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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午，军委扩大的碰头会在京西宾馆继续进行。
坐在叶剑英左侧的江青见萧华没到，阴阳怪气地火上浇油：“总政治部主任失踪，躲到哪里去了啊？”
叶剑英压了压火气，没予理睬。
不一会儿，萧华来了。知道内情的徐向前问：“昨晚你到哪里去了？”
萧华讲了昨晚被抄家的经过。
“啪！”徐向前怒火冲顶，狠劲一掌击在桌子上，茶杯盖震起老高，又在桌面上弹了两下，滚落地上摔了个粉碎。
这时，叶剑英针对江青的明知故问，高声怒喝：“萧华昨天半夜里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说着，叶剑英“啪”
地一声，也朝桌子猛击一掌。由于用力过猛，右手的掌骨都骨折了。
这就是后来名震一时的“大闹京西宾馆”。
几位老帅“大闹京西”拉开了1967年“二月抗争”的序幕。
三老四帅“大闹怀仁堂”
也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在他召集的两次常委会上连续批评了江青、陈伯达等人打击老干部的做法。
在2月6日的常委扩大会上，毛泽东说：你们文化革命小组，毫无政治经验，毫无军事经验。老干部统统打倒，你们掌权掌得起来？陈伯达对我是不接触、不谈心，就是送一点文件来。江青眼睛向天，天下没有几个她看得起的人。对干部要宽大一点。犯了错误就打倒，就要打到自己头上来了。你们就不犯错误？陶铸是犯了错误，可是一下子就捅出去，不同我打招呼，也没有同林彪同志、总理打招呼，上脱离，下没有同干部群众商量。对干部，不要不许革命。徐向前，我保，住到我这里来。江华、江渭清、杨尚奎、刘俊秀、谭启龙这些人还是要保吧！
2月10日，毛泽东继续召集有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江青、王力等参加的常委扩大会，当面批评陈伯达、江青：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指打倒陶铸）！过去你专门在我和少奇之间投机。我和你相处这么多年，不牵涉到你个人，你从来不找我。你这个江青，志大才疏，眼高手低！你眼里只有一个人。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的事！
别人要不就是没有到，要不就是没有说话，只有陈伯达讲了话，江青插了话。
看来，毛泽东对打倒陶铸是知道的，但他不赞成陈伯达、江青那样将陶铸置于死地。毛泽东的思维有他特有的豁达和潇洒，他多次表示，打倒一下，“烧”一下，有什么关系，无非是贴两张大字报。过一段时间承认错误，作个检讨，再重新站出来就是了。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不会真正被打倒。但林彪、江青一伙正是利用了毛泽东的这种想法，把事情推向极端，企图置广大老干部于死地。
考虑到维护中央文革的威信，毛泽东还交代：江青、陈伯达的问题，就在常委范围里头讲，在文革小组批评，不要扩散到别的地方。
尽管如此，参加会议的李富春、叶剑英还是按捺不住兴奋，回去后，把毛泽东对陈伯达、江青的批评告诉了几位副总理和几位老帅。
几位副总理和老帅欢欣鼓舞。他们更加痛恨中央文革一伙，同时自然也陡增了同他们斗争的信心和勇气。
接下来就有了三老四帅“大闹怀仁堂”。
2月11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政治局碰头会。桌子的一边坐着李富春、谭震林、陈毅、叶剑英、聂荣臻、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另一边坐着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两军对阵，分外鲜明。
会上，叶剑英拍案而起，怒斥中央文革一伙：“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徐向前也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你们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这个支柱！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
谢富治说：“军队不是你徐向前的。”
叶剑英说：“上海夺权，改名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
说着，叶剑英嘲讽地问陈伯达：“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不要党的领导吗？
能不要军队吗？”
陈伯达面红耳赤：“叶帅，你这样讲，我就无地自容了。”
关锋则气势汹汹地摔起了皮包：“要这样讲，我还有很多话要说哩！”
最后，周恩来出来收了场：“今天的时间到了，你们愿意争论，可以在以后再说。”
出会场时，陈毅激动地朝叶剑英竖起了大拇指，小声地说：“剑公，你真勇敢！
”
五天之后，一场更为尖锐激烈的斗争，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二月抗争推向了高潮。
2月16日下午4时，周恩来照例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政治局碰头会。会议的原定议程是“抓革命，促生产”。
冤家路窄，前来参加会议的谭震林和张春桥在门口相遇了。
1月6日，张春桥一伙操纵上海造反派，打倒了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篡夺了上海市党政大权，在全国掀起了“一月夺权”的狂潮。不少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被游街、遭揪斗。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思，顶着林彪、江青一伙的压力，把一部分受冲击的省市委负责人接至北京保护起来。但仍有一部分省市委负责人被造反派以种种理由扣住不放而未能来京。陈丕显就是其中一个。
