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教厅接办，改名《少先队员》，后又在广州出版。她一直作为总编辑，兢兢业业，把阳光播种在等待开发的心田。
1947年，她得到助华协会（CHINA AID COUNCIL）的奖学金，到美国哥伦比亚师范学院研究院读书一年。在那里，她会晤了一些进步人士。在留美同学组织的星期五座谈会上，陈翰笙、史沫特莱、老舍、龚澎、黑人领袖罗伯特等都被请来。这些名人的深刻思想，对美国的剖析，使她受到启发。有一次，她到美国著名实用主义教育家祁伯屈家里座谈。祁伯屈大谈中国教育问题，说中国民众的通病是“贫。愚、弱、私”。黄庆云对他的观点提出不同的意见，说那是压迫者的看法。“那我就取消我原来的想法。”祁伯屈说，“但起码中国是穷的，贫穷就是想办法学好生产知识搞好生产。”黄庆云并不示弱，又驳了他，致使这次座谈不欢而散。
在她留学期间，杂志社编了一套五十本的儿童丛书，其中有一半为黄庆云所写。童话集、故事集、翻译童话集、信箱、均署真名；其他，则署宛儿、昭华、慕威、是德等曾在杂志上用过的笔名。“是德”是她写儿童科学时用的笔名，虽然是要表明“女子无才便是德”，说明自己对科学无知，而实际上，又有相反的用意。
四
1948年回香港，继续主编《新儿童》。第二年，应广东文理学院的同学邀请，回到广州，在那里教授儿童文学。1950年同作家周钢鸣结婚，并调广西，任国立广西大学副教授，讲授写作方法和儿童文学。那时正值中国天翻地覆的变化之时，她委托别人编辑杂志，自己参加了上地改革运动。黄庆云回忆说：“过去，我一直在大城市生活，至此，我才真的到了亲爱的祖国、大地妈妈的怀抱，认识了可爱的农民兄弟姊妹。我从思想感情深处觉得祖国的泥土有其特殊的香味，农村的兄弟姊妹有着和自己血肉相连的关系，这个转变，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的……”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种感情的获取十分重要。古今中外，哪一位伟大作家的作品不浸透人民大众的心声？！一切文学作品，都将在历史面前受到严厉的检查。而对人民大众的感情，永远是一切文学艺术作品最主要的内容。
黄庆云的文学活动，从开始就同民众密切联系着；当然，那是一种“本能”的自觉，从人道主义，继而爱国主义，去从事儿童文学，“救救孩子”。但到了1949年后，她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废墟上，看到的是一个完整的中国（还因她认识了香港和美国）。于是，理性的自觉，把她引到对儿童文学新的探索之路。那时她读了许多苏联儿童文学，认为盖达尔的作品具有典范性，但在技巧上，她最喜欢尼·诺索夫。以前，她只是以童话影射和讽刺现实的黑暗，这时却要以童话歌颂光明，反映伟大的现实。《奇异的红星》和《老卒和小帅》就属于这样的作品。前者以象征的手法，富有诗意的笔触，淳朴的语言，歌颂奇异的“红星”给人民带来的幸福。阿力、哑巴、小姑娘及恶魔的形象都令人难忘。阿力虽然自信、顽强，力大无比，但那恶魔却能取走他十分之九的力量；虽然他向恶魔应战，却无法实现恶魔提出的三个条件——推开生根的巨石，让种子发芽、开花，让茫茫黄沙上长出麦于，使哑巴开口说话。阿力听了善良的小姑娘的劝告，从她屋后的那条小路，终于找到了那个“能力很强的人”。那人，走了二万五千里的路。那人送他一件奇异的宝贝。它使他得到了一切，使人民得了一切……寓意深刻，结构完美，使它成为又一篇代表作。这篇童话，获得1980年全国第二次儿童文学评奖一等奖。五六十年代，黄庆云还写了些描写新人新书的作品如《不朽的向秀丽》，曾经轰动一时，教育、影响过千百万读者。
对一个作家来说，探索精神是宝贵的。没有探索，就没有创作上的进步。1958年，她在儿童诗歌方面做了一些尝试：把诗写到街上。当初，许地山先生告诉她：“要创作我们自己的童话。”这不仅是童话，任何体裁的作品，都要具有自己民族的风格。她一直不忘这句话，并把它作为探索的力量。黄庆云与女画家林琬崔合作，以诗配画的形式，在街头展出，影响甚好。
1959年，黄庆云主编的《少先队员》受到批评，说它太注重文艺性、知识性、趣味性。她是一位谦和的作家，对人家善意的批评，既不计较，更不憎恨。她离开杂志，到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从事专业创作。她深入农村，认为那里是她最不熟悉，也是最应该了解、认识的一个王国。作家总要不断缩短与人民大众的距离，黄庆云这样做着，在这条路上，从没有过犹豫。
在广东番禹县南村人民公社她整整生活了三年。那是中国的非常时期。在共同的患难中，她结交了不少农民朋友，心里燃起表现他们的强烈愿望。但创作总要创造，不断突破自己，超越自我。她这种精神首先从儿歌的创作开始。既要继承传统，又要突破传统，既要是现实主义的，又要是浪漫主义的，要形象、具体，即使不是叙事诗也该有故事和情节，不要抽象的说理和干涩的描写。这是她对儿童诗的理解和追求。
