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能用看明星的标准看胡因梦，胡因梦不纯粹是明星。明星都在演戏，但胡因梦不会演戏——她本身就是戏。
你不必了解她，一如你不必了解一颗远在天边的明星；你只要欣赏她，欣赏她，她就从天边滑落，近在你眼前。
胡因梦与李敖相恋后，很快便过起试婚的生活。几十年后，胡因梦这位对心理学早有兴趣的才女，在她的自传《死亡与童女之舞》中，从一个局中人的角度对李敖的性爱心理有过独到的分析，她的感觉之细微，出语之大胆，可是以往李敖的任何一个情人都没有过的：
在感性的层面，李敖抱持的是传统未解放男性的价值观，似乎只有“性”这一件事，是优于其他各种感受的。然而他的“性”，也带有自囚的成分，即使在最亲密的时刻，他仍然无法充分融入你的内心。多年的牢狱生活，他已经太习惯于意淫，但意念是物化的，因此在最基本的人之大欲上，他是物化的，精神层面的展现几乎完全被压抑了。换言之，你感觉不到他内心深处的爱；似乎展现忘我的爱，对他而言是一件羞耻的事。如同许多在情感上未开发的男性一样，性带给他的快感仅限于征服。那是一种单向的需求，他需要女人完全臣服于他，只要他的掌控欲和征服欲能得到满足，他对于那个关系的评价就很高，这一点你可以从他的回忆录中一览无遗。
……
每当我期望和李敖达到合一的境地时，却总是发现他仰望天花板上的那一片象征“花花公子”的镜子，很认真地欣赏着自己的“骑术”，当时我心中的失落，是可想而知的。白天他写作，我喜欢坐在他的大腿上和他撒娇，逗他开心；晚上入睡时，我喜欢搂着他，和他相拥而眠。这样的示爱举动不是单方面的事，它需要流畅的回应和共鸣，但李敖在示爱上保留而腼腆。你别看他在回忆录中把自己写成了情圣，甚至开放到展示性器官的程度，其实所有“夸大”的背后，都潜存着一个相反的东西。研究“唐璜”情结的精神医学报告指出，像唐璜这类型的情圣，其实是最封闭的、对自己没有信心的，他们在表面上玩世不恭、游戏人间而又魅力十足，他们以阿谀或宠爱来表示对女人的慷慨，以赢得女人的献身和崇拜，然而在内心深处，他们是不敢付出情感的。对这样的心态诠释得最好的，我认为就是李敖自己在牢中所写的一首打油诗《只爱一点点》：
不爱那么多，
只爱一点点，
别人的爱情像海深，
我的爱情浅。
不爱那么多，
只爱一点点，
别人的爱情像天长，
我的爱情短。
不爱那么多，
只爱一点点，
别人眉来又眼去，
我只偷看你一眼。
在这首诗的后面，李敖又说了一些他对爱情的观点，替“唐璜情结”做了进一步的诠释。他说：“我用类似‘登徒子’（ｐｈｉｌａｎｄｅｒｅｒ）的玩世态度，洒脱地处理了爱情的乱丝。我相信，爱情本是人生的一部分，它应该只占一个比例而已，它不是全部，也不该日日夜夜时时刻刻扯到它。一旦扯到，除了快乐，没有别的，也不该有别的。只在快乐上有远近深浅，绝不在痛苦上有死去活来，这才是最该有的‘智者之爱’……”
上述的观点确实是李敖的精神指导原则。然而，这个指导原则完全建筑在“二元对立”之上——只能有快乐，不能有痛苦；只能有秩序，不能有混乱；可以潇洒地玩世，不能有人性的挣扎。一向自视为“超人”的李敖，在人生观上其实并不超越，他和众人是一样的。他以“智者之爱”作为期许，然而从古至今能全观的智者都觉察到，“二元对立”就是人性中的颠倒和各种病态的根源，对立性愈大，病情愈重。①
这些分析可以帮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了解李敖。一位是美国性解放浪潮中熏陶出来的“新女性”，一位是中西杂揉的爱情唯美主义者，两人的性爱生活之和谐与冲突程度，不难想象。
既然如此，为什么后来两人能由同居而走向结婚？据胡因梦回忆，正是她的母亲在中间起了作用。她说：
和世界缔结金兰本来已是个遥不可及的梦，再加上老母的阻挠，事情就更复杂了。话说李敖拿了一笔钱给刘小姐（按：刘会云），请她到美国ｓｔａｎｄ ｂｙ一阵子，但一阵子过后，李敖突然心疼起这一笔钱来。有一天老母在金兰和我们聊天，李敖话锋一转面对老母说：“我已经给了刘会云２１０万，你如果真的爱你的女儿，就应该拿出２１０万的‘相对基金’才是。”老母一听脸色大变，撂了一两句话转头就走，李敖的脸色也很难看。第二天我回世界大厦，母亲斩钉截铁地对我说：“李敖已经摆明了要骗我们的钱，你可是千万不能和他结婚啊！”我听了心里很不舒服：当初举双手双脚赞成的人是你，现在举双手双脚反对的人也是你，我又不是你们之间的乒乓球，嫁不嫁该由我决定才对。本来对这件婚事心里是很犹豫的，现在为了争取自主权，反倒意志坚定地非嫁不可了，于是穿着睡衣跷家回到金兰。五月六日的早上在客厅里，由高信疆和孟绝子证婚，我的新娘服就是那身睡衣，婚礼的过程中，还得派人紧盯着门眼，怕老母半路阻挠。婚后所发生的事，李敖又动用了他高度选择性的记忆力，只记得我父亲请我们吃了一顿友善的晚餐，却忘了结婚证书在当天下午就被我撕成两半的“不友善”举动。①
