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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要走到胡同的南口，也没有问到，看来一条胡同的老街坊对林则徐很陌生，更不要说洪亮吉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英雄，林则徐当年被贬时有诗：人事如棋浑不动，君恩每饭总难忘。后一句是他的忠贞，前一句如果改“浑不动”为“浑不觉”，大概正可以指我们后来人的麻木与健忘了。
那位热心女的很遗憾地对我说：你只好问派出所了。前面就是派出所，门口站着一个警察，上前一问，他不大肯定地告诉我：你走过了，那个公共场所边上的院子，好像是那儿。走过去一看门牌，是35号。刚进院子，蹲在门口的一条大狗冲我汪汪叫了起来，从紧靠大门的东房里走出两个男人，很客气地回答我道：这里就是蒲阳会馆，然后指着北房告诉我：当年林则徐就住在那儿。
我看看这个院子，呈长方形，东西长，南北窄，四面有房，西房四间，南北都是一明两暗的房子对称着，如果不是后搭出来的房子，可以看出三面的房子都有宽宽的走廊，三面回环连在一起。靠大门的三间东，大概是门房和仆人住的地方。这样的格局，在北京很特别，老北京四合院是讲究正房与厢房的，就像人的辈分是不能乱的。这里的西房和南北的房子位置不同，地位却似乎难分彼此，看不出谁是正房来。林则徐住的北房，正房应该属于北房，但西房比南北房都多出一间，而且正对大门，正房应该属它才是。弄不明白。
小院不大，房子不多，当年应该是比较清净的。嘉庆十六年（1811），林则徐从福州老家来北京会试（他就是那年中的进士），住进了福建老乡建的这座蒲阳会馆里。两年后，他带妻子进京赴任，当个翰林院的庶吉士的小官，一家子也是住在那三间北房里。似乎那时单位没有给他分房子，看来官职卑微。
这时候，从北房里走出一位男人，再次证实这就是林则徐的故居。他那一侧的走廊大多还能够显露出来，几级高台阶，能够想像出当年的气派。他告诉我这房子里外格局没动，只是把门改了，解放初刚搬来时候房门是两扇对开的，带花窗棱的隔扇门，再有就是中间客厅两边原来是木隔断，现在盖成泥墙了。他又指指廊檐下一个尘土厚厚的弯弯的破灯罩（里面没有灯泡）笑着说：这大概是林则徐在时没有的，但我们搬来前就有了。
然后，他告诉我：以前在东边还有一处福建会馆，可惜后来拆了。我知道，他说的是福州会馆，现在工人俱乐部的地方。初来京城的时候，林则徐官低俸禄也低，业余靠给人代写书信奏折得一些笔润贴补家用，当初建福州会馆时，他捐了这些润笔费呢。看来他当时是希望能够住进更为宽敞的福州会馆的。想一想，如果不是在1838年的最后一天，林则徐被道光皇帝任命为钦差大臣到广州去禁烟，他就住在这里，然后根据自己的级别、超过的平米数再加一些银两，住进更为宽敞的福州会馆，一家老小的日子过得也会平稳得多。当然，我这是庸人之见，那样的话，也就没有了林则徐，贾家胡同也就没什么值得参谒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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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海音故居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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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复兴
在南柳巷找晋江会馆，很好找，一打听，附近的街坊都会说：就是住过写电影《城南旧事》的那个女作家吧？然后告诉我：就在40号和42号。一条普通的胡同和一位作家，就是这样亲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条如今已经破旧不堪的胡同，文学的普及率却高于书店。
应该感谢北京的几位专家的呼吁，保护这处晋江会馆，建成林海音故居，才免于让它履为平地，它北边的北柳巷已经在顷刻之间履为平地，做为椿树地区三期危改工程，推土机正在它的前面轰鸣。
我先到42号，站在不大的门口，我有些迟疑，进了院子之后，看到的只是北侧的一溜儿后山墙和南侧一溜儿后盖的小房子，这两侧的房子把中间瘦长的过道挤成了逼窄的一条影子，如果这就算院子的话，这院子也实在太窄，一点儿都不像林海音笔下描写过的晋江会馆，心里的迟疑越发加重。
院里一位妇女，毫不犹豫地告诉我：这就是晋江会馆，没错！她指着紧靠北山墙旁的一个下水井的铁盖对我说：前些日子在这儿挖坑安自来水新管，看到这房子的地基可深呢，而且挖出好多瓷器的碎片，可是个深宅大院。说着，她拉着我走到院门口，指着一侧的一个抱鼓石门墩对我说：本来两个门墩的，现在只剩下一个了，你看那门墩的地方才是原来大门的边，你再看，原来的门框还在呢。她这样一说，我发现刚才看得不仔细，竟然忽略了这个门墩。这就是林海音小时候常常倚着门口看骆驼、看那个疯女人、看胡同口像唱梨花落耍着铜锣卖酸梅汤的小贩的门墩？破损的门墩那一侧盖出来两尺多宽的房子，院门缩小了近一半，原来的大门应该不小呢。
不过，还是没有打消我的疑虑，因为这院子里根本没有正房，即使正房在40院里，大门开在这里，也不合老北京四合院的规矩，晋江会馆当初盖得不可能这样不伦不类，起码应该在42号院子里北山墙那里有一个月亮门，再不讲究也得有个小屏门才对。这位只住在这里二十来年的妇女，解释不了我的问题，但她很热心地说：40号院有个王大妈，她在晋江会馆住的年头最长了，我带你去问问她吧。
