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这个人 作者: 陈才生- 第12节

　　　　　　　　小屋只有四个榻榻米大，矮得双手不能向上举，李敖定名为“四席小屋”。　
　　　　　　　　李敖和善培合买了１５０块钱的木头，两人大干一天，做了五个书架，一个资料架，便很快进入了艰苦而忙碌的学习状态。　
　　　　　　　　对于李敖而言，真正称得上艰苦的，仍然是他拮据的生活。他在经济上时常要靠借钱度日。借同学的钱，借老师的钱，有时还要因钱而闹不愉快，比如对方催他还钱，他要借的多对方又没有那么多等等，因此，每当夜深人静回首一日的生活时，他总是为此事烦恼。他在日记中写道：“钱为最伤朋友感情之物，我真恨我经济不能独立！我真不愿与好朋友因钱伤感情、露真面。”他与善培合用饭票，有一天，只有一张吃一顿的饭票了，他拿在手里，送给李善培，假装说自己吃过了，因此而饿了一顿。在他的日记中，还有“夜几断炊”、同学偷家里老爸的茶叶来喝的记述。这种生活也迫使他挤时间赶写文章向外发表，靠稿费救急，并抽出时间给一个中学的语文老师改作文，每篇一元，聊补温饱。　

　　　　　　　　生活艰苦，并且忙碌，他要一边应付姚导师的助手工作，一边还要学英语，写作，并参加了法语和德语补习班——他还有出国留学的打算，加上每天有朋友来侃大山，最多时达１４人，李敖常常不堪其扰。　

　　　　　　　　在这里他住了四个月，白天用黑布幔遮住门口，以增加神秘气氛，晚上伏大木桌上，点一百支灯泡，边整理边读写，忙得不亦乐乎。在他记述详细的“四席小屋日记”中可以看到，为了救生活窘迫之急，从三月到四月，他写下并改定的文章有：《梁实秋与徐志摩》、《长袍心理学》、《西藏葬俗考》、《“两昆仑”考》、《行李考》、《假如我是女人》、《爱情的刽子手》、《红玫瑰》、《无为先生传》、《中国小姐论》、《一封神气的情书》、《论赤子之心》等等——这几乎是《传统下的独白》一书的雏形了。　

　　　　　　　　文稿投出去之后，有退稿也有发表。其中《充员官》、《独身者的自白》、《爱情的刽子手》、《中国小姐论》等文章，分别发表于《中华日报》、《联合报》、《人世间》等杂志。当时他的朋友刘凤翰在《幼狮学报》发表文章，稿费甚优，并说可以介绍他去投稿，但由于这是蒋经国救国团的杂志，李敖讨厌救国团，故拒绝了。　

　　　　　　　　在这几篇文章中，有的是比较严肃的话题，比如《充员官》，写的是军中难忘的战友情谊；再如《“两昆仑”考》、《西藏葬俗考》、《行李考》（改中学旧作）则属考证性的学术研究文章。而《独身者的自白》、《爱情的刽子手》、《中国小姐论》，则一方面带有反传统观念的思想，另一方面带有玩世的性质。　

　　　　　　　　这一组谈情论美的文章，使李敖赢得了大批的读者。其中有许多内容实在是一种玩世之作，像《中国小姐论》、《由一丝不挂说起》等文，文采盖过了内容。与其说人们喜欢他的观点，毋宁说更喜爱他引经据典、左右逢源、幽默诙谐的表述，因为喜欢他的表述，转而也接受了他的观点，或默许他的观点的存在。难怪后来大学问家徐复观与他打官司时要说他没搞国学研究真是可惜，“如果你来宣传中国文化，你宣传的成绩，一定比我们都好。”　

