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牌戏你玩得很痛快吧?”我问道。
他摇着头答道:“不。”
“你不高兴?为什么不?你一向高兴玩,并且你几乎总是赢的。”
“原因就在于此。我要停止不玩啦。我不要从朋友手至赢什么钱,同时我也不要跟我的敌人玩。”
他再也没有玩过扑克牌,可是逢到好手,他仍继续他的桥牌游戏。他是一名天生的竞争者,极为赏识真正的竞争,不论是牌戏、棒球,或打击敌人。
桥牌桌上,他经常采取守势,而很少作攻势。一如在真实的战场上,在补给与物资严重的缺乏下,与敌众我寡悬殊的局面里,他制造辉煌的成果。终其一生,他从未有充分的“资本”--不论是飞机、战士、汽油、弹药或金钱。尽一己之所能,达成至上的收获,已经变做他的第二天性。
玩桥牌时,他细心地玩,善为利用他手中的牌。
“玩的时候不要放过你手里的牌,”他不止一遍地忠告我,“拿稳你自己,认识并重视你的敌手。假如你手中的牌不好,不宜叫牌,不要打算自己赢,得想法击败你的敌手。”
对于愚蠢的牌手,外子没有什么耐心,可总是尽量保持客气。然而,也不常是这样。一天晚上,一位有势力的太太,她是位地位非常高的将领太太,带有几分羞涩地坚持外子与她搭伴。我知道她的牌艺不高明,我感到意气沮丧。整晚坐在另一张桌上,知道外子与他的伙伴三局牌已经吃了两局败仗,我简直无法全神贯注于我自己的牌上,不断地揣摩,他能忍受多久,而不发作。
不知何故,他一言不发——反常的沉默——整晚如是。辞别时,这位太太说道:“将军我知道今天晚上我的牌打得不大好,可是下次我会打好些。”
“你有把握吗?”外子答复她。
除了台北的潮湿天气,对于外子缝绵不断的支气管炎,招致不良影响外,我发现我们的生活情调,非常吻合我的兴趣。
在这里,恰似沪上,我和他在民航公司共同密切合作。假使他在星期假日一定要去办公,我陪他同祝假使在晚上,他需要单独研讨解决一项问题,我就代替他款待来访的友好。他想外出打猎时,我清晨4时起床,料理早餐。假使他想谈谈,我在一旁静听,逢到他没有闲话的兴致,我们会相对而坐,静静地翻阅手中的书,或是默默地领略夜花园的清新与美丽。
60岁以上的人会记得台湾三四十年前的情况吧?
我印象最清楚的是早年台北的安静与简朴。那时台北人口少,治安很好,真是可以做到夜不闭户而无忧,若在今日小偷不来给你搬个精光才怪。再说交通,那时台北仍是三轮车的全盛时代,也有黄包车,不过已在逐渐淘汰中,汽车很少,自行车也不太多,摩托车好像还是新鲜玩意儿,既无交通拥挤之苦,行人过马路时随时昂然大步过去可也,毫无马路如虎口的威胁。
外国人到台北来多装中国之友社”,那旅馆兼俱乐部就在新公园附近(那时还没有新公园),圆山饭店初成形时规模很小,也有一个圆山俱乐部和游泳池。金龙厅、麟麟厅都是后来才加添的,外子的女秘书还负责协助内外的陈设及美观等等。圆山一带真幽静,在圆山左右还有一条“情人路”,早晚上圆山都可以看见情侣双双,在幽静的圆山公园中散步谈心。
现在你若敢那样做,准会被计程车撞个死去活来,不该说死去活来,很简单,一定干脆会做车下鬼!
在外面请客,吃西餐就是“中国之友社”,还有“美而廉”,中餐大家上“状元楼”。“状元楼”的生意真好,常常客满。此外三条通、四条通及其他住宅区有私人住宅改做的餐室,但要早先预定,每日只做一桩生意,由名厨亲自下厨,这种口福当然要靠识途老马才可享受,外来人是无法问津的。当年《自由谈》的老板,也是《新生报》的社长赵君豪先生还健在,他组织了一个午饭团,我也是团员之一,其他有《新生报)采访主任张明,名记者徐钟佩,徐柏园先生和他的夫人陆寒波,陈长桐夫人费宝琪,名伶顾正秋,《新生报》的赵景,《大华晚报》耿修业,名作家陈纪滢、雷震,后来加入的还有孟瑶教授,剧人金素琴,以及报人曹圣芬、余梦燕、王民、律鸿起(已故)、潘焕昆,艺术先进、我们的老师黄君璧教授,魏景蒙、林海音、钟梅音,已故画家孙多慈,名作家姚朋也曾一度参加我们每周举行的午餐叙会。大家吃饭前后,很轻松地谈论世界大局,国事前途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情趣及好书和好文章,既热闹又多风趣,真可以说是“淡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侗。
午饭团的全盛时代是由赵君豪先生主持,我门大家喊他豪老,其实他一点也不老,拉文章也有一套,可惜他壮年早逝,我们好不怀念这位风趣的报人。我们有几次还到效外玩耍儿,例如到阳明山(时称草们)去赏杜鹃,到北投观光一番等等。上阳明山就算是去郊外了,真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可惜好景不常,也无不散的筵席。如今午饭团的团员,也难得一聚:有的老了,有的去了,有的出国了,有的是大忙人了,有的退隐了。正如王勃《滕王阁序》的末四句:“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能不感慨系之?
