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盟机关志”——《台湾青年》第１２０期上，李敖获罪，此其一也。
１９７０年１０月李敖在给友人信中写道：“关于我的劫后余书又被劫事……非法查扣单早已转送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并做副本留存《纽约时报》等处，凡是我运出去的文件稿本，我和收件人有一铁律，就是运出去的就运出去了，若再收到我要求修改或讨回的信或表示，一概可以拒绝。这一铁律，可以防止许多流弊，所以这非法查扣单是要不回来了（何况我也根本不会要！）……横行的权属他们，记录并散布他们横行的权属于我，他们如果不想过好日子那就走着瞧吧！”他已充分做好了被捕的准备，他将自己的一些手稿、包括他的日记都托人送出国外，用一种戏谑的态度与国民党周旋。这种斗智又斗气的做法，最后终于促成了他的“以身试法”。
１９７０年１０月１２日，驻台湾的美国新闻处发生爆炸案。次年２月５日，台北的美国商业银行也发生了爆炸案。这本来都是“台独分子”所为，警方却借此机会逮捕了李敖。李敖做梦也没想到，这事竟会和自己有关联。直到警方提起公诉，他才知道参与爆炸案的“台独分子”中有他的老同学谢聪敏，而自己与谢聪敏又有一定的来往。
当局欲把爆炸案套到李敖头上，但怎么也套不上，因为无论从哪一方面说，他都不可能参与爆炸案。尽管如此，他心中明白，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自己的入狱已经不是能与否的问题，而是早与晚的问题了。他深感时间对他的重要性，把全部精力放在了读书与写作上。我们从他当时与魏廷朝的一封信可以窥到他此时的思想境界：
魏胖：
以下成绩，得以具体化，皆拜国民党软禁之“赐”也！
一、苦其心志的锻炼，更成熟。锻炼自己可应大难、任大事。并充分做这一准备。
二、专注于世界性大目标的研究。瞩目于新世界、大世界，而不仅仅于一个江河日下的政权、一个老人政治、一个小岛。
三、对于人情冷暖，有更清楚的测验。
四、对曾经磨难的榜样，有更大的兴味与体认。
五、能过孤独生活，且在孤独中忙个不停，自得其乐，得到不怕孤立的本领。
六、全天候做工，没有假日。增加了做工的时间，自然效果也相对地看好。
罗素说：“……从全体看来，安静的生活是伟人的特征，他们的喜乐并不是世俗心目中所认定的那一种。一切伟大的成绩必由于历久不懈的工作，其全神贯注与繁重程度使人没有余力去从事狂热的娱乐。”这几段话，我都喜欢，都受用，特地写给同被国民党迫害者，而此一迫害，如善处之，亦安知非福也！
敖之 １９７０年１０月２９日夜３时①
这封信乃李敖劫后复得，弥足珍贵。它表明当时国民党的一党独大，在李敖眼中，不过尔尔。他不仅没有坐以待毙，而且要化消极为积极，化被动为主动，要以行动来证明自己的力量。
１９７０年１２月的一天，李敖在自己的家中发现了被偷装的侦听器，他不动声色地把它转到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事发后，警方将他传去，逼他交出销案，他笑着说：“这一个是要不回来了，等我找到第二个，一定给你们。”看到警方无可奈何的样子，他说：“如今我已无所顾惜，‘政府’如想不把人丢到海外，就不要再逼我。”
此时，正值联合国“中国大陆问题研讨会”在台举行。在李敖被抓问的次日，美方代表奥森伯格请李敖吃饭，李敖将刚刚发生的情况告知。当晚，在蒋经国请与会代表吃饭时，奥森伯格便以李敖的处境问蒋：“这是否于人权构成迫害？”蒋经国说只是“Ｒｅｐｒｅｓｓｉｖｅ”而已。①
李敖曾经说过国民党打击异己的一种方法叫“积分法”，他的反抗行为日积月累，但都还不足以构成大罪的口实，最终导致他坐牢的是他与彭明敏的关系。
在他被跟监１４个月后，１９７１年３月１９日，李敖被正式逮捕。
那一天，他像要出远门一样把身边的十万元钱和与小蕾拍的裸照交还小蕾，然后相吻而别，坦然地登上了特务的汽车。
李敖被捕后，在海内外引起轰动。１９７１年５月１３日，《纽约时报》登出李敖的照片及被捕的报道。报道称：“李敖被捕已引起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和中国留学生相当的关切。有些人已打算写信给‘国务院’和国民党官员。”“其中，已表达其关切的，有哥伦比亚大学的奥森伯格教授（Ｍｉｃｈｅｌ
Ｃ． Ｏｋｓｅｎｂｅｒｇ）和斯坦福大学的曼考尔教授（Ｍａｒｋ
Ｍａｎｃａｌｌ）。奥森伯格教授说，希望国民党“政府”不要过度反应，以镇压合法反对者而导致可能的内部不安。但就像当初雷震案一样，海外的反应并没有阻止国民党当局对李敖的行动。它们最终以“与彭来往带信”、“家藏文件入伙”、“监狱名单外泄”等罪名把李敖打入大牢。