　　　　　　　　在“四席小屋”中，李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动作，即他已经开始了《老年人和棒子》这篇著名长文的构思与写作。　
　　　　　　　　这是他写作的一个活跃期，越写思路越活跃，他不由从内心发出感叹：“要做的题目太多了。”过去的积累与苦思正在结出一个又一个殷实的果子。　
　　　　　　　　此时的李敖，在胸怀与志向方面，可以用心无旁鹜、志向远大来形容。他说自己有六大法宝：　
　　　　　　　　（一）眼光——多得是，算得了什么？　
　　　　　　　　（二）心胸——笑哈哈地，豪迈气概！　
　　　　　　　　（三）远景——勇敢的梦想，瑰丽的梦想。　
　　　　　　　　（四）刚毅——强悍，意气不少衰。　
　　　　　　　　（五）勇气——虽困难重重，吾往矣。　
　　　　　　　　（六）活力——精神十足，生龙活虎，生机勃勃。①　
　　　　　　　　姚从吾对李敖寄以厚望，不愿看到他现在花时费力沉迷于写作之中，于是两人之间难免产生一些小小的不愉快。一天，李敖把自己发表的文章拿给姚先生看，姚大为不快，对李敖说：“做助理不可以在外发文章，一句话，要发文章大家就算了！”李敖听了甚为不快，当即反击他说：“那我只有请求辞去这个职务了！”姚先生见李敖坚持己意，语气也减缓了，他无可奈何地说：“你想写就写吧，但是不要告诉我！”　

　　　　　　　　此时，女作家林海音因发表了小说《城南旧事》正走红文坛，她对李敖的文章十分欣赏。一次，她在与李敖的朋友谈话时说：“台湾写文章最好且最易招忌故而不得登出者有二人，一为东方望，一为李敖。有的即使登出来了，也常遭人非议。”①也许，姚从吾担心的正是这一点。　

　　　　　　　　又有一天，姚从吾怒气冲冲地对李敖说：“你为什么在‘小报’上发牢骚？胡先生（胡适）在医院里看到了，他问我李敖年纪轻轻的，发什么牢骚，整天挖苦女人，不好好搞历史，为什么？”李敖看着姚老先生那激动不已的面孔，无声地笑了。他在给林海音的信中说：　

　　　　　　　　他（姚从吾）颇有干涉我写文章的企图，认为我既是“专任”的国家助理，就不该分心写小文章，认为我不该跟“那些文人”（您可以想象他说这四个字时所发的鼻音）来往。最后他发现我没有悔改的意思，很不高兴，我现在也萌求去之心，这可说是联合副刊的“外一章”罢？②　

　　　　　　　　他想走人，姚从吾岂肯放行，他已把李敖看作是自己人了。当初李敖来姚从吾研究室上　
　　　　　　班，研究室的钥匙，本来只有姚从吾一个人有，后来竟配了钥匙给李敖。而从１９３４年起就在北大做姚从吾的学生的札奇斯钦，虽然也在研究室工作，但从没有拿到过这把钥匙。后来罗家伦曾想邀李敖去国史馆工作，姚从吾又当即回绝；姚知道自己的老师胡适有揽用李敖之意，故连李敖军中时给胡适写信，他都不高兴，只怕这棵苗子被人挖走。他的目的就是让李敖赶快考历史研究所，正儿八经地做他的弟子。他都快７０岁了，他渴望自己有一个出类拔萃的弟子，因此，李敖考研，他比李敖还着急。　

　　　　　　　　“四席小屋”解决了李敖独处的问题，但由于它地处要津，每天客人不断，加上周围全是民房，环境又吵，老太婆、少奶奶、小孩子一大堆，晚间天花板上老鼠来去奔驰，这对“心事”重重的李敖来说，简直是“不堪其扰”。他决定搬家。　

　　　　　　　　１９６１年６月１５日，他装满一卡车书，搬到了租来的新家──新店镇狮头路１７号。　
　　　　　　　　这里是台北市的郊外，已进入台北县的地界。租来的房子建在半山坡上，是二层青石小楼的顶层，钢筋水泥结构。它位于小镇的制高点上，在它的下面是一条陋巷和一家菜市场，远方新店溪碧绿如玉，蜿蜒而过。溪水的西岸便是美丽的碧潭公园，一潭碧水似一颗明珠镶嵌在古老的小镇当中。在潭水上空，横卧着一座２００米长的铁吊桥，从桥上可以欣赏碧潭全景。这是一个顺着山的走势曲曲折折形成的天然湖泊。从桥上望去，就像是一条巨大的长龙，盘绕在山壁上。碧潭水清浪静，可以划船，环境非常幽雅。　