１９８０年５月６日，李敖与胡因梦结婚。
胡因梦喜好星相，更听信卜算，为能与李敖结百年之好，她请台湾佛学中人林云出主意，在林云授意下，她坚持要在李敖床上的四角钉上铜板。李敖“坚持原则”，不肯照办。为此两人还闹了一场小别扭，胡因梦说李敖“不爱她了”，这些观念上的分歧日积月累，渐渐成为两人分手的诱因。
结婚的当天晚上，胡因梦的父亲胡赓年请女儿、女婿吃饭。
胡赓年，生于１９０４年的东北沈阳。抗战时加入国民党。曾任中央军校教官，韩城县县长，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抗战胜利后，负责旅顺、大连的接受工作，后转任青年团主任，《中央日报》社长，“立法委员”。他在吉林女子师范教书时曾经是李敖父亲的朋友和同事。１９４９年到台湾。
对这次吃饭，李敖印象深刻。当时，胡赓年谈到自己的“立法委员”生涯，突然得意地说：“３１年来，我在‘立法院’没有说过一句话！”李敖听后，感到很难过。他难过的不是此公放弃了他的言责，因为他们其实都放弃了；难过的是，他放弃了言责以后，居然还那么得意！这未免太不得体了。于是他忍不住回他说：“‘立法委员’的职务就是要‘为民喉舌’，东北同乡选您出来，您不替东北同乡说话，——一连３１年都不讲话，这可不对吧？一个警察如果３１年都不抓小偷，他是好警察吗？这种警察能以不抓小偷自豪吗？”后来，李敖以此为由头，写下了杂文《永远失职，永不失业》。
就在李敖与胡因梦结婚的第二天晚上，李敖接到一个匿名电话。对方恶狠狠地说：“李敖，我要杀你全家。”李敖笑着说：“我只一个人，你怎么杀我全家？”对方说：“好，那我就杀你一个。”李敖大声说：“那你排队吧！要杀我的人一大堆，还轮不到你呢！”
次日，李敖又接到一个神秘的电话。那时已是深夜三点钟，一个自称中视林导播的，打电话找胡因梦。李敖说：“现在是夜里三点啊！”对方说：“没错，我知道是深夜三点钟，你叫不叫胡因梦来听？她不来听，明天我就公布胡因梦跟我的床上照片。”李敖说：“林导播，胡因梦在跟我结婚前，就开过一张名单给我，名单里面没有你，可见你是冒充的，如果你有照片，那你公布好了。”李敖的作风就是如此，他用奇特的方式处理来自周围的干扰，决不让对方使自己呕气。
李敖大隐于市，常常几个月不下楼，神龙首尾皆不见。但他并没有与世隔绝，他出版《独白下的传统》，也正是要用这本新书，使读者如见其人，并为仇者所痛，亲者所快。
海外杂志有一种说法，说“他们（国民党当局）把李敖放出来了！是他们的决策，是他们的一着棋。”是以此来表示其言论自由和民主。对此，李敖说：“事实上，这真是既不了解国民党又不了解李敖的浅见！第一，国民党没有慧眼和雅量下这种棋；第二，李敖的个性与人格也不屑被国民党这样下棋。国民党并非‘说放就放’的弹性政权；李敖也非‘你说放就配合你放’的弹性人物。这种浅见，真未免高估国民党和低估李敖了！”他从复出一开始，就作出了很充分的心理准备，准备再次遭受“封杀”。
他此时此刻的斗争锋芒所向已经不再像当年在文星时那样，局限于中西文化的论争，李敖现在把矛头直接对准了社会现实，对准了国民党当局，对准了社会上的一切邪恶势力。他认真地思考着民族的过去和未来，发表自己对社会改革的见解，“以历史批判当政政党，以笔杆左右党外选情。”
有人说李敖像三国时曹操借黄祖之手杀掉的那位祢衡，朋友也劝他“勿作祢衡”。李敖在回信中以屈原见太卜郑詹尹的话作答：“宁正言不讳，以危生乎？将从俗富贵，以偷生乎？”他说：“难道老朋友以意气风发献身真理始，以妻财子禄屈服现状终，这种局面，是你忍看和愿看的吗？你的朋友里面，我的朋友里面，你我共同的朋友里面，这种人还少吗？又何必多我一个李敖呢！”
他认为祢衡并不是有意找死，他只是“宁正言不讳”而已。至于“正言不讳”以后别人杀不杀他，他无所谓。他没有兴趣去教育敌人，或揣摩敌人的水准。他在这一阶段发表的《奇情与俗情》、《第一流人的境界》、《蝙蝠与清流》、《重要不重要与不重要重要》、《擦鞋者言》等杂文中便表露出他此时的心境。
俗话说：上得山多终遇虎。祢衡碰到曹操讲道理，可以不死，碰到黄祖那样的敌人，也只有一死了之——君子“患有所不辞也”。
李敖如此不思悔改，再一次激怒了国民党当局，压力再一次铺天盖地涌来。
首先是舆论对李敖进行封锁。
复出文坛后，李敖一直在《中国时报》开专栏，现在《中国时报》的负责人高信疆终于受到压力，官方要他在国民党全会期间，停刊李敖的文字一个星期。
于是，李敖致信高信疆辞去专栏，抗议某方面“直接间接扼杀异己的言论，究竟要闹到什么地步才同归于尽？”
在舆论封锁之后，接着便是组织舆论工具要把李敖斗臭。
国民党的党报《中央日报》开始围剿李敖。
也就在此时，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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