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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天子派来参赞戎务的大员调到侧翼去〃效一将之劳〃，这才使得他们耳目清净，心满意足。刘锜虽然不关心个人得失，却十分关心全局的成败。他坚持要亲自送杨可世的前军出发，隔了六个时辰后，又目睹刘光世点齐人马，跟着上路，这才放下心来，与王禀赶赴无定河侧翼的战线。他们把人马突出到通州以北，准备一听到奇袭军得手，就火速从右侧进兵，包抄燕京。
从战略上看来，这一支人马确实也可起策应作用，原非闲著。只是与杨可世的选锋军距离较远，呼吸不应，仅处于次要的地位罢了。
常胜军原来都是辽东盖州、铁岭附近的土著，后来调进关内，兵员几经补充扩大，目前已有一小半的官兵都是京郊人士，更兼长期驻扎在京西南一带，对当地情况十分熟悉。目前辽军的力量配备，虽然东移西挪，朝更夕改，但总的说来是兵力不足，防线缩短，后防空虚、鞭长莫及。郭药师在行军之际，还参考了旬日前那个姓岳的小军官从巡哨中带回来的地形军事配备位置图。甘三日傍晚，选锋军到达固次县，当晚就潜渡芦水，掠过安次县境，稍作休息，接着星夜行军，长驱直入。廿四日凌晨前，大军就已抵达燕京东郊。
自唐朝建置范阳节度使以来，幽州城定下了规矩，每晨四更，先打开迎春门，把郊居乡民装运柴、煤的车辆放进城来以供城内军民日常生活之用。这些车辆倒空了柴、煤，傍晚时分就装了煤渣、垃圾等废物拉出城去，倒在田问当作肥料。这项制度已经实行了四百年。随着燕京城地位的日益重要，生齿人口日益繁殖，这种车辆也增加到数百辆，每过半夜，迎春门外的车队就排成几条长龙，等候开城，车、骤不绝，人语喧阗，十分热闹。近日来，宋朝大军已压芦沟河而军，大局堪虞。萧皇后一面责成提举城守的都元帅李处温加紧城防，严行盘查进出人等，一面为固守燕京城计，也打算多储蓄些燃料、粮食过冬，又特命将迎春门提早一个更次开门。这两天朝廷多故，李处温的都元帅忽被撤去，新的任命还未下来，正在青黄不接之际，城防的官兵都懈怠了，盘查已成具文，并未严格执行。
装运煤柴的乡民享有进出城门的优先权，更兼每日往返，消息异常灵通，久已成为京郊义军注意、争取的对象。这时京郊义军逐渐统一在董庞儿、张关羽的领导之下，他们早已派人与乡民联系，争取得一部分人参加义军，担任交通运输，传递消息等任务，对于地下活动，可以说是积有相当的经验了。
就是他们首先发现了奇袭军的行踪。
在反辽事业与倾覆辽的残余政权一点上，义军与宋军有着共同的目标，这个发现对他们当然是十分重要的。他们大喜过望，三三五五地议论起来，顿时议出一个帮助宋军夺取城门的办法。他们找到杨可世，把这条计策献上。杨可世略一考虑，认为它简单可行，立刻采纳了。
杨可世把大军隐藏在离迎春门几里路的一片丛林背后。另派甄五臣率领两百名敢死士换上老百姓的服装，混在车队中间，兵器都放在柴堆、煤堆底下，车上略加遮盖，表面上不露一点痕迹。三更一到，号角吹响，城门洞开。老百姓久已和守城的官兵们厮混得熟了，照例要〃献纳〃一些免费供应的柴煤，一阵嘻嘻哈哈就把大车推进城门。甄五臣和敢死士趁机从煤堆和柴堆底下抽出兵刃，一声呐喊，一拥而上赶杀官兵，老百姓们也帮着一齐动手，顷刻间就把几百名守城的官兵消灭赶散，顺利地夺得迎春门进城。
