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信仰理想的美人，要享受现实的美人。①
在李敖眼中，爱情已经不再变得那么重要，而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有时他甚至产生对柏拉图式爱情的向往，“图片、幻想、精神恋才是永恒的美、永恒的喜悦，这种态度只凭借一点点现实就够了，一笑终生不能忘，一言终生以记之，这是多么美的男女关系！”②当然，这种理想主义的爱情往往是昙花一现、稍纵即逝，在枯竭的情感世界里，得到一点心灵的滋润和补偿。
胡因梦在自传中对此有独到的分析：
他坦言自己有三四年之久，未能成功地靠新情人取代旧的来转化最大的困境。我认为李敖在初恋所受的创伤，严重地影响了他日后对待女人的态度。其实他和我一样，在初恋之后，都陷入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上瘾症：‘唐璜情结’就是最典型的上瘾范例。”③
李敖对爱情的古典方式的确有了很大的变化。他认为，自己过去把爱情的份量看得太重了，太高了。要做一个忘情者，过一种既有余味又不动心的生活，要保持一颗禅心，无情又无争，像柳宗元那样超凡脱俗归隐人间。但也不能没有爱情，只是在爱情上要做一个唯美主义者，不能像胡适那样自我约束，那样“谨严”，要像歌德、拜伦、罗素、毕加索那样。他很欣赏王尔德。王尔德２０岁时进入牛津大学，随之形成了享乐主义和感官主义的生活观，即所谓唯美主义。但他不像王尔德那样追求豪华生活，只生活在阳光与鲜花之中，而只是对其放浪不羁、才华横溢、妙语连珠特别倾心。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既有西方所谓性解放的思想因素，又有中国传统思想中对女性的歧视，这些东西与他自己的所谓“唯美主义”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他的“现代化的爱情”。
这些观念后来结晶为李敖的爱情理论，在他的《张飞的眼睛》、《关于“三情之书”》等文章中有了更加系统的表述。什么“爱情是不盲目的”、爱情是“纯快乐”、“爱情是灵肉一致的”、“爱情是会变的”、“爱情是要技巧的”、“爱情是唯美的”等等。其中不乏大胆的立论，但与当时台湾社会的文化氛围实在是难以合谐相融。
在大学毕业时，李敖的情爱观念已基本定型，他在日记中写道：
看到莫宜春的照片，使我起了一个很大的感想，我发现我毕竟是文人！一个太理想主义的文人！感情在游移之间，又趋向“一片冷香唯有梦”的境界。我知道我是永远不满足于现状的，我实在是百分之百的一个博爱主义者，我不知道爱谁是好，但我知道我绝不能满足一个，绝不能从一而终的。还有，我已深知“爱情的超时间主义”，并且深信它，或一瞬，或永恒，或十天，或半月，我又拈出“爱情的超现实主义”，何必深识或厮守呢？我永远是一个落拓而不自怜的人，永远是电影与萍踪般的超现实。①
可以看出，他原有的那种“古典”的真爱已化作不可复得的美好的鸿泥，他不再去认真地对待了。不仅玩世，而且玩情。爱情只是为了轻松，只是为了愉快，其他不再考虑。正如他在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２０日所写的一首诗：“三月换一把，爱情如牙刷，但寻风头草，不觅解语花。”“解语花”系知心用典，乃美女之喻。当年，唐明皇携嫔妃贵戚于金秋至太液池畔赏莲，但见池中白莲盛开，其艳无比，左右赞羡不已。唐明皇手指杨贵妃对左右说：“此花怎及我的解语花！”李敖引用此典意在表明，他不再去寻找那种红颜知己了，男女情爱不过逢场作戏而已。这种观念与常人所遵崇的永恒爱情自然相去千万里了。他在毕业后给同学的信中写道：“我对顺手牵羊逢场作戏的扯扯还感兴趣，可是要论及婚姻，我就怕了。”①这种爱情观具体表现在行动上便是：只重过程，不重结果。为了减少“麻烦与营扰”，当分手时就分手，决不藕断丝连。就像他后来诗中所写的：“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别人的爱情像海深，我的爱情浅。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别人眉来又眼去，我只偷看你一眼。”
李敖产生爱情危机，正值读大学二年级，那种本来就放任自流的生活更变得没有节制了，生活中的行为一度处于错乱之中。种种劣迹纷纷滋长，用他的话说叫“鬼混”：睡懒觉、逛大街、下象棋、打桥牌、看电影、抽烟、喝酒、侃大山、搞恶作剧、逛动物园……情感上的失意，陈旧而浅陋的大学教育使他对课堂也完全失去了兴趣，要么在课堂上专门捕捉老师的失误，用假史料捉弄老师，要么就逃课。有时仅仅是为了意气和情绪，为了逃课而逃课，心高气傲，故意作出并向人们露出一副放荡不羁和玩世不恭的样子，放浪形骸、以此来舒解对大学教育的不满和精神上的苦闷。在他的日记中，有一段“小弟昨夜骂我之文”，剖析可谓切中要害：
李敖先生，——刁猾尖刻，玩世不恭，学识渊博，天生傲骨的狂士，这是头一眼的结果。现在我要戴上眼镜了，眼镜背后的眼光，常使人难受，但它正在上下打量您，阁下的刁猾尖刻，玩世不恭，我认为不过是为了掩蔽阁下未成熟的感情与感情上的创痕而已！①
情绪的波折，环境的压抑，使他渴求解脱，但只要依然是这样的环境，依然是爱无着落，也许他永无解脱之日，他的同学胡家伦把他的玩世不恭比作等待阳光照射的一层“霉”，那消除“霉”的阳光何时才能出现？他不知道。