这些罪名，对李敖来讲，实际都是子虚乌有，乃是官方通过串供、刑求、捏造等手法而炮制出来的假案，其目的只有一个：即彻底封杀李敖。这正应了他一贯所强调的“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很难存在，存在也很难长大，长大也很难茁壮，茁壮也很难持久，持久也很难善终”这句话。①
漫长的牢狱生活，对思想者李敖来讲，并不完全是一件坏事，它促使李敖对台湾社会展开了更全面更深入的思考，使李敖从此开启了研究政党、研究政治、研究现代历史的大门，成就了他的一系列政治与历史研究著作的问世。
匪谍？小偷？流氓
李敖在坐牢期间，饱经了黑狱中的身心折磨，也饱阅了狱中万千怪象，在那些形形色色的囚犯身上，他看到了国民党司法的黑暗，也看到了政治与人生的荒谬。
１９７２年７月，李敖被关入军法处第二房时，他遇到了国民党调查局第一处处长范子文。这个特务头子在内斗中被诬为共产党，成了李敖的难友。他整天气鼓鼓的，动不动就大发牢骚，有一天，他对李敖说：“以我几十年抓共产党的经验，是不是共产党，我一闻就知道！台湾国民党整天抓共产党，其实真的共产党，国民党根本抓不到，抓到的都是假的！”这样的话出自国民党特务头子之口，李敖更加感到了那个政党的可憎和可悲。他点点头，笑着说：“你讲的对极了！对极了！”他想起了黄中国。
黄中国是一个在牢中做外役的大胖子，山东莱阳人，五十多岁了，整天提着塑胶水桶，为每个牢房送饭送水。此人生得肥胖而肚大，皮肤粗糙，面目黧黑，老实憨厚，混熟了，李敖戏称他叫china huang，并开玩笑说：“‘黄’字在中文里动词用法是把事情给弄砸了，你这黄中国，是把中国给弄砸了，凭你这名字，你就该坐牢！”
外役是囚犯们最羡慕的工作，他们的牢房白天不锁，可以在走廊或院里走动，可以抽烟，可以看到家属送菜时包菜的有油的报纸，可以趁班长不在时与别人偷着讲话。人一做到外役，大家就知道他案子不大，案情也简单，黄中国自然也是如此。
这一年的７月１４日下午，李敖正在刚转入的１１房休息，忽然听到外面一阵哭喊由远及近，中间还夹着脚镣拖地之声，接着１１房的铁门大开，一个大汉，满面泪水，满身汗水，上身赤条条，下体只穿内裤，挂着脚镣被推了进来。李敖心中一怔：“黄中国！”黄中国一进房就大喊：“李先生啊！什么案子嘛，他们判我死刑啊！”那从山东男低音里发出的嘶喊与绝望，使李敖为之一震。
原来，抗战前夕，黄中国不愿当农民了，只身跑到青岛，去当海军，但他不知道那是“伪海军”，所以，抗战一结束，他就成了“汉奸”。１９４９年，他到台湾，在吴兴街开了一家小米店。后因跟一些同乡人发生口角，被诬告，说他干过共产党的指导员等等，就凭着这点单薄的人证和罪名，他被关入大牢，不料想，如今竟以“匪谍罪”被判处死刑，“被褫夺公权终身”。黄中国得知后，自然要大呼冤枉、大喊救命了。
１９７２年８月１２日，李敖为黄中国写成一份长达六千余言的《军法声请复判理由书状》，共分１４点为其喊冤。但令李敖可叹可惜的是，“警备总部军法处”把这种人命关天的大案子，不传证人，就草草定案；而“国防部军法局”也同样草菅人命，依样画葫芦。在这种双杀之下，黄中国终于难逃一死了。
这一年１１月１日清晨５点钟，１１房的牢门突然间被打开，黄中国正睡在门边，他似乎预感到了什么，一声哀呼，坐起来，向牢房另一角冲过去。另一个囚犯胡炎汉吓得举臂大叫，缩成一团。这时，七八个狱警进来，直扑黄中国，反铐他的两手、抓住他的头发、用布条缠住他的嘴巴，再用熟练的技巧，把他架出房门。黄的声音变成一种嘶裂之声，渐渐远去。李敖披着小棉袄坐在那里，目击着全部快速动作的完成与离去，神色夷然。
当天晚上，几个牢友坐在一起谈起清早的事，同房的李国龙问：“难道军法官不知道黄中国根本不是匪谍？”
李敖说：“当然知道。只是他们要表现捉拿匪谍的成绩，不枪毙一些人，就会被上面打官腔。在这种邀功交卷的要求下，每年就只好弄出些假匪谍来充数。上面要‘缴匪谍’，谁管那么多！”
胡炎汉说：“在那样的情形下，你还冷静地做一个旁观者，你可真狠！”
李敖冷静地说：“死者已矣，救活的更重要。并且，在观察人间万象的时候，你必须冷静，有一天，我会为黄中国做更多的事。”
从黄中国身上，李敖透视出国民党法律的荒谬。
一次放风之际，李敖碰到一个小“叛乱犯”，他还是一名高中学生，因想组党，被抓入笼。高中生大惑不解地对李敖说：“李先生，公民书中告诉我们，宪法第十四条‘人民有集会及结社之自由’，我以为那是真的，就想组党，结果就给抓进来了。”李敖听了哈哈大笑。联想到黄中国，他愈发感到那个不可与言的政党的滑稽与可恶。
在军法处关押期间，李敖曾与一个小偷住在一起，小偷才１９岁，浙江奉化人，因长得奇黑，李敖用台湾话给他起外号叫“欧卡曾”（白话是“黑屁股”）。
小偷刚进来时，十分好奇，对李敖老是问东问西。李敖整天忙于读书，便禁止他同自己说话，他只好坐在一边贼眼溜溜地看，每当李敖休息一下或小便一下时，他赶忙说上几句。
冬天的牢房阴凉潮湿，李敖将父亲当年在东北穿过的一件皮袍子也带了进来，聊以御寒。皮袍是猞猁皮做的，是皮货中的上品。不料，有一天，它竟被贼眼溜溜的“欧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