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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色以外，还有认为思想有问题的。中国人写，中国人写抓起来了，洋人写，洋人写抓不住，可是书进来以后呢就把它涂掉。所以，好好一本书，看到没有，涉及蒋介石，就给你涂掉。好好一本书，你买来以后给你涂掉。有的时候实在是整本都有问题了，只好得罪一次美国的洋大人，这一期绝对不给你了。有代理商，比如说台湾英文杂志出版社，告诉你，他说因为10月份的内容欠妥，我们禁售，延后一期，此致，贵订户。看到没有？这就告诉你，这本书你看不到了。为什么呢？查禁了。我们是在这个环境里面长大的，也是在这个环境里面斗争的。怎么斗争呢？就是我们不断地来要求它的标准。
大家看，这有一张脸，这是很恐怖的一张脸，大家看清楚就这个人，你看这个人眼神多么凶悍。这个人是什么人？这就是当年国民党统治时代的中国的新疆王。他跟我是同乡，东北人，日本学校毕业的，然后赤手空拳到了东北，在新疆夺权，夺了权就搞个人崇拜。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声势，搞个人崇拜，他在新疆反反复复，忽然勾结了斯大林，这边呢就大抓国民党的这些人，后来勾结了国民党，又大杀共产党。毛泽东有一个弟弟，就是大弟弟，叫做毛泽民，当时就在新疆做革命工作，被盛世才抓到。抓到以后，他不要杀他。为什么不杀他呢？因为他两头吃。蒋介石派人去要求杀掉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为什么要杀呢？杀了以后呢，他死了你才不会再转变了。派了一个人去，叫王德溥。（后来）这个老头子，在台湾做过内政部长，跟我讲过这个故事。王德溥后来写一本书，叫做《政海游踪》，就讲到这个故事。这个盛世才是什么样一个人呢？他在反反复复的时候，他抓到了国民党大员，有一个人叫丁慰慈，他抓到以后就问丁慰慈：“你拿了苏联多少卢布？”丁慰慈说：“是你拿了苏联卢布，不是我。”打。打得说不说？我拿了多少，拿了一万。”“没有那么少，再打。”打打打，三万四万五万，打打打打，好，一百万，打到吃不消了，“我拿了一百万”。盛世才说什么？“没有那么多。”然后呢，从一万、两万、三万、四万打上去，再从一百万往下降。打，九十九万，打，九十八万，打，九十万、八十万、七十万，最后五十万，拿了五十万卢布。盛世才笑了。“丁慰慈，为什么不早说？你早说了五十万就不会挨打了嘛。”这就是盛世才这种虐待狂——他要你从嘴巴里面亲口说出来是多少钱，那个数字、那个标准在盛世才自己的肚子里面，他不告诉你，让你来说。盛世才后来死在台湾。
我们在台湾的时候，书都被查禁了。动辄被查禁，没有标准，乱七八糟的，只要他高兴。结果他们查禁了一本书，叫做《大风雪》。《大风雪》谁写的？是孙陵写的。孙陵是个老作家，毛泽东到重庆的时候还去看过他。查禁了以后呢？孙陵老作家，跟国民党的另外一个系统（叫中统——中央调查统计局）有关系，就给国民党压力，你要解禁我的书。所以，他们最后给了一封信，就是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政治部给他一封信，告诉他《大风雪》一书业已解禁。解禁以后，孙陵还没完，他跑去质问陆军中将王超凡：现在我的书解禁了，当年你们为什么禁我的书？他跟主持查禁他书的那个国防部总政治部的上校发生争执。这个孙陵是有头有脸的，他说：“你告诉我理由，什么标准你查禁我的书”？那个上校说：“反正我们有标准。”孙陵说：“反正有标准不可以，标准在你肚子里面不可以，你要给我说出来，到底什么标准？”他说不出来。
大家看看刚才我所描写的盛世才的故事，就是标准在他肚子里面。查禁你的书，标准在他肚子里面，他不告诉你，他也不知道，因为那个标准，打牌打输了，标准变严一点，搞不好，他买个彩票中奖了，标准就宽一点。
第一部分露出指缝的自由（2）
我过去第一次坐牢刚出来，我要印我的书的时候，国民党他们就派了一个老头子，姓张，他说他是国民党政工干部学校（政战学校）图书馆的负责人，他比他们有学问，他负责来审查我的书。他就跟我见个面，然后他就告诉我，他说有两个东西不能碰：第一个，不能够提到生殖器，这个是不可以的；第二个，不可以骂孔夫子，孔夫子是不能骂的。这两点你做了以后呢，过去查禁你的书，你都改名字，就可以出版了。比如说，如果你写了一篇《李清照再嫁了吗》，宋朝的李清照，你改名叫《李易安再嫁了吗》，同样一个人，可是改个名字，我们就给你哈啦哈啦过去了。他告诉我这个秘密以后，我才知道，原来标准就是这么简单。后来他离开了查禁的单位，他跟他们吵了架，离开了。他打个电话给我，说：“你要怎么写就怎么写了，我把你的书全部都通过了，这一次全都不查禁，全部过关了。我跟他们吵了一架，我不干了。”
这就是所谓查禁的真相，这就是我所说的，我们努力在骂国家领导人，或者骂中央政府，说你没有言论自由，未必。真正影响了阁下的言论自由的，可能不是他们，而是位阶比较低的那些上校们，或者那些科长们，他们是真正有权力的人，就好像德国参谋本部一样，那些上校中校是最有权力的。真正查禁你的书的人（所做的事），可能是个偶尔的事件，至少这个事件不严重，可以经过你的努力，能够说服他们，使他们能够从宽来解禁。
