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子推开他们，他们就拽住了小曲莉，小曲莉跑得急，被撕扯开了衣服，露出来了身体。儿子回头扑上来，双方斗在一起。其中一个人被儿子的拳头砸开了脸，那人恼了，追着不放。儿子和小曲莉一路猛跑，回到家里，四五个来人却冲到了家门口不依不饶。
小事开始转化成大事。对方手里已经多了棍棒和长刀，儿子已经没办法和来人讲理了。
打起来了，就在这个院子里。来人已经冲进了家门。儿子被乱棍打倒，爬起来往堂屋跑。我在二楼，看见了院子里的打架，也冲了下来，但我只冲到楼梯的半截，就看见了儿子已经跑进了堂屋。我看见了儿子头上的一片血红，小曲莉的衣服也乱乱糟糟。我也看见了儿子奔向那面山墙，把手伸向了上方……
我喊了一声，想叫住儿子，但墙上的东西已经被儿子拿到了手里。
寒光一闪，一个人倒在了堂屋门口。
几根抡下来的棍子很快地被截断，落在院子里。那些木棍很干燥，落在地上声音嘎嘣脆。
断木棍还在地上滚，几个人已经飞跑出了院门，儿子追到门口，手扶在门框上再也追不动了。
不多一会儿，警车和民警都来了，铐上了一个，抬走了一个。被铐走的是我儿子。
我先头说，我去分局，我和小曲莉就是要去接我儿子。还有，我要去赎回那把户撒刀。
咱盈城，一条大江绕了半个城镇，一群大山挡着四面来风。那时候是腊月底，盈城的气温忽高忽低，估计春节那几天会下大雨。我说，花多少钱我也要接儿子回家过这个年。
进公安局的门这是第二次，头一次是在20年前。20年间，公安局的门脸比以前大气多了，还是在这条街上，还是门朝东，还是有榕树在街两边儿，但公安局样子全变了，够威武气派。
那天我被请进一个大办公室，里面坐着不少穿制服的和不穿制服的。他们和我客气，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和我客气。我说，你们辛苦，我是来看看我儿子的。
一位比我年龄稍小一点的人走过来和我打招呼，他说，您就是当年的刀客吧？是您吧李叔？
我没吭声，我看见了办公室的桌子上，放着我的那把刀。
头天晚上我做梦，说是盈城下了九个小时的暴雨。
30多年前也是正月的头几天下了暴雨，记不得是初六还是初五，但绝对是过年前后的光景。我们几个计算得不很准确，是根据每年打春时候的感觉加上我们启程的日子大概算出来的，不是初五，就是初六。
那时候我们走在山上。看不到边的甘蔗林里我们整整走了三天，在走进甘蔗林之前我们在山上的树林里走了大概六天。路途太远，我们没有迷路，但感觉中我们就和迷路一样，周围几乎没有变化，甘蔗像长满了全世界，再就是一簇一簇的竹子。走路的时候大家希望看到竹子，竹子比甘蔗高很多，看到竹子就能调整一下心情，不至于被甘蔗林弄得精神崩溃。
正月里，这里绿色也铺天盖地，中午的气温也高，太阳也毒。就算下了暴雨，在路上也感觉不出来什么寒意。那天走到傍晚的时候，蚊虫被白天的暴雨给气着了，发了疯扑向我们。我们盖上薄毯子，就躺在甘蔗林中。那一夜谁也没睡觉，蚊子虫子太狠，把柳姑娘给咬得直哭。
那回，我们四个汉子接了来滇西后的第一担“生意”——押送柳姑娘。
话说的是30年前的事了。那年我19岁，秦大哥30岁，刘二哥26岁，杆子20岁。柳姑娘那年18岁。雇佣我们的族长给了我们几个人这个任务，把柳姑娘从朗齐押回来。朗齐在缅甸，是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乡村。
