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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到家，她们就向他奔去。将军正坐在书房里看他的晨报。
“现在不要吵爹爹。”我说话时毫无决心。
两个孩子顺从地想往她们的游戏室走，可是将军对着她们笑。
“来吧。”他说。她们兴高采烈地回转身。
“哎呀！多么漂亮的白衣裳！新的，是不是？你们都很兴奋。告诉爹爹你们今天干什么去的？”
于是她们就对他讲。我转过身，茫然地望向花园里将军为我栽种的花卉。我默然地祈求他的宽耍不久，孩子们跑向她们自己的房间，书房里一切寂静。我听见将军的打火机在宁谧中“啪”地作响，可是我没有转身。
我竟然风马牛不相及地想起那些各种花式的打火机，有我送给他的金制品，后来我才知道，他只偏爱那种价格便宜但是不怕风吹的打火机。
“小东西。”他说道，他语调中透出来的慈祥令我泪如泉涌。
我慢慢地掉转身，透过模糊不清的泪水看着他。然后，我快步地走向他，他握起我的手，吻着。
“好啦。好啦，亲爱的，为什么流眼泪？”
我摇着头：“我应该告诉你。”
“告诉我你要孩子们受天主教的洗礼——看着我。”
不知怎样，我竟与他的目光相接。它们是深棕色而且和蔼的，粗糙深皱的脸孔是温和的。
“小东西，你以为我不知道，家里有不寻常的事——我是经常注意到整个十四航空大队所发生的事的。”
我向他注目而视：“你知道？”
“我猜出来的。几天前我看到衣裳，我留心到孩子们是多么地激动。我看出你是多么地烦恼－－我把它们都连在一起。”
“你不会看不起我？”
“看不起你？为什么，我爱你，记得不？我只希望你早告诉我。”
“我应该的。可是我怕。怕你会说不，那么就太可怕了。”
“我会说好的。”
“为什么？”
“因为若是对你如此重要，那么对我也是好的。”
我说不出话来，泪水汩汩地流下来，那些都是对于我的丈夫以及他的宽恕，以及他深爱的安慰与骄傲的眼泪。但，也混淆着歉悔的眼泪，为了没有事先告诉他而做的事，为了低估他对于我的爱。
在接踵而来的日子里，将军全然接受我的决定的态度，令我轻易地就把这些事完成，我们心里安置遗弃事物的地方，那里通常是深藏着我们不需要和不欢迎的东西。他永没有再提这件事，他对于孩子们宗教训练所表示的赞许态度，尤使我喜悦并再度获得保证。我再感到骄傲，为了他曾以多种方式向我表现的不减的爱念。
1956年阴雨连绵不停的春季期间，将军的慢性支气管炎日趋恶化。他剧烈咳嗽，可是他似乎推动自己赶上每天自拟的沉重工作表。春天以来我不断地催迫他，过了台北这一段令人衰弱的冬天气候后，赶紧动身到梦洛，休养一阵。
结果我们在6月中旬带着孩子们动身，将军整个放途中咳嗽不止。在梦洛度过几周后，他似乎好得多，但并不像我愿望的那样强壮。
他的精神，还有他对生活的热心却没有稍减，所以他坚持我们完成去加拿大的汽车旅行计划。
我竭力主张再多休息，可是被他批驳。
“孩子们会欣赏的，”他说，“而且那边的空气可能对我有益。”
我们从路易斯安那州一路开车，直到加拿大风光绮丽的路伊司湖。这种漫长的旅程足令将军疲倦，所以在过了一周悠游安闲的日子，在我们回程对，我显明地看出，将军已是极度疲惫。
通常都是将军自任全部驾驶工作，如果我对他每小时时速66英里有所抱怨时，他会戏言我“老起来了”。可是这次回程中，我们轮流驾驶，而将军温顺地听任我操纵驾驶盘，不时在我脑中响起可怕的钟声。
每晚他都比过去咳得厉害，同时他开始诉苦，头痛剧烈。
俟我们抵达梦洛时，我太为他的支气管炎担心了。
我们离开加拿大，他吹毛求疵地批评一些道路：“将来他们把路修好些，我要和你再来一趟。”
但是我们永未再来一趟。
我们差不多刚抵家门，将军即搭机飞赴华盛顿，在华德里陆军总医院，做每年例行的体格总检查。
他动身时，我向他说：“我很为你的咳嗽与头痛担心，记住给我来电话，立即告诉我医生的诊断。”
他微笑：“不要替我担心，小东西。你知道，我是一匹多么强壮的老战马！”
“给我来电话！”
几天后，晚上9点已过，电话铃声作响。很可能是我们任何一个朋友给我打来的电话，但是不知怎的，当我拿起听筒时，我觉得那不会是个普通电话。
“陈纳德夫人吗？”是女人的声音，一个电话小姐的自然音调。
“是的。”
“华盛顿给你打来的电话。请等一下。”
我紧张地握着听筒。接着有一个男人说话的声音：“陈纳德夫人，我是海顿将军，华德里陆军医院院长。”
“陈纳德将军是——是……？”
“他很好，他等一下就同你讲话……”
慰藉，剧痛夹杂着一种无形的缠绵的惊慌流遍我的全身。将军很好。可是海顿将军不停地往下讲时，我的心脏仿佛收缩起来。他们已在将军左肺的上半截发现一个小肿瘤。他们要尽可能地赶快把它切除，以备检查用。他们希望我在常问我什么时候能赶到华盛顿。