　　　　　　　　李敖住在土楼顶上这间六平方米的小房间里，背山面水，每月两百元。尽管屋舍简陋，但他认为在这里可以在水上泛舟，还可看廉价电影，可谓极得孤寂之乐。他想到法国英雄戴高乐在隐居时代，住在巴黎郊外的一幢房子里，养他的浩然之气，而自己能在“江水皆东我独西”的情况下安身立命，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真可谓好有一比了。他觉得古往今来，大人物的进与退、出山与归隐，都是很洒脱的，也都是有因果关系的，只有有了在隐退时那种隆中高卧的素养，才可能有风云际会时的“公不出山，奈苍生何”。因此，他的心情平静而苍茫。他在日记中写道：　

　　　　　　　　夜凉似水，几净灯明，小室独处，抽烟品茗。一念不起，心定神凝，静中读书，悠悠忘情！　
　　　　　　　　他为小屋定名为“碧潭山楼”。　
　　　　　　　　两月之后，１９６１年８月１８日，李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师从姚从吾读研究生。在口试时，主考官们一见到李敖，都对他笑，而不问问题，他们对这位已露锋芒的学生早已无题可问。最后，“主考官”沈刚伯说：“你还要穿长袍吗？”一场口试在一片笑声中结束。　

　　　　　　　　李敖在新店住了九个半月，一直到第二年的３月２９日，才搬往市区。　
　　　　　　　　新店的乡居是李敖２７年来最淡泊、最宁静的日子。这段和自然接近的生活给了李敖深刻思考的机会。他息交绝游，在青山里，在绿水边，在吊桥上，他仔细地思考自己的过去，自己的未来，细想自己应该走上什么样的人生道路，怎样去走这一条道路。他不愿做姚从吾那样“白首下书帷”的事业，他认为自己还年轻，应该冲冲看。于是，他在积郁之中写下了投给《文星》杂志的第一篇文字——《老年人和棒子》。这篇有感而发的长文发表后，马上触怒了、开罪了许多当时的“老人”，其中包括文化界的、学术界以及官场里的，他们称李敖为“文化太保”、“大逆不道”，成为《文星》杂志一连串笔战的导火线。　

　　　　　　　　接近了大自然，睡上了木板床（在“四席小屋”时睡的是行军床），考上了研究所，许多曾令他苦恼的问题都解决了，但有一个问题依然困扰着他：那就是贫困。他做助理时，由于一些规章不尽合理，薪水总是往后拖，李敖要花钱、还钱，不堪其拖，也不向姚老师借钱了，索性直接写信给老师的老师胡适（胡适为中央研究院院长，主管此事）。他在１０月６日给胡适信中写道：　

　　　　　　　　我们做助理的人与研究讲座教授和领甲乙种补助的先生们不同，他们有教授、讲师的本薪，补助的钱对他们是“安定费”，是本薪以外的“补”与“助”，可是我们“助理级”的就不同了，早几天或晚几天发薪对我们所生的影响是不能跟他们比的。每月惟一的一千元，它是我们的本薪，它迟迟不发，对“专任”两个字是一种讽刺，并且使我个人不好意思再向姚先生借钱，使我三条裤子进了当铺，最后还不得不向您唠叨诉苦。这是制度的漏洞还是人谋的不臧我不清楚，说句自私的话，我只不过是不希望“三无主义”在我头顶上发生而已。①　

　　　　　　　　胡适收信后，在７日就将限时信寄到李敖的新店山居。他写道：　
　　　　　　　　李敖先生：　
　　　　　　　　自从收到你７月４日的长信和那一大盒卡片之后，我总想写信请你来南港玩玩，看看我的一些稿件，从吾先生说：“等他考过研究所再找他吧。”后来我见报上你考取了研究所的消息，那时我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