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访谈录-反思人文热潮》

下载本书

添加书签

八十年代访谈录-反思人文热潮- 第25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我曾经和一位从苏联到美国的钢琴家讨论过此事,她说到了美国以后她得重新学欧洲的演奏风格。
  我们从小接受的信息和教育及社会制度全都和西方不一样,但是我们的社会教育其中之一就是夸大自己的成功,这种为了脸面而对成功的夸大,或者说没见过世面的夸大,到了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就成了世界级的夸大。以前从旧中国过来的人,见过世面,又有家教,知道说话要悠着,有钱要藏着;老一辈革命家,有建立新中国不当殖民地的自尊心,知道自己一穷二白也要挺着。所以以前的文人不会吹世界级的牛皮,而擅长谦卑。但是八十年代的开放给新一代的文化人多出一种幻觉,就是受世界级的邀请,得世界级的奖,变成世界级的人,于是人生的意义得到了最大的夸张。比如,诺贝尔奖曾使多少现代文人都睡不着觉?但在鲁迅的时代,这并不是文人生活和创作的准则。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是要当英雄,结果赶上了一个名人时代。英雄和名人不是一回事,英雄是把一条命给豁出去就算了,名人是把一条命给拧巴拧巴放进史册里。我记得曾有作家说,我和谁谁谁在一起做了什么,糟了,这下子要传遍全世界了。有人为了自己的名字紧张一辈子,一举手一投足,以为全世界就盯着他/她一个人。

//


《八十年代访谈录》之刘索拉(6)



