25个人构成的一个小组，一般占据1000千到3000千平方公里的范围，与同样数量的狼群占有的活动范围相似，但比一组以植物为食的猩猩所占的范围大100倍。在这个范围内，某些地方被当作专有属地而严加防卫，主要是那些保证有丰富食物资源的地方。部落之间的互相入侵，某些情况下升级为有限的战争，那是屡见不鲜的，人们认为“狩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