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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线的战役中，希特勒曾指示德军战斗时要纪律严明。在随后的停战期间，他曾明确命令，在被占领的国土上的所有部队和文职人员要“尽善尽美地”执行任务，并对以前持敌视态度的居民要小心从事，酗酒和暴力要受到严惩——如果有必要，将处以“死刑和蒙受耻辱。”根据停战期间的需要，他没有坚持引渡敌人“战犯”，以受德国法庭的审训。 1941年3月，他的驻巴黎大使建议处决前总理雷诺和内政部长乔治斯．曼德尔，罪名是在“黄色方案”中组织不穿军装的法国游击队匪帮向德国伞兵开枪，希特勒对此没有采取行动。
然而，在东线战役中，双方都没有节度。约德尔作战局的一个人后来写道：“对于希特勒来说：俄国敌人有两个嘴脸，其中之一是布尔什维主义，即他的思想意识上的死敌，希特勒作为欧洲的得胜者，决心把它消灭掉并‘毫不留情地予以根除’——你得听希特勒本人说这话，他把每一个‘r’都说得嗡嗡响，非常刺耳。对于希特勒，布尔什维主义不是那种你可以用骑士气慨与之交锋的敌人。在他看来，我们必须预料到各种欺诈和残酷。因此，希特勒建议一开始就用针锋相对的战斗方法对付他。他声明‘不是我们消灭他们就是他们消灭我们’将是这场交锋中无情的座右铭。”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正式放弃了沙皇时代的包括有关战争准则的各种协定，并拒绝在1929年的有关处理战俘的日内瓦协定上签字，他们这样做，就在某种程度上自己为这种发展铺平了道路。他们可以对在他们手中的德国俘虏为所欲为，但是，他们也别想得到希特勒的饶恕。
关于迅速除掉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戈林原先曾给托马斯将军以恰到好处的暗示，现在——根据希特勒给约德尔的直接指示一—要把它确定为颁发给武装部队进行“巴巴罗沙”的特殊纲领中的一项原则：
“即将到来的战役不仅仅是一场武器交锋。它将归结于两种思想的冲突。如果这个国家幅员辽阔，要结束战争，只消灭敌人的武装部队是不够的。整个地区必须分成若干州，有他们自己政府的州，我们可以和每个政府签订和平协定……任何规模的任何革命都会造成不可消灭的事实。单是痴心妄想不会铲除观代俄国的社会主义思想；因此单单这一点就可以成为设置新的州和政府的国内政治基础。作为目前的人民的“征服者”的犹太·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必须除掉。前资产阶级贵族（迄今为止在国外幸存下来的）也毫无用处——他们已被俄国人民抛弃，而且不管怎么说他们也是反德的……此外我们一定要尽力避免让国家主义的俄国取代布尔什维克的俄国，历史已证明，它将永远是反德的。我们的工作是以最少的军事努力尽快地建立起依附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小国。这些任务将是非常艰巨的，不能交给陆军去干。”
这样一来，希特勒透露给约德尔的战争目的和他一心要开拓东方殖民地的目的可就大相径庭了。1943年7月他把自己的目的搞清楚了。“我认为，如果我们采取微小的一步骤，便有人对自己说：‘我们最终要离开这里；我们不打算留下；将来这里要建立民族国家，因此，我们不得不离开。’这样的话是大错特错了，这样的错误将导致最严重的后果。”一个士兵需要有为他的国家全心全意战斗的‘明确的战争目的。’什么样的战争目的能比得上帝国主义的征服领土的战争？希特勒1943年7月里的坦率的哲理是这样的：“人们主要靠泥土生活，泥土象酒杯，从一张嘴传到另一张嘴，上帝总是让这酒杯在为自己民族奋斗的那个国家里多停留一会儿。”
1941年3月期间，约德尔的作战局按照希特勒的要求，重新起草了“巴巴罗沙”的特殊纲领。陆军的实际作战地区将是个非常狭窄的地带，而在后方，希姆莱的党卫军和各种“帝国专员”将负责新国家政府的建立。最高统帅部的档案闪烁其词地谈到了处理掉“所有布尔什维克头目和人民委员”的必要，档案引述了希特勒的话，说已经作了规定，政治机关要尽快开始行动，“以使思想意识之间的斗争可能同武器间的交锋同时进行。”希姆莱受希特勒之命，去全权执行“某种特殊任务”，这是两种截然相反的敌对政治制度间的一场斗争预期出现的任务。陆军档案把希特勒的目的描绘得更明白了。哈尔德记下了元首对他说的话：“我们必须建立非斯大林化的共和国。必须消灭由斯大林指派的知识分子。必须砸碎俄帝国的指挥机器。在整个俄国将有必要毫不掩饰地使用暴力。把俄国人民系在一起的思想上的带子还不那么结实。一旦官员被干掉，国家就会分崩离析。”现在还没发现参谋总部批驳这个粗略看法的证据。
哈尔德的军需总监（一向负责陆军占领方针）出席了那次会议，在和海德里希讨论了警察局问题以后，过了几天，他起草了一项陆军命令，授予党卫军“特遣队”放手执行陆军作战行动区内的某种残酷任务的权力。希特勒在本月末向陆军和空军将军们作的一次冗长讲演中——下文还要提到，还让他们对即将到来的俄国战役的不同性质有所准备。共产主义思想被看作合法化的犯罪行为。“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清除军人似的同志关系的观点，”他对将军们说。“共产主义者决不是同志，而且永远不会是。”他再次明确提到“消灭布尔什维克政治委员和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他强调，“政治委员和苏联国家政治保安局官员都是罪犯，也必须同样对待。”在结束语里，希特勒指出：“我不期望我的将军们透彻理解命令的大意。但是我要求他们服从命令。”