谭震林一见张春桥，就想起了陈丕显，问：“陈丕显来了吗？”
张春桥斜了斜眼，从喉咙深处挤出了一点声音：“群众不答应啊！”
“群众？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嘛！”谭震林压着怒火。
“党？党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长以上的干部统统靠边站了！”
说话间，谭震林和张春桥进了会议室。
谭震林当着大家的面，盯住张春桥不放：“陈丕显同志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一些大区书记和省委书记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北京？”
张春桥推脱说：“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
“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这是什么？这是形而上学！”谭震林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冤屈和怒火，痛快淋漓地向中央文革一伙打出了“排炮”：“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高干子弟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血统论是什么？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她是当着我的面说的。”
一旁的谢富治插话：“不要这么说嘛，江青和文革小组的同志多次保你。”
“我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
谭震林说着，愤怒地站起来，拿起衣服和文件就往外走：“照这样搞，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周恩来见谭震林要退出会议，喝令他回来。
陈毅也说：“不要走，留在里边斗争！”
陈毅还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要搞修正主义。延安整风的时候，有人整老干部整得很凶，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的吗？历史证明了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
余秋里也拍案而起：“这样对待老干部，怎么行？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呢？十七八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
谭震林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又有秘书，又有孩子。”
李先念说：“我也哭过几次。”
男儿有泪不轻弹，何况是革命几十年、经历了太多的血与火考验的老革命家！然而，谭震林、李先念说的没有一点夸张。据当事人回忆：有一次，周恩来召集国务院碰头会研究生产问题，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三位副总理都到了，但主管工业生产的国家计委副主任余秋里被造反派揪走迟迟未到。焦急等待之中，周恩来看到国家搞成这个样子，革命一辈子的老干部（余秋里为了革命的胜利已经献出了自己的一条胳膊）被整成这样，双眼默默地流泪了，三位副总理也流泪了。
谭震林继续说：“我不是为自己，是为了整体的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李先念说：“从《红旗》杂志13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联，老干部统统打倒了。”
《红旗》杂志13期社论是指1966年10月1日发表的《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该社论称：“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此后，大批老干部就在全国各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喧嚣中被打倒。
周恩来当即问康生：“这篇社论，你看了吗？”
康生说：“没有。”
周恩来气愤地说：“这么大的事，你们也不给我们打个招呼，事先也不叫我们看看！”
在副总理和老帅们“大闹怀仁堂”的过程中，周恩来没有过多地发言和插话，而是以一种近乎“沉默”的态度，静观事态的发展。但作为会议主持人，周恩来没有起来批评那些拍案而起、奋起抗争的老同志，没有制止他们的发言，没有阻止会议的继续进行，这样一种无声的支持是不言而喻的。
周恩来诞辰100周年之际，当年参加会议的谷牧回忆“大闹怀仁堂”时，说：“周总理的态度也是很明确了，就是大闹那一天，大家七嘴八舌说个没完，总理就在场，总理没有起来批评，说哪个元帅、哪个副总理说怪话。总理只是讲一句话，反复地讲，说你们有意见可 以提啊，大家不要发牢骚嘛，只讲这么一句。”
说周恩来支持“大闹怀仁堂”，是从历史和人物的复杂心理过程中提取的历史结论。如果不具体深入到历史和人物的复杂心理过程，仅停留于简单的结论表述，就有可能、也难免使后来人对周恩来当时没有像几位副总理和老帅那样拍案而起，同中央文革一伙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感到遗憾，甚至难以理解。
应当说，周恩来当时所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其心理内涵是复杂的。
一方面，从思想和感情上来说，周恩来与这些“大闹怀仁堂”的老同志是相通的。实际上，当出于反修防修初衷的“文化大革命”演化为一场社会大动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