族长是当地的山民，我们四个汉子却是汉人。族长不放心自己的族人能弄回柳姑娘，他宁可相信汉人。
柳姑娘逃出去大半年后被发现，族长贿赂了在缅甸做生意的朋友，柳姑娘在缅甸被轻松地就看管了起来。我们四个人接了族长的钱，去押解柳姑娘回盈城。
我们在临走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柳姑娘的出走是为了逃婚。
那年正月的暴雨实在大啊，我们是用甘蔗架起了离地二尺的垛子，才勉强没躺在泥水里。柳姑娘在半夜滚下了垛子，蚊子虫子就呼啦一下子上去了，狠狠地咬她。
放倒大片甘蔗，我们用的是砍刀。大家都已经使惯了这样的砍刀，方头大脸式的。我当年认不得这样的砍刀是当地傣族用的还是景颇族用的，或者是佤族的阿昌族的和其他什么民族的工具。那种刀重的有10斤，轻的也有6斤。秦大哥的腰间就掖着一个看上去小一点的刀，有一天他抽出来给我掂了掂，重重的，直压手。秦大哥说，这刀，6斤。
那场正月里的暴雨过后，柳姑娘跑了，就在甘蔗林里跑没了影儿。我们四个汉子不敢轻易散开来找，实在是容易迷路，我们敢肯定柳姑娘也迷路——她根本就不知道甘蔗林里的方位，她是决心要逃跑的，所以就不在乎了，路通向哪里也都无所谓了。
我们要带她回家回盈城的路，她宁死不走。
三年后，我说的是柳姑娘在甘蔗林里逃跑的三年后，杆子在高黎贡山上找到了她。后来不久，柳姑娘就成了杆子的媳妇。杆子和柳姑娘始终生不出孩子，就来到了盈城求医。这盈城就是当年柳姑娘的家。她回来的时候，曾下令捉她的族长已经老死了，柳姑娘的父母也死了，她的两个哥哥没在家。但还是有很多的乡亲认得她。她还是和从前一样害怕，躲在一个破旅店里。杆子找了很多大夫看他们的毛病，抓了20多斤药材。两个人在离开城里要返回高黎贡山的时候，秦大哥和我在街上遇到了杆子。
杆子没回高黎贡山，就和媳妇留在了这个城镇上。那时，盈城的规模已经不小。老早年这里叫“象城”，那时已经没人叫了。有很多远方的生意人开始注意这里，经商的多了，专门来看盈城风景的也多了。咱盈城的榕树名气很大，比盈城本身还大呢。
秦大哥后来一直病着，病得不轻，最后死在了我和杆子的怀里。他死的那天天气阴沉，他说想起了甘蔗林里经过的那场正月大暴雨。他临死前眼睛愣愣看着杆子媳妇，然后把腰里那把短刀递给了我。刀虽然只有6斤重，却跟秦大哥的尸首一样，沉甸甸的，叫人直打冷战。
那刀后来始终挂在我家的墙上，我没动过它几次。那刀上一层灰，竹筒和竹签编成的刀鞘，已经有些地方裂开了。屋子里到底是干燥，屋里没有暴雨，没有山风。
我儿子小的时候几次要求过要看看那把刀，为那把刀哭闹过两天两夜，我愣是没给他摘下来。我告诉他，儿子，这刀爸爸也不能乱动，这刀有灵性。儿子被“灵性”这个词儿给震住了，才几岁的孩子，当看到墙上那把刀，他眼里能看出来恐惧。
去年我儿子在腊月中旬就先到了家，他早就定好了要回来过年，但他没和我们说他要带女朋友来过年。
儿子和他女朋友通电话，用了那个免提的功能，因为儿子以为我也不在他妈也不在，就边倒可乐喝边和桌子上的电话在那儿抒情，我听见电话那边小曲莉奶声奶气的，哈哈哈。我站在堂屋的大门口，屋里屋外静悄悄的，无风无雨的，只有儿子在屋里和小曲莉在那调情。嘿，从我年轻到我儿子年轻，前后20年的光景。20年变化大啊，虽然不知不觉，却是在明明白白啊。
