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性文化图考- 第3节

第二部分：性爱之魅性的吸引与快乐（7）…（图）

古代欧洲妇女使用被称为“角先生”的人造阴茎还是相当普遍的，妇女之间还常常相互借用，并打听从哪里可以买到。　　当时，在古埃及、古印度也有这种东西使用。古印度的《爱经》上曾提到过一种把皮革绑在木棒上的东西。在阿拉伯后宫，女人们更是经常把它悬挂在腰间相互使用，甚至还有双人用的制品。　　在公元12世纪以降的西欧，这种东西以“修女的宝石”之名流行于修女之间。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出现了玻璃制品，里面还可以盛装温水。到了18世纪，更产生了使人感兴趣的新制品，材料多半改成天鹅绒或弹性较佳的橡皮。对此，法国称之为“毫无差别的宝石”、“双玉”、“毫无差别的玩具”，德国称之为“闺房的安慰”，英国则称之为“女性之友”。


第二部分：性爱之魅纵欲之风（图）

法国女作家乔治·桑是个绝代佳人，而且性欲亢进，一辈子不断更换情夫。她的小说《第一夫人》《安迪安娜》和《里蕾亚》大都是自传式的恋爱小说，很大胆地描写性爱，许多内容都源自她自己的性感情和性经验。　　性能使人们享受其他任何事物都难以替代的快乐，所以人们往往趋之若鹜，这可以说是人的一种自然本性。但是，任何正常的事情如果做过了头，就会走向反面。性满足本来是人的正常需求，可是过头了就变成纵欲，无论是纵欲和禁欲，对人和社会的健康发展都是十分不利的。　　在古希腊，与女性的幽闭境遇相反，男子所追求的却是一种无约束的、甚至是放纵的生活。希腊民族本身就有一种欢乐和活泼的本性，他们常常是直率地表露自己的情欲，追寻生动而强烈的快感。古代希腊人对性生活毫不忌讳，行为放纵，说话也十分开明。他们豁达乐观，把人生视为行乐，最虔诚的膜拜在希腊人那里也变成了民众的娱乐。　　在西方的历史上，淫风最盛的是古罗马。有的历史学家评述，古罗马的灭亡主要是由于它的淫乱，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古罗马人既放纵性欲，也放纵其他方面的一切欲望，“酒、色、财、气”并举，有时简直放荡到了洪水泛滥的程度。　　在古希腊和古罗马，人们都喜欢沐浴，所不同的是，古希腊盛行冷水浴，而古罗马人则喜爱温水浴。古罗马浴场规模之大实在惊人，古罗马大浴场首建于罗马首任皇帝奥古斯都（公元前63年至公元14年），到帝政末期时，建立了阿格里帕大浴场和850个小浴场。据史学家吉朋记载，当时有个卡拉卡拉大浴场，占地124400平方米，同时可供2300人入浴。罗马帝政初期比较重视整饬风纪，男女要分别入浴，入浴时间限定在白昼；可是到了帝政末期就变了，男女混杂，夜间也可共浴，甚至连良家妇女也公然在陌生的男人面前由女奴伺候洗身，而毫无羞怯之意。　　社会上淫荡的性风气往往也通过节日的形式表现出来，疯狂的罗马花节就是这样。这个也被称为“维纳斯节”的花节，是祭祀神女弗罗拉的庆典。每年4月26日至5月23日在近一个月的时间内，20万妓女穿着裸露胸部及半透明的薄纱衣裙同时涌向罗马街头。这个庆典最令人注目的是，几百名娼妓用拖绳拉着一把巨大的花束，花束上面载着一个庞大而竖挺的阳具。