根据事前约定，甄五臣向杨可世所在的方向一连放出十多个〃钻天老鼠〃，这是一种只有火花、没有声音的爆竹。这十多道火光，在星月无光的黑空中，真像老鼠一般飞窜狂跃。杨可世一见信号就知道夺门得手，立刻飞骑出动，那消半刻，大军就进入城内。这时天色犹黑，情况混乱，各城门的防守官兵相互传告，心胆俱裂，纷纷溃散。泾原军在熟悉燕京城城市道路的常胜军向导下，很快就把外门的七道城门全部夺下，每一道门都派了一名将官，二百名士兵负责防守，严禁出入，并维持附近地区的秩序。杨可世、郭药师率领主力，向市中心挺进。
大军进城的消息，霎时间就传遍全城，汉儿们奔走相告，喜形于色。胆大的奔出家门，投效军前。胆小的暂时关起大门来观望一下，心里也充满了希望和喜悦。
相反的是奚、契丹人，他们心怀疑虑，不知道进城的宋军将会怎样对待他们，他们将要遭遇到什么命运？他们听到消息后，有的也在观望，有的从睡梦中醒来，不暇细问，就拿起兵器，冲到街头去找宋军厮杀。
现在是面临着代表两个民族的朝代之间的最后决斗了。
在我国的民族与民族之间，有时也存在着彼此侵犯相互敌对的关系，但主要是彼此友好融合无间的关系。有两种融合：少数族的上层分子与汉族的上层分子相融合，少数族的普通人民与汉旅的普通人民相融合。前者融合的结果是联合起来统治广大人民，后者在共同的日常生活和生产实践中逐渐消灭了民族的界限而成为反压迫斗争的同盟军。契丹贵族入主黄河流域的二百年中，使得大多数契丹族平民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平民成为受他们统治、压迫的臣仆、奴隶。他们除了服饰、打扮以外，生活、生产方式以及思想感情也都和普通的汉儿同化了。他们在政治、经济生活上具有共同的喜爱和憎恨，进入山里去参加反辽义军的契丹人就是这种融合的最高形式。当然参加义军的还是少数，但是大多数的契丹人、奚人、室韦人、渤海人都是汉族人民的朋友，不存在敌对关系。他们应该是杨可世团结、争取的对象。他受命要去摧毁的是契丹政权，而不是契丹人的生活基础，要打击的是还图顽抗的契丹、奚贵族，而不是所有的契丹人、奚人。可惜杨可世的头脑中不存在这样的分析。在这进城以后的关键时刻，他犯下了致命的错误，他没有下令安民，让契丹人放下武器来，以便集中全力进攻王城，反而接受了郭药师的建议，粗暴地下令不分官兵军民、不分抵抗和不抵抗的，一律摘杀契丹、奚人。
在这道罪恶的命令下面，许多奚、契丹人的家庭被消灭了，许多妇女、老弱和孩子被屠杀了，鲜血流满通衢和坊巷。杨可世这样做的结果，并没有瓦解契丹、奚人的斗争意志，反而激怒了他们，坚定了他们，团结了他们，迫使他们为了保卫自己的民族、保卫自己的家庭、保卫，父母妻儿和自己的生命而进行战斗。这种斗争往往是超乎寻常地英勇，不到战死，决不放下武器，宋军受到他们的猛烈抵抗，同时也因为要贯彻这条命令，挨家逐户地去搜查，这就大大地滞缓了向王城方向前进的步伐。
在夺门战中几乎没有受到一点损失的宋军，已经产生一种可以轻易地结束这场奇袭战的轻敌思想。如今出乎意外地受到奚、契丹人的阻击堵杀、死缠硬拼，一时摆脱不开，不免又烦躁起来。
这时耶律大石派来的应援之师已经赶到。耶律思轸、耶律怀沙两员小将，忠实地执行父亲的命令。他们率领的这支援师猛虎般地扑入战斗，把任务完成得如此出色，以期不辱没他们祖先的光荣的名字②。他们的祖先，当初在陈家峪一战，俘杀北宋大将杨业，取得辉煌的战果。现在他们处在不利的形势中，已决心一死殉国，但是只要活着还有一口气，他们就要和北宋大将杨可世拼个你死我话。
