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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晋江会馆，从40号的大门能够望到院里正房齐整的鱼鳞瓦，一层层错落有致地叠压着，衬托在瓦蓝的天空下，如果只看这一角，还真有些像是林海音笔下老北京的味道。42号的大门，和42号到40号之间的那一面灰墙，让我愣了半天的神儿。那面墙，可就是林海音小时候常常用化石往上面画着，顺着别人家的墙一直画到自己家门口的那面墙？七十多年过去了，大概不准是了；可那扇门，确实就是林海音那次旧地重游时候，拉着王大妈和龚大妈照相的大门口。她似乎刚刚还在那里，离开的时间不久。那一次，她站在这里说：我又想起了那个疯女人，然后，她问王大妈和龚大妈：我的城墙呢？
可庆幸的是，我的城墙没有了，但晋江会馆还在，而且就要辟为林海音的故居。九泉之下，林海音若是托梦，也可以吹落归心，叩响家的门扉了。
2005年8月18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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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调城南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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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李万春老宅前还站着几位老街坊，我问他们见过李万春他们一家人吗？一位戴眼镜的女的说：怎么没见过？李小春那时一跟头从他们院子的墙头能翻到我们的院里的地上，功夫好！然后，她感慨地对我说：文化大革命那时，我20多岁，亲眼看见斗李万春，真是很惨！把人家全家弄到内蒙古京剧团去了。她使劲地摇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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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麻街寻林琴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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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复兴
林琴南在北京故居有两处，一在永光寺街，一在芝麻街，两处挨着不远，隔着一条宣武门大街。《燕都丛考》中引民国时期张江裁《燕京访古录》：“顺治门外永光寺街，有畏庐在焉，吾师林琴南先生故居也。先生侨居北平三十余年，终老在此。其门楹有自书联云：‘扪心只有天堪恃，知足当为世所容。’”但张说林琴南“终老在此”，恐怕不确，同样一本《燕都丛考》引《尚絅集》说：“携琴南移寓芝麻街，地有花圃，闲旷特甚。”看朱碧森著《林琴南传》和叶祖孚先生文章，写晚年至死的林琴南，一在下斜街，一在校场口，芝麻街紧挨下斜街，就在校场口一条到六条之间。应该说，林琴南是先住永光寺，后移居芝麻街，所谓“畏庐”，指此两处。
我先后去了这两处，都去晚了，永光寺街已经拆光，正在盖楼。芝麻街还在，从东到西的一条窄胡同，空荡荡一街无人，哪里去找“地有花圃，闲旷特甚”的情景？
在中国近代史上，林琴南是个有意思的人物，他不懂外文却以古文翻译《茶花女》而出名，一生翻译小说170部（271册），在西风东渐的变革年代里，作用不可低估，几乎影响了一代人。但是，他反对白话文，又是政治上的保皇派，他为逊位的溥仪的婚礼跪献四镜屏得赏之后感激得涕泪泗零。他就是这样一个矛盾至极却又品性率真至极的人。
我从芝麻街的东头找到西头，奇怪了，一条长长的胡同只有靠西头的三个院门。路北一个大门紧锁，路南两个大门，只有一扇开着，便走了进去，一个小院，只有北房一间，院里有棵枣树，其余空间堆放着自行车的轮胎和各种零件，显然是个修自行车的铺子，不像林氏故居。
从北屋里走出一位老爷子，问我找谁？我说这附近曾经住过一位林琴南的吗？他都囔着一句姓林的？疑惑的冲我摇摇头说：没听说过。
我又说：是清末民初的时候，应该就住在芝麻街的。他接着摇头对我说：我们家住在这里一百多年了，从来没听说芝麻街上住过姓林的。
我指着他家的对门问：看那里像是深宅大院，会不会是那里？他断然地说：不会，那里原来是四川会馆的分馆。然后，他对我详细地介绍了芝麻街：我们这院子原来是四川会馆放马车的地方，我父亲当年就管马车，院子原来三大间，后来分出三户，一户开一个门，第三家门开在五条胡同里了。一条芝麻街，其实就这样两个院子，你说是姓林的能住哪儿呢？
这真让我有些莫名其妙。我是按照《宣武鸿雪图志》中的地图来找的，那上面明确地标明，林氏故居在路北，紧靠着川西会馆，就是老爷子说的四川会馆的分馆。现在，却只剩下了会馆的一座门，林氏故居的那大门，那扇曾经由林琴南自己先后在上面书写过“畏天”和“戒慎恐惧”大字的大门，哪里去了呢？
我在芝麻街的西口转了一圈，老爷子站在他家院子的门口，一一指点我说：路口对面的一家烧锅（酒厂），靠我院子这边是温州会馆，东边这一溜儿都是四川会馆了。
如果地图的标志没有错的话，林氏故居应该就在紧靠校场口六条这一溜儿院墙之内。很可能是扩建的川西会馆和后盖的拥挤住房占了他的地盘。一座当年曾经出入皆鸿儒，往来无白丁的院子，一座曾经来过袁世凯的说客和段祺瑞、吴佩孚本人的院子，冰消雪化似的，就这样消失得一点影子都没有了。
