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天皇向全国民众的第一次讲话，却是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
１９４５年８月，是恶贯满盈的侵略者的末日，是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取得第一次完全胜利的纪念日。在恶魔哀号的时节，中国人民欢欣鼓舞地笑了。
日本深陷中国战场面临灭顶之灾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略战争后，疯狂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但是，面对民族危亡，中国人民发扬了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与民族敌人进行了殊死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在觉醒的、英勇奋斗的中国人民面前，日本帝国主义的“速战速决”的企图很快就破灭了，从此深陷中国战场不能自拔。日军在中国人民的抗击下不断削弱，在长期的消耗中走向失败。
中国战场由国民党支撑的正面战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组成，这两个战场互相配合，互相支持，相辅相成，形成对日本侵略者的强有力的打击。
第七部分：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侵略者的可耻下场对日本战犯的审判（1）
为证实日本战犯的罪行，远东军事法庭的检察局传４１９名证人出庭作证，７７９名证人提出书面证词。最后，法庭认定４３３６件证据成立。正义终于战胜邪恶，法庭认定这些日本战犯的罪行，作恶多端的战犯终于受到应得的惩罚。
“犯罪的不是这个日本人，或者那个日本人，而是整个的日本皇军……它是一架正在开动的野兽机器。”
七、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侵略者的可耻下场
日本投降后，反法西斯盟国组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审判，此即著名的东京审判。中国国民党政府组成“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日本侵华战犯进行了审判。东京审判和国民党的审判惩处了侵华主要元凶，伸张了人类正义，但是又都留下了令中华民族扼腕痛惜的严重缺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在押的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这次审判，追究在战后漏网的日本战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民党审判的不足，特别是它把审判与改造相结合，推动了日本战犯的自省，在日本和世界上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它是对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又一个总结，也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一个标志。
正义的审判，使祸害中华民族的战争罪魁祸首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即使是漏网者也将受到历史的审判。日本投降后战犯们的惊恐表现说明，他们的惧怕源自他们的作恶，作恶多端使他们惊恐万分。
这种恐惧将伴随他们的终生，他们的心灵将因为他们的作恶而永远不得安宁。
１ 东京审判
日本投降后，从１９４５年９月中旬起，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部发出５批逮捕令，逮捕日本前首相兼陆军大臣东条英机等１２０余名前日本军政领导人。
按照反法西斯盟国确定的惩处战争罪犯的原则（１９４５年９月２日的日本投降书也承认了这个原则），１９４６年１月１９日，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部公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宣布在东京正式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
１９４６年１月２８日，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任命澳大利亚人韦勃为首席法官，任命了来自中国、苏联、美国、英国、菲律宾、加拿大、新西兰、印度等国的１０名法官。检察官也由上述盟国各派遣１人组成。美国大律师基南被任命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首席检察官兼盟军总部国际检察局局长。中国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是梅汝，检察官是上海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向哲。
随即，国际检察局制定了控诉甲级战犯的标准：能以破坏和平罪起诉；被告团伙从整体上能代表日本政府各部门及战争各时期；被告须是主要决策人；事实确凿。根据上述标准，经过对已逮捕的１００多名甲级战犯嫌疑人的侦讯，国际检察局经过表决，确定了２８名被告：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土肥原贤二、坂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松冈洋右、永野修身、大川周明、荒木贞夫、桥本欣五郎、俊六、平沼骐一郎、星野直树、贺屋兴宣、木户幸一、小矶国昭、南次郎、冈敬纯、大岛浩、佐藤贤了、坞田繁太郎、白鸟敏夫、梅津美治郎、铃木贞一、东乡茂德、重光葵。
１９４６年５月３日，举世瞩目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正式开庭。记者席上挤满了２００名各国记者，可容纳３００人的盟国旁听席、２００人的日本旁听席上座无虚席。
检察长基南宣读起诉书。
