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和破烂的毡靴乱七八糟地扔在地窝子里，甚至连我们一块照的那张合影也没有带上。那是我们在额尔齐斯河边的芦苇地里照的唯一一张合影，背面有我们几个人亲笔写的、要患难与共的誓言。我知道，你是厌恶地诅咒着离开那片土坯小屋的，不过那时你没有这么硬的口气，也没有这么凶的目光。你走向布尔津的时候佝偻着腰，我记得你的身影悄无声息地消失在那道白砂的河岸后面。
他默默地想着，小口喝着华北端来的茶水。茶很香，几片茉莉花瓣浮在水上。他望着墙边立着的漆黑闪亮的钢琴，那钢琴在斜阳柔和的光线中呈着一种凝重高雅的光泽。他突然觉得这环境正在有力地否定着他的思想。那些河是多么遥远哪，他想，这里并不受那些河的主宰。难道不是么，大家回到这里就不约而同地不提往事，尽释前嫌。在北京扯那些话题多不招人喜欢哪，生活在这里早就重新开始了。大家都在重新选择生活。我和华北、二宝、颜林，还有她，都在重新选择生活。她自己会考虑好和华北的事的，她十二岁就见过那么大的世面。我当然管不着，华北，我更不会有什么意见。不过你要记住海涛给你的教训，那件事情你不该忘掉。你当年就是这样找海涛的，你也是这样，一见到海涛就甩了你原先的女朋友。海涛把你写给她的诗给我读过，说实话你的那首诗写得太棒了。你的那首诗如果登在报纸上，一定会引起轰动。只是我不同意你那么多地写到额尔齐斯河，那条河是被哈萨克的真挚情歌和阿勒泰山的雪水养大的，它一直浩浩荡荡地流向北冰洋。你不应该写它，额尔齐斯河是坚强、忠诚和敬重诺言的。
他提起书包，站了起来。
“你怎么，伙计，好像不太顺利？”徐华北随便地问道。
这回华北没讲“不顺”，他想，可刚才你像个京油子，一嘴一个“不顺”。他把书包背上，然后端起桌上的杯子一饮而尽。“是研究生办公室有些麻烦，”他说着握住了门把手，“还是不给我准考证。”徐华北笑了，赞许地拍拍他的肩膀，“放心温书吧，没问题。你是为这个来的么？”他们走到楼梯口，徐华北接着说：“我去找我姑父。问题不大，可以找他们头儿谈谈。”他犹豫了一下，随即又抬起头来对徐华北说：“不，用不着。”傍晚，他走进家门，还没有放下自行车，邻居老大娘就唠叨着跑了过来。“可回来啦，你这宝贝儿子。快送你妈上医院吧，快进去看看你妈吧！”他的脸刷地变得惨白，自行车当啷一声摔在地上。他冲进屋里，母亲正在床上痛苦地抽搐。他吓得浑身一抖，扑过去抓住母亲。
母亲艰难地睁开眼睛，看了看他，立刻又疼得侧过脸去。他看见母亲的蓬乱的白发在昏暗的室内显得分外刺眼。
他冲出小院，公共电话旁边站着两个穿红裤子的姑娘，正对着电话吃吃地笑。他重重地把手按在电话上面，“对不起，”他喘着粗气，“我母亲病啦，让我先打一个叫车。”他哆嗦着翻开电话簿，寻找出租车站的号码。电话不紧不慢地应了一声，他赶紧报了地址，“——没车！”电话砰地挂断了。他愤怒地把听筒一摔，冲出了公用电话间。“哎，交钱！交钱！”他听见后面在吆喊，但是他咬着牙睬也不睬。他的头脑已经丧失了思考的能力。
他撞开家门，不禁又愣住了：母亲已经自己穿好了衣服，围着一块头巾倚墙端坐着。
他靠近母亲，难过地嘟囔了一声：“妈。”“自行车……孩子，”母亲半闭着眼睛，虚弱地喃喃着。