从李敖当时所遭受的情感挫折来讲，李敖的放浪形骸，消沉颓废，未尝不是一种心理危机的自我解脱，但从他古典而又炽热的真情来讲却又是一种痛苦的情感挥霍。他所认为的“爱是纯快乐”及“泛爱主义”的思想，严格地讲，追求的只是表层的快感而已。任何常态中人对这种观念恐怕都会认为具有不道德的因素，是难以接受的。难怪后来聂华苓在给李敖的信中说：“你的那套想法，年轻的少女受不了的……记着：理论是一回事，可不要伤害女孩子。”但这种观念的转移，却是李敖在极端痛苦思索中完成的。它就像一柄双刃剑，一方面，这种爱情观势必会对不苟同此观点的对方造成伤害，另一方面，这种情感上的无牵无挂，却也在事业上酿就了他的成功，成全了“笑傲江湖五十年”、“没有青春只有斗”的人生。是耶非耶，功耶罪耶，就看从哪个角度去评价了，也许这正是李敖人生中的一个悖论。
李敖在回忆到这一段生活时，曾说自己的“鬼混”完全是肇因于腐败教育对自己的压迫，他是以这种特殊的方式来进行反抗的。其实这只是其一，爱情的失落和不稳定亦应是李敖走向“鬼混”的一个重要原因。他说：“这种精神，使我常常采取一种虚无气质去‘鬼混’，如果没有‘鬼混’，而只是规规矩矩地做个‘好学生’，我想我早已变成了精神病患者。我庆幸我在大学五年，还没有被巫师们感染上精神病，我庆幸我抓到了‘鬼混’做武器——我感谢‘鬼混’！”“我的反抗方法，表面上是消极的，骨子里却是积极的。”①也许正是
这种对异性交往与爱情方式的奇特处理，对自己所不满的环境的变态的反抗方式，李敖摆脱了一场在青春时代难以解脱的情感危机，成为一个“钻破蚕茧的变形虫”，最终从情感的“盘丝洞”里走了出来。
七、姚本师，“不拒曲木”
在５０年代的台湾大学，李敖无疑是一个异数。他之所以能够“横行”到毕业，离不开一大批老师的宽容和理解，像对中国古代社会深有研究的李宗侗教授、教“中国通史”的夏德仪教授、教“西洋史”的刘崇系主任、吴相湘教授、教“印度史”的吴俊才教授、教“国际现势”的黄祝贵老师、中文系主任台静农教授等等。其中对他影响较大的，姚从吾当算一位。
姚从吾，原名士鳌，字占卿，一字存吾，河南襄城人，生于１８９４年１０月７日，１９１７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史学门，师从张相文、陈汉章、朱希祖诸人，１９２０年毕业。应第一届高等文官考试被录取，分配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见习，后留部工作（鲁迅当时亦工作于此）。又应中国地理学会主持人张相文之聘，编辑《地学杂志》，同时考入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所。１９２２年毕业后，参加北京大学选拔学生赴德深造考试，入柏林大学研究所。１９２８年完成论文《中国造纸术输入欧洲考》，刊载于《辅仁杂志》，为人注目。１９２９年应德国莱茵省波恩大学东方学研究所聘，任汉文讲师。１９３１年任柏林大学研究所讲师。１９３４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１９３６年任主任。抗战开始后随校西行，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发起组织中日抗战史料征辑委员会，征集抗战史料达１６４箱，抗战胜利后移交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１９４６年任河南大学校长。１９４８年改任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长。１９４９年，护送故宫第三批文物到台湾，任台湾大学教授。在李敖上大学期间，他被膺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姚从吾主攻辽金元史，１９５６年李敖升二年级时开始选修他的课。
此时的姚从吾已６３岁，满头白发，嘴唇奇厚，满口乱牙，讲话时声音中气十足，道地的河南男低音，配上他那厚实朴拙的造型，俨然一副中原老农相。大学生们在人前人后都称他“老公公”。他讲课的情形，台大毕业的张伯敏先生曾有一段记载：“教我们《辽金元史》及《史学方法论》的是姚从吾教授，他最亲切和蔼，年纪一大把，总是谦称‘兄弟’如何如何，搞得我们这一批小伙子发毛，不知如何是好。他挺着一个大肚皮，讲课时最喜用手去揉搓，揉着揉着，那话就从肚皮里‘揉’出来了。”①李敖回忆说：“张伯敏说姚从吾老师年纪一大把却满口自称‘兄弟’，的确是此老的习惯。记得第一堂课下来，班上女生众口纷纷，笑谓他怎么跟我们称兄道弟呀？他那么老，被他称‘兄弟’，多倒霉呀！”
李敖跟姚从吾学习《辽金元史》，成绩颇佳，上学期得分８６分，下学期得分８８分。大三时又跟姚从吾学习《史学方法》，上学期９４分，下学期得分８６分。大四时，姚从吾又指导李敖写论文，尽管李敖说“在学问上，他对我的影响极为有限”，但李敖执着于史学研究的情结和求真的科学研究态度，除了过去受梁启超、胡适、钱穆等人的影响外，毫无疑问，他更直接地受到这位辽金元史专家的熏陶。李敖说：“尤其大四写论文，他对我实在没有什么指导可说（为了跑图书馆，他倒给我写了不少名片）。我敢说，他对我的论文——《夫妻同体主义下的宋代婚姻的无效撤销解消及其效力与手续》，全无研究。他只能给我改一处笔误而已。”这更是年轻气盛的李敖心高气傲的极端之语，是在对他的“姚本师”进行求全责备了。姚从吾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他对契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