想想晚年的林琴南，就在这里拒绝了袁世凯和段祺瑞的邀请去做官，也就在这里拒绝了为吴佩孚作画。大隐隐于市，他就是躲在这里吟诗作画，“今日王城成小隐，修篁影里掩柴扉”（林琴南七十自寿诗）。据说，他很爱到附近南半截胡同的广和居去吃饭，每次吃饭前，店家都要拿出早准备的荣宝斋上好书笺，请他把要的菜名写在上面，然后把那些菜单装裱成册，成为那时的佳话。得到普通百姓的爱戴，比去做官僚的座上客要惬意，林琴南愿意这样，他一直深患浮名，时存畏天之心，常以布衣为荣，他在诗中说：“傲骨原宜老布衣。”
如今，他曾经居住过的芝麻街，真的成为了布衣之街，布衣得一街的人都不知道林琴南这个姓林的是什么人了。再不会有什么人会要他写的菜单去装裱成册了，要的话，也只会去找歌星影星签个名，卖个大价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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萍水相逢百日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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萍水相逢百日间
——在林白水故居前
肖复兴
从魏染胡同看完京报馆出来，到棉花头条非常近，中间只隔着一条四川营胡同。现在，在北京还能够顽固去棉花头条的，一定是看林白水的故居。否则，在北京多如牛毛的小胡同里，谁还有兴趣去找这样一条不起眼的胡同呢？
如今，铺天盖地的报纸很多，知道林白水的人不多，作为中国报业的先驱人物，其实即使到现在每一张报纸上都有他的影子。辛亥革命之后，北京城一份京报，一份社会日报，是非常有名的。京报的老总是邵飘萍，林白水就是社会日报的老总。两家老总离得这样近，如我这样只要走几步道就能够走到对方的报馆，彼此一定常常会有一番志同道合的交流吧？那时候的虎坊桥一带是很繁华的，居住在这一带的文人很多，鲁迅、孙伏园等都住在附近。文气相投，便把周围的民主自由的氛围，熏陶得有几分报纸刚刚印刷完后飘散的墨香。
引起我对邵飘萍，林白水他们两位前辈景仰的是，他们一样尊崇“说人话，不说鬼话；说真话，不说假话”的办报主张与人生信条；他们一样因此而为当时军阀所不容，乃至最后遭残杀。
不说鬼话和假话，要说人话和真话，看起来是多么简单的事情，但是，在无情而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却一再证明着，并不是那么容易，而且，是得付出昂贵代价的。所以，有人曾对刚刚故去的巴金先生晚年提倡的“说真话”的主张不以为然，以为真话并不一定就是真理，说真话没什么了不起。哪里知道对于中国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无论是一般平民百姓，还是文人乃至更高层人士，说真话，谈何容易。对于中国人，在缺乏民主的政治生活扭曲中，说真话，这样看似最简单的事情，变得非常艰难起来，因为，说真话，除了勇气，还要有全社会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具有巴金先生那样自我解剖的精神。巴金曾经说过：“我相信过假话，我传播过假话，我不曾跟假话作过斗争……正因为有不少像我这样的人，谎话才有畅销的市场，说谎话的人才步步高升。”巴金先生真的是林白水先生的知音，可是，有多少人能够如他们两位一样呢？没有这样的精神，就别谈勇气了。
在中国，正如巴金先生所说的那样，说假话谎话可以步步高升，而说真话，是要付出昂贵的代价的。就是为了说真话，邵飘萍是1926年4月26日被杀，林白水是同年8也6日被杀，两人相隔不到一百天，所以，当时有“萍水相逢百日间”一说，如此的萍水相逢，可不是金风玉露一相逢，却一样的胜似人间无数，只是已经渐渐的被我们遗忘了。
如今，四川营还在，棉花头条却怎么也找不着了，它就应该紧挨着四川营的呀。
在两广大街上看到移动通讯大楼的建筑工地，问门口两位年轻的警卫棉花头条怎么走？他们指着身边的一条胡同告诉我就在里面。都走到它的跟前了，却没认出它来。
走进棉花头条，印象中应该在西边，但西边全是工地，占的地盘不小，移动通讯就是有钱。心里一阵犯起嘀咕。再往前走了几步，一块硕大的牌子立在围墙里面的工地中，赫然醒目的林白水故居重建工程图，画着彩色鲜艳的两座小院的房子，整齐得如同笔管条直的小学生，穿着崭新的衣裳排队站在那儿。我知道自己来晚了，但前些日子在北京晚报上还看到林白水故居的速写画，没有想到竟然已经早拆了。站在那巨幅图牌下，愣了半天的神，眼前喧嚣工地上，高楼的雏形已经矗立在空中，不知道在楼群包围中的这两个小院，以后会是一种什么感觉？坐在高楼里办公的人们，会知道林白水是什么人吗？凭窗俯视这两个小院，会不会感到它们像是高楼下的一个双黄蛋？
一位老太太走过来，问我：你这是找哪儿呀？我问她：棉花头条还有吗？
早拆了，从头条到上六条都拆光了，就剩下上七条了（棉花胡同除有头条外，还有八条和九条，其余二至七条有上下之分）。
她一定笑我，还找棉花头条呢？说完，摇摇头走了。
我也只好怏怏地走了，走到工地的大门前，又找那两个警卫，请求他们能让我进去看看。那两个警卫很不屑的对我说：看什么呀，什么都没有了。我不大甘心，问：拆得那么干净？一点儿东西都没有留下来吗？留下什么呀，就留下那么一块空地，现在堆放的都是建筑材料。
林白水是一个正直勇敢的报人，也是一个潇洒幽默的名士，记得他创办的新社会报得罪了军阀吴佩孚，被勒令停办三个月，三个月后，报纸重新开张，更名为社会日报，他在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