  查建英:唉,头没开好,一辈子难捋顺。老情结加上新情结,能把好好一个人拧巴成麻花儿。
  刘索拉:在这种风气中,成功不成功都得有心理学问题。你看吧,有很多人目前已经挺成功的,可跟他们说话就特别不舒服,就跟心理残疾人说话似的。这可能也不能怪八十年代吧?我现在遇到一些年轻人也这么拧巴。咱们的教育里面没有享受工作,净想着大名词儿,肯定脑子要出毛病。我听说有些成功的作家不敢给人写手迹,不敢写信不敢写字条,怕人留着。这点儿陈丹青好,整天给人用手写信。
  查建英:不仅脑子,身体也要出问题。现在就能看到种种虚火过盛、失调、透支的迹象,要么只奋斗不享受,要么一享受就要命——吸毒、酗酒、嫖娼……这样的享受不是和工作或者精神生活连着的,是和空虚、颓废、腐败连着的。这倒不是八十年代的问题了,那时候人的内心还没有这么多彼此冲突的欲望。
  刘索拉:八十年代激动人心的大名词现在都改成激动人心的钞票数码了。现在是在杂志的封面上会有激动人心的标题:如何年薪一千万!当年作家们讨论如何得诺贝尔奖,就弄得人们愤世嫉俗的,现在的人面临年薪一千万的挑战,除了抢银行还有什么别的招儿吗?让我想起来“亩产千斤”的时代来了。
  查建英:不过,咱们这是侧重谈问题、挑毛病,其实从很多方面看中国还是在进步或者在好转。比起从前,这个国家开放多了,物质生活改善了,信息、人员比以前要流通了,出现了一些新的、有趣的空间,体制也比以前多了些弹性。你怎么看现在年轻的艺术家?
  刘索拉:我希望现在的学生和年轻艺术家是中国的希望,但他们需要一个更丰富的文化土壤来成长。年轻人好奇心强,现在他们有条件去得到很多信息,但是对这些信息的敏感判断力是需要一个活跃的文化气氛来培养的。美术学院的、音乐学院的学生,年轻作家们,他们在物质上比过去人丰富,信息上更不缺乏,如果再有个重视文化的社会环境,什么事情都会自然产生,不需要去讨论什么主流或者是商业上的大话,活着,做事情,享受生活和文化。如果一个社会没有丰富的文化底蕴,就只剩下了在艺术上论输赢,玩儿招术,在意谁比谁强等等这些低级情趣。这是整个中国多年来的民众教育问题。当兵就想当拿破仑,玩儿体育就得参加奥运。我败了的话,就不认账。我要是不好,谁都别想好。这不光是八十年代的毛病,所以别老跟八十年代过不去了,八十年代也是产生单纯人的时代,不懂得功名利禄,所以不计较后果,特别热情……
  查建英:对,为艺术而艺术的那种人比较多。
  刘索拉:那时候为艺术而艺术的人还是挺多的。但是后头没那么单纯了,是因为出去以后碰到钉子,也碰到最实际的生存问题,所以艺术家们就转化了。跟他们聊天,他们开始说,怎么怎么成功,怎么怎么有钱,怎么怎么得奖,就成了风气。其实成功和赚钱都没有什么不好的,艺术家应该生活得好。就是没有必要整天讨论这些无聊的花钱问题和比赛较劲,好好享受成果吧。
  查建英:对,艺术家像所有人一样想过好日子,没有必要顶着一个“不食人间烟火”、“超凡脱俗”的招牌,但一个艺术家区别于他人的主要特征当然是他/她的艺术天赋和追求,而不是争奖杯和挣钱,前者关乎艺术,后者关乎名利,这不是最基本的常识吗。你讲的那种风气,九十年代以后在国内文化人中也可以看到。
  刘索拉:在国内的文化人可能得到了很多九十年代的好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在国外的人,更面临生存方式的挑战,所以必须学会生存,而国外的环境更容易使人困惑,你是面对西方几代人建立起来的物质文明。我记得那时在国外老会碰到一些中国艺术家喜欢吹嘘自己是“第一”,否则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了。不过八十年代的出国艺术家倒是第一拨儿从国内出去做艺术的人,而不是出去学艺术回来工作的。难就难在这儿了,没有国外艺术学生的心理准备,每个人都带着一股出国代表团的劲头儿。
  查建英:八十年代弄文艺还发不了财,大家还在体制内吃国家饭,九十年代弄文艺才突然能挣钱了。
  刘索拉:艺术家能赚钱是好事。我记得最早的小暴发户也许就是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有的,那时候做音乐的开始做商业录音和演出了,做摄影的开始拍商业广告了,电影界更是最有油水的。我记得八十年代的时候阿城说过他写书就是为了卖钱,我更是个棚虫,不喜欢艺术家的清高,就喜欢做流行音乐唱片赚钱。我那时候有种对知识界的反叛,不愿意当艺术精英,喜欢用轻浮的物质观念来对抗沉重的文化斗争。那时什么都是一种真反抗,都不是作秀。可是后来我出国了,所有的这些反抗动作都是最没有意义的——拜物的艺术形式早就被发展到了极端,我们在国内所知道的商业音乐的知识根本是无用的,即便是做现代音乐,我们所知道的音乐形式也根本就谈不上什么现代。所以我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从物质到精神。不懂得物质文明的发展过程也就无法懂得现代艺术的发展过程。物质和艺术的连体文化风雅潇洒如同一身,而不是有了钱就忘了自己姓什么,恨不得跳着脚走道儿,只认得钱眼子不认得艺术美学。文化人有钱是好事,可以安心做文化和把文化的美学搞得淋漓尽致,但对于很多亚洲殖民地来说文化就是娱乐,到处是暴发户。中国有那么多文化,中国不是殖民地,不怕来点儿自我否定,矫正一下对成功的态度……

//


《八十年代访谈录》之刘索拉(7)