“我明天可以到，”我说，“明天上午。”我的胃感到冰冷，我的脑子都僵麻了。癌症——当然，有生癌的可能。没有人提到这个字，但是在隐讳不言中，它存在这里，然后将军的声音传过来。
“安娜？”
“亲爱的，你好吗？”
他大笑出声：“当然，我很好。我觉得很舒服，好得多。”
“我明天就能陪你啦。”
“你能到这里来？真是太好啦，小东西。”
“好好注意你自己。”
“我会的。两个孩子好吗？”
“她们都很好。一定要好好的啊？”
他咯咯地笑起来。
“安娜，亲爱的，我会注意自己。你想我在医院里，是做什么来的？”
“我懂，亲爱的。我只是不安。我明天就看见你了。”
“不要着急。现在让我向我的两个女孩说声晚安。”
克奈尔·安娜及雪狄雅·露青丝都守在我身旁。“向爸爸说晚安。”
一个孩子说“晚安”，同时另一个喊着“喂，爸爸。”然后她们两人一齐抢着讲话。我想像出他在电话的另一端，一定莞尔而笑。“爸爸，我们爱你。我们想你。你什么时候回家来？”
最后，她们挂上听筒时，我听见，从多少英里外的电话线里，他咳嗽的声音传来。这天的日期是1956年8月25日。
次日，动手术时，我守在医院。他们用轮椅把他推向手术室时，我俯身吻他，他的笑容令人增强信心。
“不要着急，”他说，”我会好起来。”
“你当然会，亲爱的。”
白色的门在他身后闭上时，我缩回脸上的笑容。我感到一种深邃、渐渐扩大的惧怕。我走回他的房间，我想找点事做，就伸手铺平他的床单和枕头。于是，我不期然地看见，他亲笔写着“安娜”的一个信封。
这封信内签署的日期是1956年8月26日。
最亲爱的小东西：
我并不怀疑，明天手术后，我仍会活着，与你以及我们挚爱的女儿们同过许多岁月。然而，你是明白的，一切事都掌握在上帝手中，没有人知道他将于何时被召返他所由来的地方。
设若一旦我不能再见你或与你同在，在精神上我将永久伴着你以及孩子们。我以任何一个人所可能付出的爱，爱你和她们，我同时相信爱将永妻于死后。
要记住并教导我们的孩子们，生命中确切的真谛－－要品行端正，要诚实、忠贞，并以慈爱及于他人。生活不可过分奢侈，不要嫉妒别人，享受人间生活的舒适以及不以匮乏为忧。要谦和并全心致力于你选取的职业……在朦胧的泪水里，我无法读完下面的话。从这次后，我曾读过多少遍，可是最后的话总是变得模糊不清。
医生切除他的大部分左肺时，整整3小时的冗长时间他躺在手术台上，对我，它是3小时的炼狱辰光。最终，主治外科医生蒙克利夫上校走出手术室。我站立守侯着，盯望着他的脸色，紧张惊吓得无法开口。
“他会好起来的。”
我因此放下心来，心脏猛然地摇晃一下，医生把手搭上我肩头。
“现在——我好了。”我向他说道。
两位护士用轮床推出将军，向着房间走去，我跟着往前移动。他安静的面貌与遮及他下颚的床单同样惨白。
“我亲爱的，”我在极度痛苦中心想，“他们在你身上做了什么事啊！”
3天过完，他们才允许我与他说话，我握住他的双手，热泪湿遍两颊。
“亲爱的，你为什么要哭？我会好起来的。”他说道。
“我知道，亲爱的，我知道。”
我们又在等待检定化验结果，9月1日，我们终于知道了。
恶性癌！这个词的本身发出丑陋可怖的声音。生长在我丈夫胸脏里的，那个坏不堪言的东西是“恶性癌”。但是，医生已将它以及它周围的肺脏组织全部切除，现在它已死灭，它的凶邪实体被宣告终结。
感谢神，医生们找出它，割掉它，使它不能进而蔓延它致命的触须。
医生说新的肺脏组织还会长出来。假如十二个月内没有恶性癌的复现，我丈夫可能是没有问题的。“可能”，其所含有的不吉意味未免太清楚了。将军住在华德里医院三周。日渐康复之中。我只有断断续续地睡眠，日夜为梦魇所苦。
两个月以后我们返回台北，一直留到度过圣诞佳节。这年我们欢庆民航公司10周年纪念，将军为许多航程的老将，佩挂服务10年奖章，然后他感到疲累，无力分切庆祝蛋糕。
“你代我切蛋糕，”他轻声低语，“没有你，根本就没有民航公司。”
我懂得他的意思所在。他曾屡次告诉我，我是他战后重返中国的理由之一。他为中国战后恶劣的情况深感惊惶，因此留在中国筹组民航空中航线。
我含着泪水，分切那个大蛋糕。留心这事的客人们必感惊奇，他们没有听见他向我说的话。
他们无从知道突然袭上我心头的恐怖预感，有一天病魔要从我身边把他带走。他们也无从感受那份思潮的戮心之痛。失去他，即是失去我的一部分。没有他的日子将不复如往昔。挚爱的神，我心中默祷，不要让它发生吧。
1957年过年后不久，我们即归返梦洛，将军栽种他的园地。他偶事垂钓，多做休养，他从前的一些精力似又恢复。他秉有一贯的决心，戒绝香烟，只是间或吸两口那只用旧了的石南根烟斗。他每月赴医院做定期检查，一月又一月，结论都是没有疾病的征候。我每月急切地等待结果，深深地惧怕回答是死刑的判决。
4月的一个明朗的早晨，无意间偷听到的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