他推着车大步走着。母亲默默地坐在自行车后座上，抓着车座一声不响。你永远这样，妈，你永远都是默默地忍受一切，他想，也许昨天或者前天你就病了，但你不说出来，甚至夜里都不哼出声来。“一会儿就到医院啦，妈。”他俯身低声安慰母亲说。他觉得自己左臂正生出千钧之力，沉重的车把在这条臂膀下被扶得又稳又直。他用右臂扶着母亲，咬紧牙关顺着大街走着。车流在他身后疾速分开，他听见脑袋后面车铃声响成一片。只要有一个人撞我的车，他默默地想，只要有谁把我撞了，把妈妈撞了——他发着狠想着，迈着大步走着。他浑身的肌肉都已绷紧，心脏和神经都充分调整过。他知道只要有一个蛮小子撞了他的母亲，这肌肉和神经就会即刻反射，把那个家伙头朝下扭下来。他知道自己将不顾一切地大打出手。他觉得自己又变成了一个浪头，正在愤怒地扑向前方。不管他多么耻于让颜林的爸爸和柳先生知道自己还有如此野蛮的一面，他也在所不惜。十字路口亮着红灯，但他照直向前走去。额尔齐斯河在通过布尔津大桥时就是这样坚决地冲上去的。他感到心中充满悲愤。他瞥见岗楼里的警察一直目送着他从眼皮下面走过。
他先是在急诊室里，后来又在病房里守着母亲，整整守了四天四夜。
这四天里，他没有做日语习题也没有温习地理讲义，他一句话也不说，只是不出声地注视着母亲床头的输液瓶。除了伺候病人以外，他总是坐在床前的一只白漆方凳上，连夜晚也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地坐到天明。右肩三角肌的疼痛仿佛已经生了根，在那块肌肉下面的一个凹陷里潜伏着。他知道怎样一动就能牵疼那里，也知道怎样可以避开那种牵动，用这条手臂去拿东西。
有一天早晨来了一个新换班的护士，不知为什么对着母亲大叫大嚷。他缓缓地站了起来，走近那位脾气不好的小姐。他和她对峙了几秒钟。那位小姐突然恐怖地尖叫起来，夺路逃离了病房。一会儿又来了一位年纪大些的护士，她一面手脚麻俐地干着自己的事，一面奇怪地打量着他。
他成堆成堆地给母亲买来水果和罐头。打开，削好，递到母亲面前。“不想吃，”母亲的声音还很微弱。
他还是端着那些食物，不做声地望着母亲。
“不，”母亲又说了一遍。
他把食物递得更近。
“你也吃。”母亲说。
“不，你吃，妈。”他说。
“你也吃，”母亲坚持着。
他拿起一个苹果，用两个拇指卡住，咔嚓一声掰成两半，大口嚼了起来。他避开了母亲的目光，也不再去看老人满头的白发。母亲也吃了起来，小声地啜着罐头梨子里的糖汁。他们都想起了久逝的往事。小时候——好像是他刚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患猩红热住院。那时母亲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列宁服，也举着水果和一个梨子罐头坐在他床前。“你也吃，妈。”他奶声奶气地坚持着。好像后来妈妈吃的时候落泪了，他回忆着，当然我现在不会落泪。他几口就咽下了半个苹果，又开始吃另外一半。十几年来他几乎淡忘了自己的母亲，回北京探亲或者度假时，有时心情不好他还对母亲大发脾气。只是有一次，他回想着，有一次他在布尔津城的小邮局里看见一个哈萨克女人在接北京来的长途电话，听筒里传来的声音满屋子都能听见：“妈妈！妈妈！你怎么啦？妈妈，你说话呀！”可是哈萨克女人却呜咽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目瞪口呆地看着那瘦削的女人，直至长途电话被切断。他永远忘不了那哈族女人剧烈颤抖着身子，紧紧握着话筒哭泣的样子。他在一旁看着，突然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哦，那天我想起了自己的母亲，我难受得差点发疯。我冲出邮局大门，看见了横亘在面前的额尔齐斯河，那天我深深地体验到了我们知识青年心里的苦。他使劲地嚼着苹果，酸甜的汁液顺着喉咙淌入他胸中。
