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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瑶女士，以她的软弱的心灵，混沌不清的思想，老得掉尽大牙了的观念，借她的一本又一本的小说，哭哭啼啼地把我们年轻的一代带入一个可怕的噩梦。《窗外》这本书，就是一个显例，可是这本书却一版又一版的重印，甚至还要拍成电影，继续扩大它对青年们的麻醉。
我们认为，“暴得大名”的琼瑶女士是应该醒醒了，一个作家，如果仅仅以“媚世”的作品来取悦群众，这种做法是卑下的，不可取的。在此时此地，拿笔杆的人必须面对现实，向愚蠢、软弱和盲目挑战，绝不能再躲在烟雨濛濛的象牙塔里去做他的六个梦。①
《窗外》写的是一个１８岁的高中女生江雁容与她４４岁的老师康南恋爱的故事。李敖认为这部小说所宣扬的观念对社会青少年是一种误导。作品中的人物依然是传统观念的奴隶，他们并没有认清什么是爱情的本质，真正的爱情是自由的，是“妈妈管不着”的。“爱情不是‘永恒的’，可是盲目的人却拼命教它永恒；爱情不是‘专一的’，可是盲目的人却拼命教它专一。结果烦恼、烦恼、乌烟瘴气的烦恼！”今日的青年少年，就是在这样的暗室中被熏陶、被围困，他们凭借作家们为他们营造的所谓“窗”，望到的无非是这种乌烟瘴气的迷雾。“‘如果青年的梦和希望’竟是花呀、草呀、月亮呀、‘淡淡的哀愁’呀、妈妈的话呀、罪恶感呀、传统的性观念呀、皱眉呀、无助呀、吟诗呀、苍白呀……这一套的话，那么这本《窗外》的作者，显然是这些‘梦和希望的代言人’。岂止是代言人，她还是他们的偶像，她的书是他们的经典。她在传统的集中营里面，为软弱的一代编织了新文网，使他们更僵化了思想，走向了做顺民之路。这些‘罪状’，又岂是善良的琼瑶想象得到的吗？”李敖认为，琼瑶是在用“媚世”的写作来取得读者的“共鸣”，这是与作家的身份不相称的。真正的作家应该能敲打出一种声音，使“人同此论”，而不是随波逐流，降格取媚。群众需要的是阳刚、笑脸与活力，而不是软弱的眼泪与苦恼的痕迹。他应该知道，“这个世界，除了花草月亮和胆怯的爱情以外，还有煤矿中的苦工、有冤狱中的死囚、有整年没有床睡的三轮车夫和整年睡在床上的要动手术才能接客的小雏妓……她该知道，这些大众的生活与题材，是今日从事文学写作者所应发展的新方向。从事这种题材的写作，它的意义比一部个人的爱情小故事要大得多。一部斯多威的《黑奴吁天录》，可以引起一个南北战争；一部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可以诱发一次农奴解放。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一定在动脉深处，流动着群众的血液。在思想上，它不代表改革，也会代表反叛。”
文章发表后，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原子弹的效果”。在官方媒体上，《中华日报》副刊于１９６５年７月２１日、２６日发表王集丛的文章《“反派”小生》和《先天性的毛病》，指出李敖是专门和人抬杠、唱反调的“反派”，这同样是一种“媚世”的作派。并对李敖的爱情观展开批评。１９６５年８月，《中华日报》又登出凤兮的文章《作家走出小世界》，认为李敖之文是在“钻牛角尖”，李敖劝告琼瑶应写的雏妓之类，在台湾只是“癣疥之疾”、“秋毫之末”，真正重大的课题应该是“反攻大陆”、“恢复大陆同胞已经失去的自由”。１１月１日，《幼狮文艺》又发表隐地的文章《狂妄与偏激》，认为李敖“目空一切”、“狂妄偏激”、令人“生厌”。
在私方，苏雪林在８月３０日的《中华日报》上发表《寄琼瑶女士》一文，附诗云：“自古文章有真价，岂因群吠损毫芒。”而琼瑶本人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李敖叫我去多发掘有关妓女、矿工、死囚一类的题材，这些问题，都是我生活环境范围里不可能有的题材，尤其是我认为中国的司法，是不会有冤狱的死囚。”琼瑶认为，李敖文章牵涉的问题，早就超过了对《窗外》的评论，到底什么居心，只有李敖自己心中明白。
在《文星》杂志上，首先是散文作家蒋芸撰文《象牙塔外是什么》，对李敖发难。她认为李敖文章充满了嘲谑和自我炫耀，批评琼瑶根本不够资格。该文发表后，先后有刘金田、张润冬、吴健等在《文星》发表文章，对蒋芸进行反击。刘金田在《闺秀派呐喊了》一文中，批评蒋芸的文章软弱无力，“连人道主义的齿轮都扣不上”，同时，他把笔锋指向了国民党的御用文人：
更令我迷惑的是，那些搞战斗文艺吃饭的批评家，只会盲目地跟着推“炮”的谢冰莹开“卒”过河向空军军眷郭良蕙进剿，面对这股闺秀派的暗流、面对这些削弱战斗精神的作品、面对这些“待字闺中”的文字美人，却装聋作哑，不肯挺身出来点正义之火，扑文坛的花蝴蝶。而让眼前那一流卫道者把《窗外》捧上摩天楼，让“不够资格批评”的李敖打了“明是非”的头阵，丢了一颗使闺秀派“心碎”的手榴弹，这是何等滑稽的事啊！①
张润冬的《从“窗外”到“象牙塔外”》则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支持李敖的观点。他认为小说主人公江雁容的悲剧一切都来源于传统，“传统中的不好部分是人性的枷锁”，要建立一个真正科学、民主的现代化国家，就必须先扫清传统的乌烟瘴气。
