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良少将以驻屯军司令官代表的资格负责“从速使华北局势明朗化”。随即，日本内阁悍然决定向华北增兵，强化中国驻屯军，并将驻屯军司令官由军部任命改为由天皇直接委任，将驻屯军的一年交替制改为永驻制。由裕仁天皇亲自任命的新任司令官是原任第一师团师团长的田代皖一郎中将，新任驻屯军参谋长为桥本群少将，新设置的驻屯军步兵旅团由河边正三少将任旅团长。根据日方公布的数字，增兵后的中国驻屯军由原来的１７００余人增至５７００余人，而实际的增兵人数远远超过日方公布的数字。据上海《申报》的调查，日军增兵后的兵力达１．４万人，还有人认为日军兵力超过２万。
日军增兵华北，是日本军国主义准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一个重大步骤。具体地说，
日军增兵华北意味着日本已将不战而据我华北的政策，转变为武力夺取华北。
随后，日军连续制造了三次“丰台事件”。丰台位于北平西南，是扼守平津、平汉铁路线的要冲。６月２６日，日军扣留中国守军受惊马匹，殴伤马夫，逼迫中国驻军换防，这是第一次“丰台事件”。９月１８日，日军外出演习部队在丰台正阳街与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孙香亭连相遇。双方互不让路，相持许久后，日军将孙连包围，并掳去连长孙香亭。随后日军派兵强占丰台，制造了第二次“丰台事件”。是年冬，日军又以向北平市当局购买丰台至卢沟桥间５０００亩地修筑兵营和机场遭拒绝为由，制造了第三次“丰台事件”。日军连续挑起事端并抢占丰台，其根本目的就是将中国驻军二十九军挤出战略要地丰台，而将此地完全控制起来，为侵占平津创造条件。
为了弄清中国军队的部署，日军从１９３７年３月至６月短短３个月间，就连续派出６批高级将校参谋人员，以所谓“旅行”、“视察”为名，深入华北、华中等各重要城市进行战略性侦察。
为检验全面侵华战争的计划，日军在其本土和华北地区连续进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
１９３６年底，日本陆军参谋总长西尾寿造中将率近１０名将官，在日本东京、名古屋进行了一次首先入侵中国，然后进攻苏联的图上演习。这是日本把侵华战争升级，尔后向第三国发动侵略的世界战略的预演。因此，日本组织全部上将军官参观了这次演习。这些将官随后都被派往中国，担任了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期间的各方面军或军的司令官。在华的中国驻屯军组织以夺取北平为目的的军事演习更加频繁。演习的次数由每月或半月一次，增加到每３至５日一次。１９３７年５月之后，驻丰台的日军不分昼夜地进行实弹演习。
就在日军增兵华北的前夕，日本国内发生了“二二六政变”，日本军部通过政变取得了对政府的控制权，日本的法西斯军国主义体制正式形成，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步伐随之大大加快了。
１９３７年３月，７０多艘日本军舰驶入中国青岛沿海，以中国为假想敌，进行登陆作战演习；
４月，日本海军派人勘察天津塘沽港口，为向中国输送军队、给养做准备；
５月，关东军一个旅团开进了毗邻河北的热河省，与此同时日军参谋本部次长今井清中将率众多指挥官在中国东北地区进行参谋旅行演习；
６月，日本贵族近卫文组成“举国一致”的新内阁；中国驻屯军则在平津近郊地区不分昼夜地举行实弹演习。
当时人们对日本的目的的观察是十分清楚的。７月１９日天津的报纸就清楚地指出：“日本在平津冀察要有所行动，在一个月前已经‘甚嚣尘上’了。日本要想把华北几省造成特殊势力，所谓‘明朗化’‘特殊化’还不过是最低的条件，其最大的理想，是先造成一个‘华北国’，然后再向长江以南侵占。他们要达到这个目的，非先把北平弄到手不可，而北平因为《辛丑条约》的关系，又没有这样的容易。去年九一八的丰台事件，就是这个先声，因为丰台是军事要隘，向北可以随时控制北平，向南可以阻止北上军队的援助。可是在丰台的背后，卢沟桥是平汉路的咽喉，也是北平南郊的屏障，由卢沟桥过轨可以直拊丰台之背，在以往，卢沟桥是军家所必争之地，它的重要也就可想而知了。当然日本是抱着必得的决心。”
第五部分：七七事变：中华民族争取独立解放的新起点七七事变（4）
在“不扩大”幌子下的全面侵华准备
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略中国的开始。
事变发生后，日本关东军和驻朝鲜军力主“乘此时机应对冀察给予一击”，“利用这一事件实行统治中国的雄图”。８日深夜，日本陆军省大臣杉山元下令京都以西正准备复员的２年兵约４万人延期复员，海军省也命令正在台湾演习的第三舰队返回中国上海原驻地准备作战。９日凌晨，日本参谋本部在所拟的《处理华北时局纲要》中提出“增加中国驻屯军必要兵力，将与我敌对的中国军队驱逐出平津地区，以求华北安定。外交交涉亦以此方针为准则”。参谋本部并参考关东军和朝鲜军报告的备战部队情况，提出了派兵华北的计划：调用关东军２个独立混成旅团、６个航空中队，调用朝鲜军１个师团，从国内调出１个师团，进入华北。
１１日，日本政府相继召开首相、外相、陆相、海相、藏相参加的五相会议和内阁全体会议，通过了参谋本部派兵华北的意见，并决定把卢沟桥事变称为“华北事变”。