儿子普通话说得好，比我改不了的北方口音好听，比他妈妈那柔声细语的民族普通话也好听。我听不出来儿子的地方特色，偶尔他用些电视剧里面常用的感叹词儿，那他也是故意拉出来的腔调儿。儿子对我说，爸，用些时髦腔儿现在的小姑娘们更喜欢一些，因为这些小姑娘们都这样用。儿子开化，他在我面前大方着呢，他说，爸，20岁正是好奇的年龄，没事喜欢瞎琢磨，往往在这个年龄段出现些个空虚，男女关系就很能填补这个空虚。
那回是他的假期，他坐着汽车颠了15个小时回来了，他说他的姑娘马上就会坐着飞机到盈城来，就是电话里的那个奶声奶气的小姑娘。呵呵，小曲莉嘛。
从昆明到盈城，至今没通铁路。
我儿子出息了，轻松地考上了昆明的大学。这小子在上大学之前几乎没离开过盈城，拿到录取通知书后，他妈妈说应该带孩子出去走走。他问我，爸，咱回趟北方的老家吧，那里什么样我都不知道，您也几十年没回了。我当时说，老家太远，又没有什么直系亲属可看望，回去一趟我至少得消化两年伤心事儿，不能回去。他妈妈说，孩子你要出去看看，不如和妈妈回去一趟缅甸老家，那里还能找到几个景颇族亲戚。
孩子他妈，我叫她堂妹。堂妹嫁给我20多年，这还是第一次提出来这样的愿望。
那次他们母子俩去缅甸，带去了不少东西，堂妹说，那里可没有中国这样的发展，还很穷。他们把带去的东西换回了钱，又从缅甸弄回来了一些东西。儿子说，这是易货贸易，看起来是有前途的，要是他毕业后没有工作可干，就专门到边境上做这样的生意。
那次他们母子走了前后有半个月时间。
这半个月里，我和傻孃孃面对面地坐了好几回。我心里老有一个愿望，叫她看着我，叫她好好看我。我想勾起这女人的一点点回忆。我想，如果她能回忆一些和我之间的事儿，再回忆一点她和杆子之间的事儿，那她就有希望恢复一些。
孃孃和我笑。满脸皱纹，黄牙花眼，跟我笑。她手里老是拿着毛线和竹针，但她再也织不成毛衣了，无论她本来是想给杆子织还是给她的孩子织，她都无法织成那件毛衣。
后来他们母子从缅甸回来后，儿子去了昆明读大学了。
我把想和孃孃说话的意思告诉堂妹，堂妹和我说，已经用不着为杆子媳妇做什么努力了，她不会好了。
小曲莉隔天来到了家里，和我们热情热烈地打着招呼。孩子还小，脸上老是惊喜。她刚来这里就不停惊叹盈城的气候，惊叹滇西美景，在我们看来不过是一条普通的大盈江或者一簇普通的竹子，她却大呼小叫。
小曲莉是邯郸人。其实我们算老乡。
第一部分第3章
麦烨喝梅子酒喝得太猛，上楼的时候几乎瘫在曲莉的身上。曲莉回头对我说，梁宽，今晚麦烨睡我屋里，你在堂屋睡吧。
房子很大，两层，屋顶是被李叔整理得干干净净的阳台，在上面可以看到不远处的大盈江。夜风轻柔，盈城算不上万家灯火，没有大城市车马人流的喧闹，大盈江像只手臂挽住这个小城市，悠然入睡。我坐在阳台的竹椅上，一杯浓茶，一支云烟，偶尔有几声狗叫和猫叫相伴，惬意，宁静。
我在想我的爱情。
麦烨和我已经相处五年了，我们在大学的最后一年里，受不了分离的孤独，在校外租了房子，住在了一起。麦烨说，梁宽，我这就算嫁了你，是你的老婆了。住在一起的那天麦烨记得清楚，她把9月1号定为新婚的日子，她很看重那一天，那是她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