整整四天他没有看书。从清晨到黄昏，母子二人静静地在病室里迎送着时间。母亲的病很快地好了起来。
他开始考虑自己下一步的办法。他觉得心中一片茫然。去研究生办公室么？不，现在如果去那里，他会把事情弄得不可收拾。去图书馆么？他觉得兴味索然。明天弟弟就要来接替他看护母亲。家里将清冷得空无一人，他也不想回家。去找伙伴们么？颜林即使休息，那个胖儿子也一定正缠着他。二宝是砖厂的窑工，上一天班要流几斤汗，回家就呼呼大睡。他从徐华北又想到那个姑娘，他更不愿意去找他们。唉，黑龙江！他又想念起那条神秘的北方大河来，可是无论如何他也去不成那条河啦。我要找一条近一点的河流，他想，我现在只有去调查一条活泼的河流，才能恢复身上的力量。他打开母亲床头的台灯，掏出地图册翻阅起来，他一眼就看见了北京近郊有一条大河。
永定河，他望着地图上那条弯曲的蓝色线条，去永定河看看吧。母亲正在床上发出沉沉的鼾声，他稍稍收拾了一下自己的东西，然后疲惫不堪地伏在母亲的床头，闭上了眼睛。
第五天的清晨，弟弟和他的女朋友一块来替换哥哥。他提起自己的书包，吃力地从床前站了起来。他推开门走到外面，深深吸了一口室外的清新空气。夏季早晨的凉风正精神抖擞地摇晃着满树绿叶，他从存车处推出自行车来，走出了医院大门。
这时，他看见她正急急忙忙地迎面跑来。
通向首都西郊的大道上车流滚滚。他瞧见她的黑发在晨风中漂得高高的。他不愿和她多说什么，只顾用力地蹬着自行车。他在医院门口几次表示反对，但她说今天她没有事，还是跟着他一块来了。今天我又是同她一起奔向河边；他想到黄河，又想到湟水。这已经是第三条河啦，他想，这是很不容易的。可是他想到了徐华北，他的心绪又坏了。他又只顾蹬起车来。
车过五棵松以后，西去的车流稀疏起来，大道上行人很少。“研究生！喂，叫你哪！”她快活地说起话来。
“我的作品，要发表啦！”她大声说。
他点了点头，继续骑着车。
“那张静物，”她显然很兴奋，“记得吗？那个彩陶罐。”他又点了点头。他看见她把身体绷得弯弯的，吃力地跟着他的速度，就略微骑慢了些。
“徐华北给我写了一篇评论，和作品一块儿发表，”她还是兴高采烈地说着，抬起手擦了擦汗。
“祝贺你，”他回答道，“发表在什么杂志上？”“嘿，《摄影艺术》！全国最大的摄影杂志！”“太好啦，”他说。不管怎样，他还是为这姑娘高兴。她总算闯过了一关，他想，这是很不容易的。
“喂，研究生。”她低声地唤他道，“你们这伙人真棒。”他们进入了工厂区。两侧高耸的烟囱吐着团团浓云，路上拥挤着穿工作服的人群。他们不时按着车铃，闪开横冲直撞的卡车和悠然踱着的农民的马车。
“徐华北的评论写得真好，”她的声调充满了感动，她甩了甩黑发，望着他说道：“那评论，我读了好几遍。”“对，”他说，“华北的文章写得很漂亮。”他绕过一辆马车，不过，姑娘，你读过的那几页大概还不是华北的杰作。在阿勒泰，华北曾经写给海涛一首情诗。那首诗完全有资格在报纸上印上一整版。连我都被那首诗迷住啦，他想着不禁微笑起来。他努力想回忆那首诗里的句子，可是没有能想起来。凭心而论，那确实是一首漂亮的好诗，他心悦诚服地想，可是海涛却气愤地把那诗撕得粉碎。也许海涛不能容忍那种完美背后的欺骗，海涛为另一个蒙在鼓里的女孩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