  查建英:不过,如果四代培养一个绅士,那也许两代、三代才能从暴发户变成一个真正富有的人……
  刘索拉:关键不是富有,而是变成一个心理正常的人……
  查建英:对,心理正常,有气度,物质和精神都丰富,所谓“富而好礼”的文明人……
  刘索拉:变成健康、正常、明朗的人。正常人、普通人。从一个弄潮儿再变成普通正常人的过程其实是很痛苦的,但是你一旦变正常了,确实特别舒服,这是很多八十年代的人有时过不来的心理,比如说你不是个人物了,你怎么活?不是人物还能活得高兴,这个心态是最好的心态。
  查建英:对。我们说了半天,其实就是说的一种时代病,因为中国社会长时期不正常:从“文革”的不正常,变成八十年代的另一种不正常,然后八九年之后下海淘金,又经历种种商业的不正常。如果老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心态怎么能稳?不只是艺术家,很多人都处在焦灼状态中,热锅上蚂蚁似的,还非上这个热锅不可,生怕给拉下,烧煳了也得火一遭。如果生活变成了大赌场,人人短期行为,来得容易去得也容易,那就连牛人心里都发虚,不知他还能牛几天……
  刘索拉:对,包括普通人都有一种心态,觉得不是人物没法活。其实越不是人物越可以活得更好,因为你没负担,你可以特别高兴的享受普通生活中的一点儿小乐趣。现在大家都爱算计,得有多少钱,才能达到中产阶级标准;得有多少钱才能达到大款标准,越算越没有安全感,就是一种暴发户的不安全感,必须要达到公认的水准,否则不敢直腰似的。没有一个文化基础去面对现实,其实有点儿钱就行了,有点儿快乐就行了,有点儿基本的保障让人能干愿意干的事情就行了。
  查建英:然后就细细的去琢磨,怎么把我要做的那些事做好。
  刘索拉:对,得干好。其实这就是一个健康的普通人心理。我觉得中国教育对这种普通人的心理训练特别少,也没准儿跟八十年代的夸张有关系,也可能干脆就跟革命的英雄主义教育有关系。
  查建英:再往远扯,兴许跟科举文化都有关。“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说的可不是为读书而读书的乐趣,是功利,而且是大功利。那时候没有国际奖,但有状元有探花呀,先金榜题名,然后就是千古流芳。想想儒家学说里,有好多关于君子、小人的谈论、区分,都是激励人要当君子别当小人,当君子是比当小人好,但只有这两种选择吗?当普通人怎么样?正常的、有尊严、有品位的普通人,不好吗?
  刘索拉:其实在天的面前,人人都是渺小的。甘于渺小是人会享受幸福的本质。咱们的教育弄得谁都不愿意把自己缩小了,生怕当小人物。八十年代的艺术家在中国得到了夸张式的成功之后,一出国就面临了特别实际的挑战——怎么过渺小幸福的自由日子?我回国来后看到现在一些国内的成功人和不成功人对生活的反应:有些成功人士不喜欢把事情往深了想,对不懂的事坚决保持无知,似乎新信息会威胁成功的安全感;而更多不成功的人却认为只有明星名人有钱人是活成功的,如果不是这种人,就诅咒世界。所有的问题在于大家不愿意把自己和人生缩小了享受。其实生活的所有乐趣就在于自己喜欢的那一点儿事情。生活的乐趣不是在于表面的成功和有钱,现在很多人都不会赞扬一般人的生活了,把一般人的生活看成失败和白活,这才真是白活了。
  查建英:你说的不止是“海归”吧?
  刘索拉:我说的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是自从回来以后感到周围的一种气氛。不见得是艺术家也不见得是“海归”。现在的商业英雄和八十年代的艺术家有同样的状况,都是弄潮儿。不是承上启下的,而是半空中爆炸出来的。中国老出现这种偶然现象。于是在媒体上大肆宣扬乍富式的生活方式,全盘模仿港台,稀里糊涂的把西方一些时髦概念搬过来,把简约主义和暴发户生活方式放在一起推销,把玛丽
小提示:按 回车 [Enter] 键 返回书目,按 ←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 键 进入下一页。 赞一下 添加书签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