40号院让我豁然开朗，一个老北京典型的四合院，虽然新搭建出了一些小厨房，但四围的房子都还非常的齐整。北房五间，前出廊檐，起码有两尺，朱红的廊柱还在；南房、东西房各三间，南房也有廊檐，稍窄一些；东西房两边各有一块小小的空地，可称之为小院落，这是讲究的布局，按照邓云乡先生的说法，“这种盖法，多为宫廷、园林的格局。”这块地方，本是种花草置山石的点缀之地，这里西侧盖房一间，是原来的厕所，房前有高高的青石台阶，院里街坊说是为了踩上去晾衣服的。很显然，北房是正房，院子开阔，三棵老槐树布局很合理，正房前左右各一棵，院中间一棵，都高出房子一倍多，枝叶参天，年龄和这院子一样，起码都是百岁以上的老人，正是槐花盛开的季节，一树一地都是如雪的槐花。
可惜，王大妈不在家，她住的南房中间那间屋子门上挂着锁。不过，围上来的院里的街坊们，立刻解释清楚我的问题：晋江会馆原来是两道门，42号那是一道面朝胡同的大门，进了大门是晋江会馆轩豁的过道，南面的院墙外是建宁会馆，往北拐是第二道门，才是进里院的大门，王大妈现在住的房子就是这道大门的门道。从王大妈东边屋里出来的一个男人指着王大妈屋前面告诉我：这里原来还有一道影壁，影壁两边有月亮门，我们家的边上原来还有个后门，可以到后面的花园去玩，但我不知道那个花园算不算晋江会馆的。
我彻底清楚了晋江会馆的格局，这样的格局，不仅讲究，也体现北京人的智慧，南柳巷是南北走向的胡同，临街开门，一般正房要朝西，不是最好的选择，晋江会馆开两道门，避免了这样不足，门中门，院中院，还有影壁和月亮门的若隐若现，使得这个其实只有一层院落的晋江会馆有了庭院深深深几许的感觉。
七嘴八舌地聊起天来，我知道了刚才和我讲话的那个男人姓龚，除了王大妈，他家是住这里最久的人了，王大妈是北京人，他家祖籍台湾，父母是晋江人，他就是出生在这个院子里的。林海音住在这里的时候，和他的母亲、王大妈都认识，1990年和1993年，林海音两次来到这个院子里的时候，都拉着这两位老人站在大门口照过相。“在台湾澳门香港的报纸上发表文章的时候都配了这照片，林海音都给我母亲寄来过呢。”龚先生对我说，其他街坊有些不大好意思地告诉我：王大妈原来是干‘为人民服务’工作的。起初我没听明白，后来我明白了王大妈是晋江会馆的佣人。他们是怕说佣人不好听，伤害了王大妈。其实，佣人也是老百姓，看《城南旧事》，林海音把里面的佣人宋妈写得多么慈祥善良。当然，我知道，这个王大妈可不是宋妈，他不是林家的佣人，因为林家搬到这里来的时候，是最难的时候，当时，林海音的弟弟因抗日被日本鬼子杀死在大连，父亲去大连收尸后回来气愤不平吐血而死，家里日子日渐艰难，她妈妈只好带着全家八口搬到这里住，因为是晋江老乡，住在这里可以不收房钱。
所有这一切，这里的街坊都知道，而且我说1991和1993年林海音来过这里两次，他们立刻订正我，不是1991年，是1990年。他们还指着北房靠西的两间很有感情地告诉我：林海音就住这两间房子，这是她在北京住的最后的房子，她是从这里离开北京到的台湾。他们说这话的时候，竟然有些伤感，让我不禁想起在《城南旧事》中那个疯女人和妞妞离开这里、离开北京的那个雨夜，小英子送她们离开这块故土的时候雨水从人家的房檐直落在头上、脸上、身上的情景。一个地方，和一个人情感的心理空间，和一个时代的历史空间，密切联系一起，这个地方才有意义吧？我没有想到，这些老街坊对林海音如此熟悉，这多少让我吃惊，让我感动，他们直到现在还把林海音当成自己的老街坊，而且是为了这个院子、这条南柳巷、这块城南贫民旧地扬名的老街坊，甭管怎么说，她走得有多远，出了多大的名，都是从北京城南、从这个晋江会馆里走出来的。我想，如果林海音地下有知，也一定会感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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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海音故居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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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正房的两位老街坊指着他们的房子，对我说：你看这房顶的老瓦还都在，但房子已经漏了，漏下的雨把窗帘都弄黄了，我们也不换了，反正换了新窗帘也都被漏雨打湿。房管局好几次来人要帮我们修房，我们都没让他们修，一修就得把房顶挑了，房顶的老瓦就没了，还能看出来当年的晋江会馆老样子吗？
他们说得没错，这座四合院里，只有他们这一排正房房顶的百年老瓦历尽沧桑顽强健在。我说他们：你们保护晋江会馆有功啊！这话虽是开玩笑，但事实上，他们确实起着保护的作用。他们没有让挑顶而把老瓦毁掉，没有为了多盖几间小房而把三棵老槐坎掉，他们只是无权无势又无钱的普通百姓，能够做到这样，真是不容易了。没看见政府部门和房地产开发商联手，毫不犹豫地就把成片的老四合院拱手相送给推土机了吗？
听到我这样讲，他们连连摆手说：要说保护，得说王大妈，大门道改建成她家房子的时候，大门上有晋江会馆的匾额，是她老人家给收了起来，一直放在她家的床铺底下，到了文化大革命，也藏得好好的，没让红卫兵给砸了。现在，听说要把这里修成林海音故居，老太太把这块藏了五十多年的匾拿了出来。说着，他们带我来到西厢房边上的小院落里，龚先生告诉我：我小时候管这里叫小鸡院，大概以前是养鸡的地方吧。一块两米多长半米多宽的木匾竖着立在那里，木匾用塑料包着，足见街坊们的细心。我打开塑料，看见“晋江邑馆”四个黑色的颜体大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