累，实际是紧张，医生消耗最大的其实是精神，主要是人命关天。”接下来他问我这一段恢复得怎么样，并说过十天左右就要开始化疗，让我有个心理准备。
我说没什么大不了的，无非是个死吧，还能有什么。张同笑了，并说要是病人都像我这样视死如归的话，就不需要医生了。我告诉张同我的刀口可能发炎了，张同让我下午去医院找他，问走路方便不方便。我说还行，能坚持。
我花了比平时多出三倍的时间走出胡同，站在马路边招手打车。连着三辆车都有人，第四辆停在我前面五米远的地方，我走得很慢，上了车司机很是不满，嫌我磨蹭，我说我是慢性子没办法。他说那你肯定是不缺钱又有时间的那种人。我说没错。
张同的办公室在医院八楼的仅东头，我艰难地迈着步子走到门口，听到里面传出“嗡嗡”的人声，我敲了下门，一位年轻的大夫探出头问我找谁，我说找张主任，我听见张同在里面喊：“是孟小萁吧，进来进来。”
进到张同的办公室，只见七八个年轻大夫将张同团团围住，好像在研究一个手术方案。张同让我自己找地方坐，我看了看只有屋子的东南角有一个方凳空着，但上面落满了尘土，我顾不了那么多了，这一路对于我这样一个手术不到一星期的人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一屁股坐在方凳上，听着那些白大褂儿七嘴八舌地发表意见。最后张同说，先这样吧，过后我和于捷再研究一下。
第二部分21克爱情 9（8）
办公室里只剩下我和张同的时候，空气显得有些紧张。他指了指离他最近的一张沙发倚，让我坐过去。这样，我距离他仅一步之遥了。张同看了看我的脸色，笑着说气色不错，看来恢复得挺好。然后站起身将身后那把木质圈椅朝后顶了一下，椅子腿儿划过地面的时候发出刺耳的响声。张同搓着两只手下意识地朝窗外看了一眼。这时候大约是下午三点钟左右，阳光没有中午那么亮了，是一种温暖的橙黄色，照在张同矜持的脸上，让他显得有些忧郁，看上去像是舞台上的一个场景。他转过脸问我怎么不好，我说大概刀口发炎了。
“去病房吧。”张同说。然后呼了于捷，让他也去病房，电话里于捷的声音很大，我在一旁听得清清楚楚。他说现在去不了，张同问他在哪儿。于捷说在手术室，张同觉得很诧异，下午没有安排手术啊。于捷说是急诊转过来的，河北保定农村的，宫外孕，不过手术已经快完了，正在缝合，十分钟以后就能下台了。
接下来我和张同闲聊，他问我这几天看什么书。我说什么都没看，跟书本已经很陌生了；再说书本上的东西大多是杜撰出来的，里面的一切跟现实比起来除了虚假就是无聊。张同说那也不尽然，多少对生活失去信心的人都是从书本里受益的。我说那也有个前提，身体健康，否则像我似的命都难保，还有什么可说的。张同微笑着听我抱怨，我现在的生命一半是眼前的这个男人给的，所以我面对他的时候，有一种强烈的归属感。
在同我聊天的不到十分钟的时间里，电话铃响个不停，张同接电话很简洁，一般不超过三句话，每接完一个电话张同就对我表示歉意，最后张同看了看表对我说，“走吧，等咱们到了病房于捷也差不多来了。”
当我和张同走进病房的时候，于捷正在护士站跟王丽闲聊。于捷两只胳膊拄在护士站的台子上，探着头，一副殷勤的样子。王丽则面色红润，眼睛放光，一望而知热血沸腾。这时王丽一扭头看见了我，惊喜地道：
“小萁！你什么时候来的，来复查吗？”
于捷转过身冲我点头。张同问于捷手术怎么样，病人还好吧。于捷说已经进了病房，顺手指了指七号病房，张同便朝七病房走去，我也跟在后面。
于捷推开病房的门指着三床对张同说，手术基本是成功的，只是病人的身体太虚弱，只怕恢复起来要一段时间。张同走到病人床旁边，那是位三十岁左右的农村少妇，双眼紧闭，脸色灰黄，头发像一蓬乱草，一看就是那种遭受了百般蹂躏的人。坐在少妇身旁的男人诚惶诚恐地站起来，显然是少妇的丈夫。这时他突然扯住张同的衣袖问他老婆还能不能生孩子，一旁的于捷生气道：
“她现在连活命都还顾不上，你还想生孩子的事！”
张同说：“只要她的身体恢复过来，生孩子是没有问题的。不过现在最要紧的还是照顾好她，让她的身体尽快恢复。”
进了检查室，张同让我躺在检查床上，于捷还是愤愤不平，“这帮老农民就知道生孩子。”接着又讲，他有一次去张家界玩，那儿的农民每家都有八九个孩子。问干吗生这么多。一个当地人说：那我们不生孩子干吗去呢，天线架不过去，没有电视，除了玩牌就数生孩子还有点意思。我和张同都笑了。
张同仔细看了我的刀口，“没什么大问题，给她一点消炎药。”于捷也过来看，看完得意地对张同说：看，我的杰作，刀口缝合得多漂亮！然后对我道：没问题，听张主任的吧。
从检查床上下来的时候，我心里突然涌起一股温暖的感觉，面前这两个禀性截然不同的男人似乎是我的某种依靠，我的精神和肉体都因为有了他们而具有了一种意义，但这种关系是模糊的，难以说清。我觉得男人比女人更适合做妇科大夫，当一个女人陷入疾病困扰的时候，一个充满责任心的男大夫是多么让女病人欣慰，信任他们甚至可以比信任丈夫和情人更牢靠。
有人告诉我，女人最容易爱上的人里面就包括自己的大夫。