他们带来的人马有限，这时闻风而来、自发地参加阻击战的奚、契丹人越来越多了。他们脱出了个体战、各自为战和盲目战的范围，融入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的正规作战。组织给予他们新的力量。他们分别扼守着几条通往王城的大街，到处设置障碍、石块、土堆，沙包，以至粮食袋，日用家生都搬出来，堆在街头上，堆成临时的街垒，阻滞敌人前进。敌人在远处，他们就躲在街垒中放箭，敌人接近了，他们猛然跳出来拼死搏斗，有时几十个人死作一堆，敌军还怕街垒中有人，不敢走近。
许多契丹、奚家庭的妇女和孩子们也帮着搬运沙袋，掘土挖泥，助筑街垒。有的就躲在门缝背后射冷箭，闪到窗口来扔出桌、椅、衣柜等家生杀伤宋军。宋军要毁灭一个家庭，就不免要付出一些代价。
这支阻击军，包括一部分武装抵抗的家庭在内，最后都葬身在火海中。
这符合他们的愿望，〃火〃，消灭了他们的（禁止），但使他们的精神获得永生。他们以宝贵的生命换得比生命更宝贵的两、三个时辰，阻滞宋军前进，使耶律大石能够完成王城的守御准备，使大局转危为安，使王城的保卫战产生了胜利的可能性。他们死可瞑目了。
所谓奇袭，就是要乘敌之不备，直取其要害之地，收得全功。不用说，燕京城是残辽政权的要害之地，是奇袭的目标。但是要害中之要害，却是王城。单是取得燕京而没有夺取王城，杀进皇宫，俘获皇后和将相大臣，瓦解军队的战斗意志，从根本上摧毁辽的统治枢纽，这场奇袭战就不能算为成功。
杨可世容易地夺得迎春门，成就了一半的大功，却没有乘机直取王城，反而分兵去夺其他的七道城门。可能有人批评杨可世的战略思想太保守了，由于他的行动滞缓，不够勇决，使耶律大石和萧皇后争取得时间做好准备，以致功败垂成。以〃杨霹雳〃出名的杨可世，在他一生最重要的事业上，其错误不在于〃霹雳〃过甚，恰恰是由于他〃霹雳〃得不够。
从结果来看，这种议论似乎也言之成理，其实这不过是历史家在事后的空论而已，并非持平之论。事情过去以后，空论家要作种种批评、指责，都可以夸夸其谈。如果在这场奇袭中，杨可世做了相反的事情，不夺取和守住其他的城门，径扑王城，结果是外援从外城而入，截断杨可世的后路，前后夹攻，造成溃败。这样空论家仍可批评他不够持重，思虑不周，胃进〃霹雳〃。做个批评家是容易的，人类语汇中提供了成千上万条贬义辞可供他们左右逢源地使用。可是在事件的进行中，人们能够始终把握住事物的本质，不受现象欺骗，不左右摇摆，这就困难得多了。
就这个役后而论，直接指挥者杨可世在战斗进行中确曾犯了不少错误，但是导致奇袭战全部失败的主要责任，却不在他身上
大军出发以来，前后两军一直保持联络。当天凌晨以前，当杨可世的大军隐藏在丛林后面时，就派出第一个使者驰往后军通知消息。夺得迎春门后，杨可世又急忙派去第二个使者告捷，兼催后军快来接应。据杨可世的估计，最多不出三个时辰，刘光世的大军就会接踵而至。杨可世的主导思想是及时掌握各道城门的防守权。一来防止辽方官员逸出，通风报信，搬来援军。二来便于迎接后军入城增援。两军合并，有了二万六千人的雄厚兵力，以之攻取王城，扫荡辽军的残余抵抗力量就绰乎有余了，他并无全部垄断功劳的意思。可是事态之发展，大大出乎他的意外。他既没有料到外城契丹人的抵抗会如此激烈——其实当他下达了一律摘杀奚、契丹人的命令后，就应当想到这是必然的后果。这才是他主观上犯的最严重的罪行和最大的错误，而他反而倒因为果地认为是由于契丹人的猛烈抵抗才迫使他下这道命令，真是愚不可及。他更没有料到近在百里内的后军统领刘光世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