我们初到台北时就住在林森北路附近,那时统一饭店还未兴建,原址只一庙宇而已。我们的邻居包括阎锡山、蒋纬国、徐柏园、沈恰等人。后来台北都市繁荣,那一带渐成闹区,大家也就迁地为良了。
陈诚先生推行土地改革,“三七五减租运动”使耕者有其田,这是台湾经济稳定的先声。
在经济方面,人才济济,尹仲容、徐柏园、杨继曾、李国鼎、李干、俞国华、孙义宜、蒋梦麟,等等。
台北市长高玉树也做得有声有色。不过因为台北的迅速繁荣,继之而来的是许多都市的麻烦,记得高玉树曾对外宾发表过一篇妙论,他说孔夫子当年周游列国,为那些诸侯作顾问,不过孔夫子当年没有交通管制问题,没有污染问题,也没有人口问题,不然的话,那老夫子一定会说:“我不干了。”
石门水库在北部大劝告成后,解决了台湾北部的用水问题。在南部黄杰做台湾省主席时,实实在在地为南部做了一件未雨绸缪的事,那就是建筑曾文水库,这工程是由荣民工程处负责的。
现在让我再来点明一下十几年前的台湾十大建筑:
(一)高速公路。
(二)铁路电气化。
(三)北回铁路。
(四)桃园机场
(五)核能发电厂。
(六)石油化学工业。
(七)大钢铁厂。
(八)高雄造船厂。
(九)苏澳港。
(十)台中港。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家中的家具,那真是非常简陋的。我们的客厅里有台湾做的(那是41年前的木工)藤木梳妆椅一套,香港买的椅子二三,台湾山地人做的茶几三四,地上铺的是当年台湾流行的草席,灯光不够亮,有时还常常停电。饭厅是台湾做的木台木凳。窗帘布也是本地料子做的。有一天徐柏园夫人来访,她是心直口快的人,有话就说,他说:“你们府上的布置可太简陋了.何必这么做人家!”
我对外子好说歹说,最后得他同意才添了些新家具。
当年驻在台湾的美军,包括海陆空。美第七舰队经常在太平洋海峡巡逻。驻台美军全盛时代大概有1万人以上。来台初年,还有美援,经台分署就在联合大楼办公。当年的联合大楼是很了不起的建筑。后来成了几位艺人的办公处。
四周围都已盖了大楼。这一带渐渐繁荣起来了。
记得我曾和新成立的经建会副主任委员王章清先生谈起这联合大楼的历史,他说:“我们这地方连小巫见大巫也说不上呢!”
中华民族数千年来饱经内忧外患,虽分而复合,合而又分,但中华民族的历史仍照旧演变下去。“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用这两句诗来形容中国今日的局势是最恰当不过了。
外子打猎的朋友有白崇禧和杨森,如今这两人都不在了。打高尔夫球的朋友可多了。好像在台湾的人都会打高尔夫球,只有我一人是笨蛋。
他战时的朋友如彭孟缉、王叔铭、薛岳、黄仁霖、何应钦、周至柔、晏玉琮、毛瀛初、徐焕升、赖名汤、罗英德、黄杰、衣复恩等经常也串串门子,其余如叶公超、黎玉玺、黄少谷和于斌枢机主教等也是谈话的对象。陈诚夫妇也经常见面,陈辞公在战时因患胃溃疡,还是由外子派了专机把他接到美军医院由外子的医师协助开刀动手术的。外子对于俞大维、叶公超等人的智慧与口才都非常佩服。
士林和阳明山的蒋介石官邸我们去过好多次。蒋介石和夫人对外子真是亲如子弟。当分子患癌的消息传到蒋介石那里时,他和夫人特别召见了我们两人,蒋介石还劝外子试用中药,并关照我说:“你好好地照顾他。”
此外有一位好朋友是张岳军,我和他可以说是忘年交。
记得十几年前我到医院看望岳公时他说自己耳朵太差,听不到多少话。我对他说:“你还记得吗,陈将军因为飞行的缘故,很早就有点聋,不过他常说,他要听的都听到了,少听一点也好,省得自寻烦恼。你还记得吗?”
他说:“你这一提起来我也记得了,他的话很对。我就这样做吧。”
岳公是个和蔼的长者,也是个幽默风趣的人,记得有一次我笔记了他一篇谈喝酒的文章,在杂志上发表,获得很多读者的好评,兹将这篇文章摘录于后:有人说喝酒是一种享受,也有人说喝酒有损健康,我认为喝酒必须具备以下八个条件。
第一、身体好。喝酒确实与个人的健康有关系,假如身体有问题,当然你就不能也不该随便喝酒。所以谈到喝酒,必须身体好,没有障碍,这是第一个条件。
第二、人要好。好朋友在一起喝酒最能引起酒兴,大家一道吃酒,很随便,没有什么客气,可以畅所欲言,无所不谈。
第三、菜要好。不管什么地方的菜,要合乎口味。
第四、酒要好。无论是中国或外国,都有各式各样的美酒,你可以挑选你所喜欢的酒来喝,如果喝酒的人不择酒,那便是酒徒了!
第五、时间要从容。假如一口一杯,两口一杯,喝得太急,不但容易醉,而且喝酒的情趣也没有了。时间从容也是喝酒的条件,边喝边谈,没有什么重要的事等称去办。
第六、光线要柔和。我们中国人向来很少在中午喝酒,因为光线太强了,不适宜喝酒。外国人晚上吃饭,把电灯关了点蜡烛,光线很暗,很柔和,一点刺激都没有,心情舒畅,酒也可以多喝一点。
第七、喝醉了要没有事。不呕吐、不头痛、不吵闹、不耍酒疯,回家休息。一觉醒来什么事也没有。
此外还有一个条件,也是最后一个条件,喝酒要没有人反对,夫妇两个人,如果一个喝酒,一个不喝酒,甚至反对喝酒,你也不能不有所顾忌,否则你喝了酒回去,太太和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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