她们把它安放在神庙中的弗罗拉神体内，那是一个阴户的仿制物。当阳具和弗罗拉的阴户进行规模巨大的媾合后，就在圆形剧场的舞台上举行表演，少女们只穿着围在腰际的丝绸裙子，任它随风飘荡，彼此争妍斗艳。在这期间，妓女们还为男子提供了免费的“维纳斯之服务”。这一庆典一直延续到16世纪才退出历史舞台。　　在古罗马和古希腊，“性节日”是很多的，决不仅是花节。例如酒神节、纪念维纳斯的节日和牧神节等。这些节日起源于性崇拜，但以后则演变为一种社会淫乱活动。　　在18世纪末的伦敦，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许多与“后宫”异曲同工的“澡堂”。所不同的是，这里的女人是流动性的，客人可以依其所好，自由招唤对象，甚至连人种也可挑选。其中还有各种随客人喜好、满足各种需要的设备，甚至为那些有施虐或受虐倾向的客人准备了鞭子。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这种澡堂在伦敦就有几百家之多。大部分富商大贾往往借口下乡，而利用周末到澡堂去，在那里消磨到星期一早上。　　受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当时欧洲的大学生们生活多很放荡。当时有部小说描写过他们的生活情景：“在吉那【德国西部的一个城市】的大学生，几乎人人拥有所谓的‘美人’，她们往往是身份卑微的姑娘。这些大学生如果不离开这个城市，也就不会离开她们；如果毕业而离去，就把她们让给学弟们。”大学生们多半住在租赁的公寓宿舍，房东对他们甚至“亲切地招待至床上”；寡妇经营的宿舍里，一定有两三个大学生“每天晚上轮流和她睡觉”。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不少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都是性放纵、性变态者，他们可能受了时代潮流的影响，也可能反过来又影响了社会和时代的潮流。例如，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卢梭是个自恋狂，具有伊底帕斯情结【性心理学用语，指男子憎恶父亲，爱恋母亲】。他在《忏悔录》这一著名著作中坦率地表白了他的私生活和性经历。又如法国18世纪小说家沙德是个著名的性施虐狂，而19世纪奥地利的历史学家、小说家马索是个性受虐狂。　　在女作家中，19世纪法国的乔治·桑是个“性自由”的鼓吹者，也是个亲身体验的实践家。她18岁时和一个富有的男爵结婚，生有一子一女。她的第一个情夫是个法院的差官，意思薄弱；第二个情夫身体魁梧，但缺乏教养；第三个是裘尔·桑德，很符合她的理想，于是就离家出走，在巴黎和桑德同居。　　乔治·桑不断地像更换衣服似地更换情人。1834年法国的浪漫派诗人兼小说家缪塞和她一起到威尼斯旅行，在下榻旅馆的床上被她骂为性无能而被赶出来。诗人海涅因被她发现有梅毒而遭抛弃。法国浪漫派小说家梅里美和她同房，因为“成绩不佳”、不能使她获得性满足仅两夜就被她抛弃了。波兰的天才作曲家、比乔治·桑小六岁的萧邦1839年开始和她同居，到了1847年因感情不合分手，几乎耗尽精力。