而作者吴建则以读者来信的方式对蒋芸提出忠告，赞扬李敖凭着对新思想、新知识、对中西文化的深刻认识、对社会和国家前途的狂热的关切，凭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特立独行的勇气，凭着像鲁迅一样“粗俗、尖刻”的文字，向社会发出呐喊，震撼了我们这座“古老社会的大梁”，他“击倒了许多权威、毁去了许多主义”，这一切都并非出自仇恨，而是出自他的爱心——“他想毁去古老、衰败的旧社会，然后从废墟中重建一片清新的朝气和希望。”但尽管如此，却依然有人向他攻击、向他扣“帽子”、教他吃上官司，这是多么的不公道。“历史是时代的一面镜子，文学是人群生活的写照，历史家的笔和文学家的笔应该同样为人类文明担负起承先启后开展光明远景的责任。”①
尽管有不少作者支持李敖，但就总的形势而言，李敖的处境愈来愈不妙，不仅琼瑶认为李敖别有居心，官方杂志亦在利用作者对李敖文章的性质层层升级。如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２日《台湾日报》刊登读者投书，认为李敖文章“有意要和我们台湾现在的经济繁荣、社会的进步作对，他的居心到底怎么样？我们不难看出来的。”琼瑶的男友平鑫涛执掌的《皇冠》杂志亦发表读者来信说：李敖“有意要和我们事实上的经济繁荣、社会进步分庭抗礼，他到底是何居心，我们实在不太了解。”这一切迹象都表明，无论是官方媒体，还是拥琼派的作者，都在努力将文学问题政治化，给李敖扣帽子，使问题升级，最终使官方动手。
李敖对此早已有所察觉，他认为这种典型的戴帽子战术，“一方面向当政者示谄，一方面向当政者示警，‘花落谁家’尚不可知，但是‘头落谁家’却早派定了。”面对危机四伏，他不仅没有知难而退，反而愈战愈勇，大有“占着茅坑穷拉屎”、“吃定了”的味道，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５日，他又以《窗外》为例写下了《我们应该打倒的滥套辞汇》和《论头不可乱摔》两文，对文坛上流行的“绮词丽语”式的“白话文”提出尖锐的批评。
另外，在批评琼瑶《窗外》的同时，李敖对台湾文坛武侠小说成风的现象亦给以激烈的抨击。他在《“武侠小说”，着镖！》一文中详细分析了武侠小说产生的社会原因和“新剑侠派”的危害。他认为，武侠小说发展至今，“它的最大罪状，乃是它助长了并反射了一种‘集体的挫败情绪’。这种挫败情绪，正好从武侠小说中，得到了手淫式的发泄，给逃避现实者机会，给弱者满足”。而“新剑侠派”为害更劣，它那“投机取巧霍然成侠”的路数，那“弱胜强”、“小胜大”、“偶然胜长久”、“变数胜常数”的套子，“正好适合挫败者的口味，正好满足逃避现实者和弱者的自卑心灵”，“它不但使人沉醉里面，导致追求真正知识的懒惰；并且还败坏群众斗志，造成意志上面的懒惰”。①在当时，李敖从国民精神的角度来认识武侠小说，可谓空谷足音，它的独到与深刻直到几十年后依然具有重要的认识意义。
论战胡秋原（1）
尽管李敖反复强调，他写文章的真正意愿是“减少论辩，指出趋向”，并说“我要使中国民族朝‘科学’、‘民主’、‘现代化’的西方‘趋向’上走，而不走传统、保守、反动的路，我的着眼点是整个的古老民族，而不是几个臭文人和臭笔仗。”然而，他的目空一切、狂放不羁的批评文字，还是在文化界触动了一批人，引发了一场混战。
在被他批评的人中，最吃不消的便是“超越前进”论者胡秋原。
胡秋原，就是那个当年自办《文化评论》、主张文艺自由、被鲁迅指为“自由人”的作家胡秋原。他于１９４７年当选为国民党“立法委员”。１９５１年由香港赴台湾任师大、政大等校教授。１９５４年任“联合国中国代表团”顾问。１９５７年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通讯研究员。１９６３年８月，任台湾《中华杂志》发行人。著述有《唯物史观艺术论》、《中国文化及中国知识分子》、《中国文化之前途》、《中国英雄传》等书。
关于中西文化问题，胡秋原的主要观点是超脱传统、超脱西化、超脱俄化而前进。他说：“我们对于世界文化，使有可取者，即不是中国的，亦当学习之，况中国固有者乎？使无可取者，即是中国的，亦当屏除之，况非中国者乎？发展自己之长并兼有他人之长，这不仅是我们应有的目的，也是中国文化与学者的一个重大的精神。”他主张：“由门户之争解放出来，发展中国人之聪明才智，创造新中国的新文化，以求超胜古人、西人。”①李敖在《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一文中，把胡秋原的观点列为第１１种病，即虚矫的“超越前进病”，其实质仍是以传统文化为本位。他批驳胡秋原说：“这种虚矫又是不实在的侈论，显然是中国士大夫浮议性格的遗传。这种新文化的创造者实在是一群夸大狂的病人，他们的好高鹜远实在是贻误青年的恶疮。自古谈中西文化，最叫座的是他们，信徒最多的是他们，最大言炎炎的也是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