“你如果没有生病的话，你对张同这样的男人有没有感觉。”梁雨这句话极具挑衅性，类似的话他已说了N遍，我早习以为常。但当我一个人静下心来细想的时候，梁雨的话不无道理，像张同这样的男人，他已将自己的一切贡献给了医学事业，除此而外，他什么都没有，连股世俗的烟尘都冒不出来；而我是那种“情”字当头的人，而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里，注定了我输家的地位，我的情感和我的生命一样，都到了尽头。
第二部分21克爱情 10（1）
但我不是那种轻易服输的人，我骨子里有极强的反叛色彩，而我死到临头的境地就使这种色彩更强烈了。
我想着张同，想他走路时那种快捷的姿态，想他靠近我的时候几乎让人感觉不到的鼻息，他的谨慎的富有质感的声音。总之张同的一切在我的脑子里越来越清晰，最后，由“想”变成了“思念”，并且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消失（我的时间只能用分秒来计算了）思念迅速
升级，在不到四十八小时的时间里，我已被对于张同的思念折磨得体无完肤，照着镜子，看着里面憔悴、病弱的我，真乃一副“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模样。
老总打电话来说，他的HIV测试为阴性。我说那要恭喜您了。老总叹一口气，让我别取笑他。我说不是取笑，是真的为他的幸运高兴。余下的话我不好说，比如以后再有这种事情的时候要当心，现在的人就像森林里的蘑菇似的，看着好看，有毒没毒就另当别论了，等等。该说的说完了，老总还拿着话筒不放，问我身体恢复得怎样，什么时间去做化疗，最后问我有馨平的消息没有。
我想起自从那次半夜馨平来过一个电话，我就一直忙自己的事情，早把她忘南头儿去了。此刻老总提到馨平，而且听得出对馨平念念不忘、满怀深情，这让我十分感动，同时又想起梁雨的话，看来老总真是个彻头彻尾的“傻逼”。
我对老总说馨平给我来过一个电话，老总马上问馨平的情绪如何，去没去医院诊治。我说情绪不好，得了那种病，情绪没法好；去没去医院不清楚。最后老总让我给馨平打电话，我说就是您不说我也会给她打的。
梁雨进屋的时候我正给馨平打电话，我示意梁雨关好门，然后就接着跟馨平进行马拉松谈话。问清她还没去医院就劝她去，并说这种病在国内已经十分普遍，“你看电视了吧，著名演员濮存欣不是还出任艾滋病形象大使吗。”这话说得我自己都觉得没劲，好像他当了形象大使，艾滋病就变得像他那么可爱了似的。
最后我说：“不管怎么说吧，这说明我们国家的文明程度越来越高，而且现在对于艾滋病的治疗有了新的突破，据说国内新研制出一种中医治疗艾滋病的药，叫免疫力素，效果特别好。”
馨平叹口气说：“你别安慰我了，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你也别再说服我治疗什么的，我只不过想跟你倾诉一下，因为咱们俩的境遇有些相同，要是别人我真懒得说。”
不知怎么，听了这话我心里一阵发堵，馨平把我跟她划做一类人了，我怎么能跟她是一类人呢，她是肉体至上，而我则是精神至上……细一琢磨，这两者又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呢，无非属于“分裂”的一类；而我自认为“精神至上”，这也未免把自己说得太高尚了，我对于梁雨的肉体的需求又如何解释呢。
我这么想的时候，刚才还很昂扬的精神一下子就瘪了，话筒的两头都沉默起来。最后，两人有气无力地互相道了别，放下话筒我就势躺在了床上。梁雨坐在沙发上阴阳怪气地道：别惺惺相惜了。接着又嘲笑女人的自恋癖，都病成这样了，还自我感觉良好呢。女人呀，什么时候能把自己忘了，世界也就得救了。
梁雨说着，从沙发上站起来，走近我，我闻到了他身上一股浓重的酒气。我问他昨天晚上跟谁喝酒。梁雨并不回答我的问话，只是在行动。他的手伸到我的脖子里，我感觉到他的手很粗糙很凉，尽管他试图让自己的动作显得温柔体贴，那种又凉又硬的感觉还是迅速地传遍了我的全身，让我血液的流速减慢。
梁雨意识不到我身体内部的变化，只沉醉于自己昂扬起来的性欲当中。梁雨的手往下移动，但他忽略了我的乳房，男人对于近乎扁平的乳房没什么兴趣，但女人的敏感区却是万万无法将乳房排除的。所以梁雨的手像股旋风似的在我的胸前匆匆掠过的时候，我已经对他有了几分不满，而当他抚弄我的下身时力量又没有掌握好，不是过重就是太轻，我的兴味也就全无。我将梁雨的手强行拽出来，像扔废弃物似的扔在一旁，并且嘟囔了一声：讨厌，就把头扭在一边不再搭理他。
梁雨讨了个没趣，灰溜溜地坐回到沙发上，点燃一枝烟慢慢地吸着。一枝烟抽完了，梁雨问我愿不愿意出去兜兜风，我看了看墙上的石英钟，快十一点了。梁雨知道我的心思，便去了厨房，回来以后对我说，我跟大姑夫说了，咱们中午出去吃饭。
走出院门的时候梁雨要过来扶我，被我拒绝了，我对他说，你要是把我当一个病人的话咱就别出去了。听我这么说，梁雨一下子躲开我。我笑了，挨近梁雨，挎住他的胳膊。走出胡同口，看见一辆白色的本田车靠边停着，我唠叨了一句：够爽，不知道是谁的。没想到梁雨径直朝那辆本田车走去，又从裤兜里掏出钥匙“吱”一声开了车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