那几年，她接连写出《快乐的童年》、《花几朵朵开》及《和爸爸比童年》几本儿童诗集。那些小诗琅琅上口，既能用普通话念，又能用广东话念，试举两首，那种明朗、清新、细腻、情景交融的艺术风格，便可足见一斑。第一首——《织竹箩》：
折手掌，
唱山歌，
爸爸种瓜我织箩。
我织竹箩个个好，
我织竹箩心事多：
箩大又怕爸爸挑得累，
箩小又怕西瓜大过箩。
后两句多细、多巧、多神！把“织竹箩”的孩子的矛盾心理，活脱脱形象地表现出来，天真和童趣，俱在其中。第二首——《绣秧秧》：
枕头布，
二尺长，
我家有两个巧姑娘。
姐姐在田里绣花花，
妹妹在布上插秧秧。
金针来，
银线往，
忙坏蝴蝶一双双，
又错认手儿作同伴，
又错把假秧作真秧。
这首《绣秧秧》的后两句也是画龙点睛，其新巧跃然纸上。其他如《摇摇摇》、《送香蕉》、《小小鸡》和《摘根野草当萧吹》等，虽都具有传统童谣的特点，却又有作家自由的创造和发展。历来中国诗歌都是寓情于景，情景交融、诗中有画的，黄庆云的儿童诗在这方面更有其色彩。女画家林琬崔用画笔淋漓尽致地把她的诗情画意表现了出来，那些精美的儿童画，也为诗作增色不少。诗的大自然、画的大自然，与大自然揉成一体，且不说对儿童的陶冶，就是对大人来说，也是爱不释手，有一种返老还童之感。香港儿童文学作家何紫评论她的儿歌时说：“黄庆云的儿歌有几个特点：一是柔，水柔柔的，意悠悠的，一念就知道是岭南出品，仿佛只有珠江三角洲河道纵横才会孕育出这样的作品来；二是村，俏丽的也藏在乡土气息下。”他说的“村”，自然是甜美、纯洁、自然的南国乡村特有的情致。我喜欢她的儿童诗……《花儿朵朵》是其儿童诗的代表作，曾译为英文、法文、日文、西班牙文和乌尔都文出版。
五
作家也很难绕过政治设制的路标。文化大革命中她去了干校。经验和教训，对于国家和自己都很难忘。但作为一个作家，她是社会和生活之中的主人和观察员，思索自然要多。她思想上没有铺设曲折的道路，但终于踏上了这条道路。整个民族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个人的损失似乎不必怨恨。“懊悔已晚，”黄庆云说，“问题是如何夺回失去的时间。岁月不饶人，人也该更学会不饶岁月。”逝去的岁月已经望尘莫及，追是追不到的，但她在文革后却高扬精神，到艰苦的地方，熟悉亲爱的大地。她五次去海南岛深入生活，为了创作一部既给大人又给孩子的小说。
《刑场上的婚礼》这部传记文学，是她这时期的代表作品。它讲述这样一个可歌可泣的真实故事：大革命时期，广州起义中的赤卫队总指挥周文雍和陈铁军相爱，但为了革命工作，却不能很快结合。起义失败，他们被捕，判了死刑。他们视死如归，同赴死难，并在刑场上宣布结婚。黄沙地上，红花开得如火如茶，刑场上，敌人的刺刀寒光闪闪。陈铁军向周围的群众作最后一次演说：
“亲爱的同胞们，兄弟妹妹们，我和周文雍同志的血就要洒
在这里了。为了革命，为了救国救民，为了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
而牺牲，我们一点也没有遗憾！……今天，我要向大家宣布：当我
们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都献给了党和人民的时候，我们就要举
行婚礼了。让反动派的枪声来做我们结婚的礼炮吧！……”
故事催人泪下，震撼人心。故事是在大的历史背景下，以陈铁军的成长为主线展开的，她纯洁、善良、正直、坚毅、忠诚，性格鲜明，形象生动。真人真事，情节引人人胜。写这样的文学传记，对黄庆云来说尚属第一次尝试。她在《附记》里说：“传记是真人真事，因此要忠于它的时代和忠于传记的主人翁。”这两个重要的因素，她做到了。但是“搜集一个烈土的一生，好像深入宝山，探索明珠，然后用一条红线把它串起来。明珠要探求，线也要选得好，既不要遗珠，也不能把鱼目和砂砾都混进去。有些看来是砂砾，其实把表面的尘埃抹去之后，明珠才更绚烂。”这是作家在筛选资料上表现出来的深浅。但传记文学毕竟是文学，不是生平资料的搜集和编排，应该说也是文学风格的一个展示窗口。传记文学应是历史的真实和小说的色彩的高级混合物。没有任何虚构也不能成为传记文学。但虚构的权利是有限的。关于这一点，黄庆云又说：“故事中的虚构部分也是以忠于时代和忠于事实为原则的。历史事情发生很久了，具体细节无法搜集。你要去穿珠，但确实有一些遗珠寻而不见。那只好由作者根据人物和情节的发展去塑造，否则见线不见珠，甚至连线也断了。在这种情况下，作者完全有自由去想象和安排的。”但这种想象要合情入理，因为有一个史实的限制。传记作家之大手笔，是可以让冰冷的石头散发出热和灿烂的火花的。有位美国作家说，写传记无异是把自己卷进生命的万有之链里，而传记作家也无异是鉴赏生命的行家。黄庆云就是如此，她把自己的感情交给了时代和传主，这样初试获得了成功，使《刑场上的婚礼》成为好书。接着她又创作了以大革命时代省港大罢工的劳动童子团为题材的长篇历史小说《第一条红领巾》，还在香港出版长篇童话《金色童年》和小说《爱我香港》。
黄庆云是一位专业作家，但事实上并不能专事写作。她总是有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