当然我讲的话，只是一个笑谈，像台湾不准办报纸，当时不准办，理由一大堆，我给你看看他们的理由：第一，用纸太多了，我们要节约用纸；第二个，报纸太多了，饱和了，不许办报了；第三个，办报人才不够，不许办报了；第四个，现在是作战时间，所以不可以办报了；第五个，办的报太多了，影响了平衡；第六个，影响健全发展；第七个，避免恶性竞争。这七种说法，从1949年到1983年，连续这么多年，用了七个说法，就是老子们不准你们办报。蒋经国临死以前，最后一年，控制不了了，同意办报了，七个理由统统不见了，一个都没有了，就是说：可以办报了。所以，他们干涉我们言论自由的那些理由，基本上是笑话，是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笑话。可是呢，他用来搪塞你，用来查禁你，用来捣你的蛋。这个时候就是我所说的，我始终相信，由于我们个人的努力，由于我们个人的技巧，由于我们个人的圆滑，而不失掉了我们的标准、我们的尺度，我们会争取一点算一点，我们可以不断地争取我们要争取的这个权利。所以，这就是我一再相信的这一点。
大家看到这一张没有？当年的《新华日报》，共产党的《新华日报》。这一张，是在国民党最后跟共产党搞翻的时候，不许办报的时候，查封《新华日报》，最后的两张，由吴玉章带过去的，这个时间就是1947年2月28号。1947年2月28号，在台湾出了一件所谓二二八事件，在重庆也出了一件二二八事件，就是共产党的《新华日报》被国民党彻底查封了。可是我们想想看，在没查封以前，共产党利用国共合作的这个机会，那么样千辛万苦地办出来《新华日报》，有了多少影响，制造了多少言论自由。国民党派人驻在新华日报，监督他们每一天的稿子，《新华日报》还可以出报，最后，在查它的时候，还可以把最后的两三张报纸带出来，作为纪念，这就是争取言论自由的一些技巧。
中国共产党受尽了国民党打压言论自由的窝囊气。今天中国共产党……他们也会想通，适度的言论自由，对他们没有害处。当美国的总统在北京大学、在清华大学演说的时候，现场播出的时候，给了美国总统言论自由，他们怎么样呢？他们跟你过不去吗？他们并没有。
在古代，有一种谏官，就是我劝你皇帝，是以劝阻的方法，来取得言论自由，你杀了我，我也要劝你，我是敢言而不敢怒，我不跟你翻脸，我是很敢讲话的，可是我会笑嘻嘻地跟你讲，很技巧地、很诚肯地、一片真情地跟你讲真话，让你接受我的话，不然抱着你的大腿不放。为什么我要劝你？这是中国古代的方式嘛。今天，言论自由就是这样变出来的。
所以我认为，言论自由的取得，不是靠着横眉怒目，而是靠着相当高的技巧，这个技巧就是我跟大家一再说过的：情欲信而词欲巧。情欲信，就是我态度非常好，技巧非常好，内容是真的，证据在这里；可是，我讲的技巧，是非常细腻的，使你听进去的——如果你听不进去，你也只是皱眉头而已，如果你听不进去，你也会暂时地忍耐我而已。也许我会被你挨一刀，可是你不要忘记，我会卷土重来，因为我是没完没了的。
第一部分革命的目的是请客吃饭（1）
我感冒了，所以声音非常的难听，用北京话来说，你就将就一点吧。
首先，请你看看一个古董，是19世纪中国的艺术家赵之千刻的一个图章，上面刻了八个字，叫做“平生之志，不在温饱”。这是什么人讲的话？是宋朝的一个丞相，当年他考状元，考取了以后，大家向他道贺，说你这一辈子吃穿不尽。这个宋朝的伟大人物说：生平之志，不在温饱（我这一辈子的志愿，不在吃饱饭，不在穿衣服，我还有别的志愿）。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基督教里面的，就是说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一块面包，还为了别的。我讲这个故事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大家，我们在成长的过程里面遭遇到的问题，有的时候是凄惨到是生命的最低标准的问题，就是温饱的问题。
我给大家看一段《邓小平文选》的话，他说：我们从1957年以后，耽误了二十年，而这二十年又是世界蓬勃发展的时期，这是非常可惜的。这里面包括了“文化大革命”，包括了“大跃进”这些时期，中国耽误了二十年。他说：现在是要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手段，目标是分三步走发展我们的经济，第一步就是达到温饱水平。看到没有？这是邓小平在生前他所希望的，我们第一个目标先达到温饱的水平。
我们再看，邓小平说，这一次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连温饱都没有保障。
我看过十几年前的一个甘肃的调查报告，一群教授到甘肃去考察，渴了，到一个农家里面要水喝。进了农家以后呢，一个衣服穿得破烂的老农民在那里给他们水喝。他们就看到床上有个破棉被，棉被里面在动。他们就问：“里面有人？”那农妇说：“那是我的女儿。”教授们就问：“是生病了吗？”“没有生病。”“在休息？”“没有在休息”。“怎么了？”“没有衣服穿，没有裤子穿。”——一个大姑娘没有裤子穿。我告诉各位。没有裤子穿，怪不怪共产党呢？我告诉你，国民党当年的行政院院长就是我的好朋友李庆华的父亲。他来做行政院长以前，有一次跟我见过面，他告诉我一个故事：当年国民党统治大陆的时候，他也到了大西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