1941年3月初，英国海军对挪威的罗弗敦群岛进行了闪电式袭击，炮轰了斯瓦威尔城，击沉了海港里的几艘船，俘虏了大约二百名德国商船上的海员。从军事上看，这次袭击没什么意义，但是希特勒却把它看作是对德国威信的沉重打击，引起了他对挪威的安全的过分担心。挪威将是未来几十年里的德国海上优势的关键——他已经授权艾伯特·斯佩尔在特隆姆建设一座新重镇和海军船坞，而且托特的劳工营已经在修筑通向大北方的超级公路，挪威还从未有过这种类型的公路。
伯格霍夫突然降了一场雪，给这里早到的春天添上了冬意，此时，希特勒颁发了命令，立即调查罗弗敦袭击，并把曾帮助过敌人的所有挪威人处以死刑。陆军立即沿挪威海岸布置一百六十个炮兵连，赫尔曼。包姆海军上将（指挥挪威的海军上将）被召到伯格霍夫。在这次会议上，希特勒决定从挪威为“巴巴罗沙”抽出百分之四十的（非常可观的）事军力量不会再有可能了，实际上他命令增援纳尔维克和基尔克内斯地区。后来的三年时间，他一直担心英国会发动对挪威的入侵。
在中欧冰雪融化的时候，德军的时间表展开了。希特勒的一个秘书科里斯塔·施罗德于3月7日在伯格霍夫写道：“我感到在这里与每个人如此之隔绝，如此之闭塞，好象我是个聋子。很快就要返回柏林了，我们在这里呆得够久了。我们可能于本月中旬回到柏林……我们还得再次注射霍乱和斑疹伤寒的预防针。我们每次长途旅行前都是这样！”
戈林现在度完特殊批准的长假回来了， 3月6日他得到与希特勒长时间会面的机会，会见时，他提高了由于他不在时而被毁坏的声望（特别是被他的仇敌雷德尔海军上将毁坏的）。雷德尔对
1940年初开始的接二连三地削弱、限制海军的空中权力感到特别懊恼，他曾不失时机地批评这位空军司令并向希特勒揭示戈林的主张是没有根据的。11月戈林刚去休假，这位海军上将就和元首争辩说，打败英国最有把握的办法是用统一（指他自己）指挥下的空军和潜水艇部队封锁英国的商品进口，他的潜水艇军官至少有权在大西洋上空进行充分的空中侦察。希特勒最初认为，雷德尔和戈林之间的不断的内部斗争证明需要一个更强有力的最高统帅部。（这两位司令的另一个争论点是鱼雷轰炸机进攻敌人船只，是由空军指挥好，还是由海军指挥好。希特勒忿忿地宣布这是“完全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有效地使用武器。）继在英国之战的失败之后，此时戈林的威信较低。当发现“被击毁的”敌人飞机、战舰和航空母舰原来是完好无损时，而他的飞行员又在煊耀战果，这又使他陷入窘境。有一点很重要，尽管戈林在1941年2月把自己称为“国家的第二号人物”，可是希特勒还是背地里向凯特尔和约德尔说明，一个强有力的最高统帅部之所以在将来是必要的，原因之一是“有一个人可能以后会取代他，此人可能是最杰出的政治家，但不一定有象他那样多的军事知识和他所具有的能力。”这差不多指的是戈林。
雷德尔对这位不在场的帝国元帅的攻击变得更大胆了。他制作了朴次茅斯、普里茅斯和多地夫的空中照片，来显示空军的轰炸毫无效果，指出英国皇家空军对德国的轰炸越来越猛，就是敌人的空军根本没有被打败的证据。只有轰炸海上航道，才是最有效地使用空军。希特勒在他的2月6日的对英国进行经济战的指令中接受了这些论据。他承认英国商船的损失是战争经济崩溃最有效的因素，空军轰炸英国军火工业的效果被记录为“更成问题”o在直接涉及戈林的目前战术的指示中，希特勒强调：“系统地恐怖轰炸居民区和沿海工事，不会得到预期的决定性的效果。”希特勒命令空军，为了实现侦察的目的，把用远射程的福克一伍尔夫
200型武装的第四十轰炸机侧翼的指挥权，转交给潜艇司令邓尼茨。戈林大发雷霆，于2月7日召来邓尼茨，挖苦地告诉他，如果海军设想用这种方法拼凑自己的空中力量，那么这等于白日做梦，自寻苦恼；只有戈林死了，他的这些珍贵的福克一伍尔夫200型才会为着不可公开的侦察目的交给邓尼茨。现在戈林休假回来了，希特勒不耐烦地发起脾气来。
不过，空军轰炸伦敦没有给希特勒留下印象。一位在12月离开伦敦的法国外交官向德国当局报告，虽然夜间轰炸伦敦和考文垂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公众的情绪，但是他驻扎的纽卡斯尔几乎没有遭到损失。希特勒亲自用蓝铅笔在这些话的下面划了道，“在他离开的时候，还没有大规模轰炸纽卡斯尔。目前在纽卡斯尔的维克斯阿姆斯特朗造船厂正在建造一艘航空母舰（预定六个月后完成），二艘巡洋舰（五、六个月后完成），一艘轻型巡洋舰，六飞七艘驱逐舰和三飞四艘潜水艇，他为此而感到不可理解。”希特勒命令空军对这种疏忽应引起重视，但他仍然不肯伤害戈林的自尊心——如他自己这样说的，给海军直接指挥它所需要的空军部队的权力。现在戈林的假期结束了，希特勒最后决定重新分配空军的侦察任务，将它们分成海军（北海）和空军（大西洋）地区，这是个必然招致灾难的折衷办法。
在阿尔巴尼亚，墨索里尼于3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