起诉书代表联合国各国，控诉日本帝国主义在１９２８年１月１日到１９４５年９月２日间犯下的国际性非道义残暴罪行：“于本起诉书下面所言及之时间，日本之对内对外政策，均受穷兵黩武之军阀之支配与指导。此种政策不特为造成世界重大纠纷与侵略战争之原因，同时摧毁爱好和平各国人民之利益与日本国民自身之利益……这２８名被告都是日本侵略战争的元凶，他们与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狼狈为奸，犯下了奴役和榨取他国的反和平之罪、发动战争之罪、反人道之罪的弥天大祸。”
“尤其是这２８名被告利用职务上的权力和个人的声望，对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破坏国际法以及神圣条约上之誓言，为发动侵略战争而做计划、准备、开战之种种努力。他们虐待俘虏，实施非人道的强制劳动，对被占领国人民施展大屠杀、凌辱、掠夺、抢劫等野蛮暴行。同时在国内更对日本政府与官员强制实行陆海空军的威令与压制，又组织翼赞会，引导舆论走向国家主义与军国主义，进而更在各被占领国树立傀儡政权，作为日本侵略战争之政治工具。”
第七部分：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侵略者的可耻下场对日本战犯的审判（2）
法庭上，这些昔日张牙舞爪、涂炭各国人民的战争罪人自知罪孽深重，罪责难逃。但他们仍百般否认其罪恶并表现出三个特点：一是继续宣扬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理论。当被问及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同胞投入战火与灾难时，几乎所有的被告人都站在荒诞的立场上，异口同声地阐释着一个邪恶的真理。他们说：“日本有８０００万人口，而领土狭小，缺乏一切物质资源，要求得生存和发展，只能向满洲、中国、朝鲜和东南亚扩展‘呼吸空间’。”东条英机按照这个逻辑恬不知耻地回答：如果不进行战争，“我们的民族将等待毁灭。与其坐守待毙，还不如铤而走险冲出包围，去寻找生存的手段”。充分表现了其强盗逻辑和战争狂人的罪恶本性。二是顽固地用抵赖的手法否认罪行，辩解自己“无罪”。他们先是百般否认日本政府和日军的侵略和犯罪事实；接着在证据和事实面前，虽然不得不承认他们的犯罪事实，但却装聋作哑，千方百计地推卸他们个人的责任。东条英机口气最硬：“对一切诉因，我声明无罪。”企图逃避法律和正义的制裁。三是美化他们发动的侵略战争。他们狡辩说：“满洲国”是根据民意成立的；“大东亚共荣圈”不是侵略，日本对外战争是“自卫自存”，是为了“解放东亚民族”等等，为其侵略政策和行动评功摆好。
因此，远东军事法庭对每一个战犯的审判都充满了斗争，经历了一场场艰苦、激烈的斗争，一场场正义与邪恶、智慧与阴谋的激烈较量。
为证实日本战犯的罪行，远东军事法庭的检察局传４１９名证人出庭作证，７７９名证人提出书面证词。最后，法庭认定４３３６件证据成立。正义终于战胜邪恶，法庭认定这些日本战犯的罪行，作恶多端的战犯终于受到应得的惩罚。
东京审判中，针对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和东条英机的审判，斗争最为激烈。
坂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是侵略中国的“急先锋”。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他们就把魔掌伸进了我国东北，他俩与日本其他军政要员合谋制造九一八事变。后来又在京宁沪等地制造了一系列分裂中国、祸害中国人民的阴谋活动，罪不容诛。但是，他们拒不认罪。国际检察局提请让原日本陆军中将、１９４２年退出现役的陆军省兵务局局长田中隆吉和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出庭作证，指认他俩是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策划成立伪满洲国的主谋。中国检察官倪徵燠根据日本外务省密档中的御前会议、内阁会议、五相（首相、陆相、海相、外相、藏相）会议等会议决议，关东军与陆军省的往来密电，关东军的动员令，已故日本政府元老的日记、《奉天特务机关报》等重要材料，反诘坂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揭露他们制造中村事件、九一八事件；挟持溥仪到长春，制造满洲国傀儡政权；策划华北自治，搞冀东傀儡政权；煽动内蒙独立；策划吴佩孚、唐绍仪合作，搞伪政府；组织特务组织，大搞阴谋暗杀活动等罪恶事实，驳斥了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及其证人、律师的辩解，使土肥原贤二、坂垣征四郎二人和为他们辩护的律师都无以对答，无法抵赖。
松井石根是指挥实施南京大屠杀的日军统帅，他竭力为自己辩护。他先是矢口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暴行，说：“基南检察官所云对俘虏、一般人、妇女施以有组织且残忍之屠杀奸淫等，则纯系诬蔑。而超过军事上需要破坏房屋财产等指责亦全为谎言。”法庭请当时在南京大学医院工作的美籍医生罗伯特·威尔逊，在大屠杀中死里逃生的南京居民尚德义、伍长德、陈福宝等出庭作证；演示了美国牧师约翰·马基拍摄的日军施行暴行的影像资料；出示了德国驻南京大使馆发给德国外交部的秘密电报，该电报描述了日军在南京杀人如麻以及强奸、放火、抢劫的情状，并说：
“犯罪的不是这个日本人，或者那个日本人，而是整个的日本皇军……它是一架正在开动的野兽机器。”
面对事实，松井石根使出了他的第二招——佯装不知。他说南京大屠杀，“十分遗憾，我是后来才听到这种过失的”。因为他当时在距南京１４０公里的苏州卧床养病。法庭出示了他在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７日骑着高头大马耀武扬威进入南京城的照片，照片上他面对日军官兵的列队欢呼，得意地挥动着戴着白手套的手。当时，由在南京的外国人士组建了国际安全区收容难民。国际安全区的负责人曾两次通过外交途径向日军当局就日军的暴行提出强烈抗议。检察官讯问松井石根：“国际委员会送交的日军暴行备忘录，你看到过吗？”松井石根回答：“见到过。”
第七部分：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侵略者的可耻下场对日本战犯的审判（3）
在谎言被揭穿后，松井石根使出了第三招——推卸责任。他先是说南京大屠杀应该由日本皇室的朝香宫亲王负责，接着说他采取了一些措施加以制止。检察官问他：“那么你采取的究竟是些什么措施呢？”
“我出过一张整饬军纪的布告，贴在一座寺庙的门口。”
“你以为在浩大的南京城内，日军杀人如麻，每天有成千成万的男女被屠杀和强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