第二部分：性爱之魅欧洲中世纪的性禁锢（1）…（图）

　　基督教于公元1、2世纪传入罗马，流传于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各族人民中间。早期的基督教反映了当时的奴隶和贫民对奴隶制度的憎恶，在基督教义中提出的性禁欲主义正是反映了当时广大下层民众的心理，在某种程度上总结了历史教训，因而一时容易被许多人所接受。　　基督教性禁欲主义的理论基础是“性即罪”，提出肉体为恶，情欲为恶，而性又是其中最大的恶，是忠于上帝和拯救灵魂的最大敌人，这种观点和中国古代“万恶淫为首”的观念颇为类似。被天主教尊为“圣人”的圣保罗是第一个提出“性即罪”观念的人。


第二部分：性爱之魅欧洲中世纪的性禁锢（2）…（图）

　　生于公元4至5世纪的罗马帝国基督教思想家、教父哲学的主要代表奥古斯丁进一步发展了基督教性禁欲主义的理论。他不是停留于简单的阐述，而是挖了它的“根源”，即把性和“原罪”联系在一起，甚至等同起来。他说，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偷吃了禁果，忤逆上帝，犯了罪，这就是人类的“原罪”。人类既然已经不可挽回地犯下了“原罪”，就必须世世代代地永远赎罪，其方法就是针锋相对地克制或根绝“原罪”的那些表现，即彻底地独身，杜绝任何性欲和性行为。退而言之，虽然人类只有通过罪恶的性交才能繁殖后代，但是也必须不寻求、不实现一丝一毫的性激情与快乐。这样千秋万代地修炼下去，当上帝认为人类的苦难已够，罪已赎完时，就会召唤人类去天国，那时，人将重获灵魂本体，人类将没有婚姻，一切性的激情都将彻底消失，人人都将圣洁无瑕、幸福地进入天国。


第二部分：性爱之魅欧洲中世纪的性禁锢（3）…（图）

关于梦魔的记载，以前只是散见性的，到了12世纪以后，梦魔骚扰的案例却一下子多了起来，成为编年纪事录中的主要内容。其实，分析起来，一种情况是借装神弄鬼以“行淫”，更多的情况是长期禁欲后出现的性幻觉。　　奥古斯丁的这一套理论很符合那些对现实生活不满而寄希望于来世的人们的心意，于是不胫而走，广泛流传。基督教性禁欲主义在以上这些理论指导下，对一般信徒的日常性生活做出了一系列的具体规定。首先，基督教反对任何非婚的性行为和性关系，认为它们和抢劫、谋杀同罪，甚至罪恶更大，是“染得最黑”的道德罪恶。其次，基督教认为性交本身就是邪恶的，就是“原罪”。　　可是，要求广大民众既结婚又不性交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教会又提倡，只有为生育而进行的性交才是被允许的，如果为快乐而性交就是罪恶，只有当性行为纯粹变成一种生殖行为而非肉体的快乐时，性才得以净化和神圣化。　　既然夫妻性交只应出于生育的目的，那么自然次数不必很多。可是对于夫妻间的性交频率，基督教教义和教规并没有统一的硬性规定，这并非出自宽容或放任，而是由于基督教认为，在原则上，除了导致怀孕与生育的性交外，其他性交最好一次也没有；如果人为地规定一个次数限制，就等于鼓励那些本来不想达到这个次数的人去达到它。早在公元275年，有个信奉基督教的罗马皇后就宣称，如果为了生殖，那么两三年性交一次就足够了。　　在欧洲历史上，性禁欲主义统治了1000余年之久，到了20世纪中期的欧美，其影响才被较彻底地扫除，但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其影响至今仍旧存在。在现代，有些人还认为禁欲总比纵欲好一些，前者至多是古板、怪癖，而后者则完全是道德败坏。其实，两者同样都是对人性的扭曲，同样对社会有很大的危害，而且禁欲和纵欲的相互转化是十分容易的。


第二部分：性爱之魅性解放与性革命（1）…（图）

　　在世界历史上，否定性禁锢的性解放运动似乎可以从文艺复兴运动算起。当时出现的人文主义者抛弃了中世纪的空想（如虔诚、忠实、寄希望于未来等等），提倡世俗化、怀疑观和个性的解放。在文学方面，许多有关性的作品应运而生，打响了第一炮的是卜迦丘的《十日谈》。绘画与雕塑方面的代表人物是达·芬奇、拉斐尔和米开朗基罗。他们继承并发扬了人类历史上优良的艺术传统，通过作品反映出文明社会所特有的高雅和美好的两性关系，丰富了人们性爱的审美内容。　　文艺复兴时期的性开放并不是没有阻力的，在这场改革压力冲击下的天主教会仍然顽固地坚持原来关于性和婚姻的观点，罗马教廷呼吁坚持禁欲主义，痛斥世俗化的性要求。1555年登基的保罗四世，命令取下西斯廷教堂墙上米开朗基罗所作的《最后的审判》，鉴于来自各方面的劝阻，教皇只好雇用了米开朗基罗的一个学生，给壁画上的裸体人像添上衣服，这成了历史上的一件非常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