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兼论政治犯是终身职》、《我的殷海光》、《“显性伪君子”和“隐性伪君子”》、《“三毛式伪善”和“金庸式伪善”》、《从大轨迹评论人》、《这样的法官配做院长吗》、《方神父的惊人秘密》、《喜欢的与该做的》等等，总计有１７篇之多，这１７篇从秘密管道流出来的文字，是《千秋评论丛书》前六期中后三期的最大特色。
“天下没有白坐的黑牢！”
１９８２年２月１０日，李敖第二次出狱。
出狱后的当天，他便召开记者招待会，揭发土城看守所的黑幕，揭露国民党司法的黑暗，并且发表文章《天下没有白坐的黑牢》，以此证明，李敖是打不垮的，“虽千万人，吾往矣。”
在此文发表不久，就有李敖的书通过黑市流入土城监狱，龟山监狱亦有犯人捎话给李敖，希望他为他们打抱不平。２月２７日，花莲看守所发生喧闹事件，由１７名犯人闹起，警察局派武警前往弹压，才告平定。３月８日，新竹少年监狱又发生暴动事件，１４７６名人犯全体出动，监狱急调镇暴部队（三个中队）及新竹警方各分局人员弹压，才告平定，暴动长达２４个小时，监狱设备几乎全毁。“法务部”监所司副司长王济中公开发表谈话，说作家李敖出狱后写文章，引起社会大众注目，给了少年受刑人心理上的后盾，认为闹得愈大，愈能得到社会大众的支持与同情。所以，李敖难辞其咎。“行政院长”孙运璇在院会里对狱政表示疑虑，李元簇亦对李敖“点名批判”。但一些议员出于选票及其他目的，却拿李敖所揭露的事实对官方不断提出质询，党外人士更不放过这一机会。李敖又成为一名焦点人物。
对李敖来讲，这仅仅是他“没有青春只有‘斗’”的生涯的开始。
这一年的３月１６日，李敖在接受记者李宁的采访时说：
３２年来，我是台湾惟一可以很狂放表达自己的人，很多人不敢做，很多人做不到，当然，很多人不屑做。但是我敢，我是一个顽强的战士，我要在与官方不合作的大前提下，突破封锁的重围表达自己。
跟以前比起来，我现在的反击能力强了很多。他们第一次可以对我秘密审判，封锁舆论，现在情况变了，他们封锁得了吗？我觉得我比以前更进一步了，出来后几个小时我就给他们反击。①
三个月后，李宁再次访问李敖，李敖用“吐他一口痰”来表示对敌人的轻蔑，并发出战斗到底、一生无悔的宣言，他说：“‘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这句话很能表达我现在的心情。我在台湾就是要做到这点——我个人不受迷惑，也希望训练一些青年人不再受迷惑。”他明确地表示自己的激进与坐牢有关，“我遭受的压力越大，我就越激进。偏偏又碰到国民党最喜欢不断给人制造压力，这是他们的特色——交朋友很失败，造敌人很成功。而且还专门制造他们打不倒的、特大号的敌人。”②他在答问中表示，光阴不再，来日无多，所以他要更勤奋地工作、写作。当采访者问及“如果你还可以再活一次，你希望做什么样的人”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李敖第二。”
１９８２年８月２９日，李敖作出一个重大的决定，要“战斗性隐居”。他在《隐而不退的告白》中说：“从１９８２年８月２８日起，我计划到草山过‘隐而不退’的生活。我专一工作，独立战斗，不见朋友了。”
这里，他所说的“战斗性隐居”，就是对外界除了书信等书面交往外，其他一切都息交绝游。
为什么要这样做？李敖自有解释：“古人说‘贤者避世，其次避地’，我李敖谅非贤者，所以一切不避，相与周旋到底。别以为我一个人隐居起来，在生闷气，我高兴得要死，Ｉ ｄｏｎ＇ｔ ｇｅｔ ｍａｄ，Ｉ ｇｅｔ ｅｖｅｎ！我对敌人，不发火，只开火”。他在《出师表感》一文中指出，我们只看到诸葛亮写《出师表》明谏之切，竟没有看到他隐痛之深。诸葛亮的隐痛，在于他所支持的，竟是不能成大格局的、不成材的阿斗。诸葛亮在这种认识下鞠躬尽瘁，当然是很痛苦的。
面对自己的孤立，面对群众的不理解，李敖现在正有这种痛苦，加上他面对国民党的压力担心“祸及友人”，更主要的原因是他想在来日无多的时间里沉静下来，完成“世界性、永恒性”的著作。这些都是他产生“隐退”的雄心之念的重要原因。他说：“我在性格上喜欢宁静致远，喜欢孤独。我年纪愈大，对俗务与俗情，愈来愈感到烦人，更严重的，是我来日无多，一心想把自己的生命支付在最该我做的事情上。俗务与俗情使我心烦以外，且有得不偿失之感，因此我决定除非书面交往，别的都息交绝游了。”他在给邓维贞的信中亦言明苦衷：“前天自上午１１点起，到晚上１１点，友人前后１４位见面，使我不能写作，虽然交换意见等并非无益，但比起最该我做的事情来，自属得不偿失。梁启超每天写八九百字，胡适每天写四五百字，以他们的大才，每天的成绩竟这样少，原因无他，俗务与俗情不能毅然摆脱之故也。”①他不愿过凡夫俗子的生活，他说：“并不是凡夫俗子的生活有什么不对，但伟大人物那样去过，就是不对。伟大人物必须有大量的专注与牺牲，才能成就一些事、一些功德，否则就是偷懒，就是逃避……”②他对自己时间的浪费感到痛惜，一再表示，他一生的计划是想整理所有的人类的观念与行为，做出结论。人类的观念与行为种类太多了、太复杂了，他想一个个归纳出细目，然后把一个个细目理清、研究、解释、结论，找出来龙去脉。这不像是一个人做得了做得好的大工作，可是他却想一个人完成它。他认为，这是自己一生留给人类留给中国人的最大礼物，因为自有人类有中国人以来，还没有过一个人，能够穷一生之力，专心整理所有的人类的观念与行为的每一问题。人类的观念与行为经过这样的一番大清算，会变得清楚、清醒，对前途有大帮助。基于以上种种原因，他作出了此决定。“我坚信只有这样‘不近人情’，我才能好好把握住余生，做对自己最能尽其才，做对世人最有益的事。”