日本昭和天皇随即批准了内阁的决定。同日下午１８时２４分，日本政府发表了《派兵华北的声明》，诬陷中国第二十九军挑起七七事变，声称：“就帝国和满洲国来说，维持华北的治安，是很迫切的事……政府在本日内阁会议上下了重大决心，决定采取必要的措施，立即增兵华北。”随后日本军队源源不断向华北开进。近卫首相并连夜召开国会两院议员代表、财界实力人物和新闻界代表开会，动员、统一全国舆论。
与此同时，日本海军军令部、海军省与参谋本部达成《陆、海军关于在华北作战的协定》，规定：“力求把作战地区限制在平津地方……但在不得已时，应保护青岛、上海附近的日本侨民。陆、海军要协同作战”。并具体规定：平津地方作战主要由陆军担任；海军负责运输和护卫，并协助在天津方面的陆军作战。在华中和华南，以海军为主，担任警戒。根据情况发展，“限定在青岛、上海附近，陆、海军以必要的兵力协同担当之”。日本陆、海军还达成了《关于华北作战的航空协定》，规定华北作战中航空力量主要由陆军担任，海军协助；在华中、华南，航空力量主要由海军担任。海军还要求：战争波及华中和华南时，陆军派３个师团（最少３个师团）到华中作战。
１１日，日本天皇钦命教育总监部部长香月清司中将为中国驻屯军司令官，以接替重病中的田代皖一郎。７月１２日，香月抵达天津后，立即下令做好适应全面对华作战的准备，并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动用第一批增加的兵力，一举歼灭中国第二十九军，要求在２０日前完成战役部署。７月１３日，日本陆军省制定了《处理华北事变方针》，决定：“当中国方面无视现实解决条件而表示没有诚意实行时，或南京政府继续调动中央军北上企图发动攻势时，应采取果断的行动。”当晚把这个方针电告“中国驻屯军”，１４日参谋总长又派参谋本部总务部长中岛铁藏和陆军省军务课长柴山兼四郎到天津当面向“中国驻屯军”传达了这个方针。７月１５日，日军参谋本部下令编成临时航空兵团，将其所辖１８个飞行中队派往中国东北。７月１５日至１７日，日军参谋部又相继作了《形势判断》，制定了《对华作战要领》和《在华北使用兵力时对华战争指导纲要》。７月１７日，日本陆军中央部提出了对中国方面的四点要求：（一）宋哲元正式道歉；（二）处罚责任者，罢免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三）撤退八宝山附近的部队；（四）在７月１１日所提条件上由宋哲元签字。并规定，如在１９日前中国方面不予履行，即对第二十九军发动攻击。同时下令动员国内部队，立即派往华北。在期限满后，即便第二十九军愿意履行所提条件，也要使该军退出永定河右岸地区，并向南京政府提出：中央军恢复旧态势，停止对日挑衅行动，并不得妨碍日军与第二十九军就地解决。当天，日本五相会议通过了陆军中央部的提案。随后，日军参谋本部制定了《第二次动员的准备》计划，提出了战争扩大后的处理方针，准备在两个月内消灭或击溃第二十九军，如发展为全面战争，预订在三四个月内消灭中央政权。接着，
日本援军源源不断地开赴华北，日本大规模的侵略已经如上弦之箭，弯弓待发了。
但是，日本政府的所有这些战争准备，却是在“不扩大方针”、“现地解决”的烟幕下进行的。日本政府在它的官方文书上，在对外声明中，不厌其烦地奢谈“不扩大方针”、“现地解决”，其目的一是欺骗世界舆论，用以掩饰其侵华的罪恶阴谋；二是麻痹中国方面，使对其发动侵略战争疏于防备；三是为日本调遣军队，扩大战争争取时间。
第五部分：七七事变：中华民族争取独立解放的新起点七七事变（5）
平津沦陷
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在山东老家。出于强烈的保存地盘的心理，也担心蒋介石利用事变而搞掉他，因此，宋哲元意在通过谈判求得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此，他没有立即返回北平，而是在７月１１日到达天津谋求与日本方面的和解。根据宋哲元的主张，当晚，北平市市长秦德纯与日军代表松井签订了《卢沟桥事件现地协定》，随后将二十九军俘虏的２００多名日军释放。１２日，宋哲元对外发表乞求和平的谈话。
蒋介石闻知后，第二天即给宋哲元发电，提醒他：“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中央决定宣战”，并劝其“与中央共同一致，无论和战，万勿单独进行”。
但宋哲元未把蒋介石的劝告放在心上，派张自忠、秦德纯等人继续与日军交涉，并瞒着南京政府向日方做出若干让步，其中包括向日方道歉。
７月１８日下午，宋哲元赴天津海光寺参加原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的葬礼，与新任司令官香月清司见面。虽然宋哲元未表示道歉，但吊唁田代与问候香月，已被日方看作是道歉的姿态。宋哲元归来后天真地对人说：“和香月见面，谈得很好，和平解决已无问题。”
１９日，宋哲元从天津返回北平。为表示和平诚意，他返平后立即下令将城内各要口的防御工事、沙包、路障等一律拆除；将关闭数日的各城门完全开启；对全国各界慰劳二十九军的捐款和物品，也通电表示谢绝。
但是，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是日本政府的既定方针，所以无论宋哲元怎样妥协让步和表达和平诚意，都不可能真正地阻止局势的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