他要过的是一种“第一流人的生活”：
第一流的人举世无双，可惜的是，他的生命同凡夫俗子一样，也并不比他们长。他没有时间可以像凡夫俗子一样的浪费，他要以并不长的生命，完成许许多多第一流的事。
所以，他不能过凡夫俗子的生活，不能在人生的许多事情上，做凡夫俗子的反应。为了完成第一流的事，他必须放弃或减少凡夫俗子的快乐、交游、娱乐、爱恨、争执、答辩与澄清。
林肯说他没工夫答辩，生命用来扯这些，他将无暇做重要的事。
第一流人会妨辱、会含冤、会受谤、会遭非常之变，不动于色，会“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因为他志越高迈，“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第一流的人认定Ｌｉｆｅ ｉｓ ｔｏｏ ｓｈｏｒｔ ｔｏ ｂｅ ｏｅｔｔｌｅ（人生短得不够扯鸡毛蒜皮），他必须忍住不为小事所缠。他有很快分辨出什么是“无关的事项（ｉｒ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ｙ）”的能力，然后立刻砍掉它。
第一流人过的生活，一定不是常人的生活，一定是非常人所能堪的生活，一定是常人不肯过、也不能过的生活。①
他为写出“世界性、永恒性”著作的理想而兴奋，而激动，他本来就有的“工作狂”习惯现在更是变本加厉。他以惊人的意志力勤奋地工作，简直成了一台写作机器。
这种生活是一般人所难以做到的，一个人在家里，每天不抽烟、不饮酒、不看电视、不养猫、不见客、不午睡，精力过人，有全套“翻江倒海的作业”。
从某种意义上说，李敖的家是一个小型的私人图书馆。在他的家中，书是成排的墙，墙就是书。书架中有龛，大小不同的龛，龛中就配上大小不同的绘画、拓片与旧照片。除了书以外，便是一面又一面的大书桌，有复印机、各种文具、多样的设备、音乐、拖鞋。有时要同时进行几个专题的写作，使一个桌一个专题，使用不同的书桌来同时写作，只换桌子不换人。他诙谐地说，这有点像舞女的“转台子”，与这个跳过再与那个跳。
李敖又把他的小天地称作是“豪华监狱”。“在‘自由中国’中，似乎没有人在一天２４小时内，比我更能独处。没有人像我这样每天看到人或动物的时间只不过四五个小时，其他时间完全‘顾影自雄’或‘自己跟自己说话’。我常常说我是一个‘眼看黑暗到来，又目送黑暗归去’的人，这意思就是说，我常常一个人，从黑夜直到天明。有时候我开玩笑——‘没有李敖这种忍耐寂寞本领的人，休想批评李敖！”
李敖虽然隐居在家，但是依然遥控着《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的出版。国民党当局对李敖的书依然查禁很严，但李敖已练就一套功夫对付警总的抢书大队。他说：
在作业方面，我分了很多股，有明股、有暗股。换句话说，有的是跟国民党捉迷藏的，有的是明着让他们知道，因为我必须让他们知道一些明的——当一群狼在追你时，你必须丢半条死猪给他们去抢，或者让他们回去交差，否则他们骚扰得更厉害……我们组织了一个地下发行网，对抗国民党特警的查禁。你现在看到的《千秋》、《万岁》，由排字、完稿、晒片、印刷、装订到发行，每个阶段都会被国民党突击，强行抢去，因此１０本书出来，便有５本“阵亡”。①
在台湾，国民党官方为了钳制言论自由，非法抢书的行为，最初从李敖开始，在李敖身上也表现得最为突出。但李敖不仅没有因此而收敛锋芒，反而愈挫愈勇，更加激进，咄咄逼人。１９８３年５月２４日，《千秋评论丛书》第２２期在装订厂被抢。当他的同仁叶圣康等神情沮丧地向他报告详情时，他则谈笑自若，讲吴汉差强人意的故事给他们听，鼓励他们振作精神，不要怕任何困难。该期杂志被抢，他又日夜加班，赶出第２３期来垫档，一周后，《千秋评论丛书》第２３期又到了读者手中。他相信，在人民争自由求民主的历史上，每一位有良知的历史学家都不会忘记这最悲壮的一页。
李敖对当局的批评文字成为台湾思想文化界的一大奇观。一天，李敖逛旧书店，书店的老板娘认出了他，对他说：“唉！李先生，你真想不开，你什么都要批评，你看你多累！”说着，她送给李敖几张“济公活佛圣训”，说：“这些都是我恭录印赠的，你最好多看看。”李敖一看，乐了，那“圣训”上写道：
一生都是命安排，求什么。
他家富贵前生定，妒什么。
今日不知明日事，愁什么。
前世不修今受苦，怨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