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作品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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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蛰存作品选- 第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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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专卖旧日本书的小山古书店里看见一本书中贴着一张浮世绘式的藏书帖,木刻五色印,艳丽不下于清宫皕美图(即《金瓶梅》插绘),可惜那本书不中我意,没有买下来。现在倒反而有点后悔了。          
小品·杂文·漫画   
  “小品”,“杂文”,和“漫画”,差不多成为近年来最时行的文艺,每个作家或画家几乎都会来一手,但究竟怎样叫做“小品”,怎样叫做“杂文”,怎样叫做“漫画”,却一向为读者所怀疑的。不但读者,也许有一部分作者自己也不十分明白。  
  若照字面上的本义看来,“小品”两字源出佛经,大概是指一些篇幅短小而性质不很严重的作品而言。譬如小说,若以长篇为“大品”,则短篇便是“小品”。譬如诗词,若排律歌行,慢声长调为“大品”,则绝句小令便是“小品”。他如论文为“大品”,随感录便是“小品”。“斜者,对“大”而言之也。不过这也并不专指篇幅字数,“性质较不严重”,实在也是“小品”文字对于“大品”的一种重要的特异点。  
  至于“杂文”这个名称,若要溯其语源,大概有二:其一是系出《汉书·艺文志》“杂家”者流,凡琐屑无可比类者谓之“杂”。如是说来,在文学上,凡是不能名之为小说,诗歌,剧本,传记,序跋,游记等体制者,概名之曰“杂文”;其二是四库分类“杂编”之意,凡合编诸书,不止一体者谓之“杂编”,若以此说衡量,则必须有许多文章,才可名之曰“杂文”,如“半农杂文”者是也。若单单写了一篇序文或游记,而曰这是一篇“杂文”,实亦颇乖义理。而近来作者编者,常有此种谬误,一若中国新文学的文体,除了小说,诗歌,剧本三者之外便只有“杂文”一辞足以概之,此中国新文学成绩之所以永远只有小说,诗歌,剧本也。  
  再说到“漫画”,“漫画”这个东西,据说即是西洋的cari-catureo,所以若从caricature来讲,那么这一种图画的意义,原来只是“世相的典型的表现”,而一点没有作者对被画的目的物或人的批评,讽刺,甚至侮辱的意义的。从前曾有人把caricatute这个字译做“讽刺画”,这是不十分准确的。也许有讽刺的意味,但这意味是看画者所自己感觉到的,而不是画画者暗示给他的。所以,把于右任先生的美髯下颔画成一个倒挂胡萝卜,把宋美龄女士的脸画成一个鸡卵模样,这只是画师在一刹那间所抓到的这两种典型的印象,而并不是经过了意识的思考,画出来表示其讽刺,嘲弄或侮辱的。漫画之所以使看者觉得活泼可爱,纯然是在于它能使看者领略这种典型的表现方法之适当,而并不在于其他的意味。  
  以上算是把我对于近来盛行着的“小品”,“杂文”和“漫画”这三种东西的见解大略说明了,因为我觉得这三种东西在盛行之下,无形中却给许多人歪曲了它们本来的意义。近来有人给“小品”和“杂文”定了一个界限,大意是说“小品”和“杂文”原是同样的东西,不过“小品”是悠闲的绅士文人所写出来陶情适兴的文章,而“杂文”则是非常紧张地从事于革命的文人所写出来刺激民众的东西了。这种见解,干脆地换一句话来说,就是:“小品者,右倾的杂文也,杂文者,左倾的小品也。”我并不反对人家写陶情适兴的文章,也很愿意人家多写一点刺激民众的文章,但是私心颇以为名字尽可不必别开支店。“小品”不革命,与“小品”这名字本身无关;“杂文”之革命,也并不是单单因为它叫做“杂文”也。若是专从“正名”上做功夫,那就不免有点“掩耳盗铃”了。在漫画这方面,虽然目下尚未开支店,但是也早已有许多人在争袭大统,要把没有战斗性的漫画家踢下金銮殿去了。但是你倘使抬头看一看那些所谓有战斗性的漫画,究竟是一些什么东西呢?原来还是陋巷角落里的顽童们用白垩笔在黑墙上幼稚地画着的“王阿三吃卵一百只”之类的宝贝!  
  “名者实之宾”,徒然争到了一个堂皇的名字,究竟也靠不住的,此不独小品,杂文与漫画三者而已也。          
我的日记   
  在新文学中,日记之开始被人重视,似乎不能不推源于周作人先生的那一篇小文:《日记与尺牍》。因为作家之记日记虽然未必是由于周先生的鼓吹,但文学杂志上刊载作家的日记,却不能不说是多少受了周先生那篇文章的暗示。今天又在《论语》新年号上看到陶亢德先生的《劝友人记日记书》,劝友人书而在刊物上发表,大概是希望非友人也受一点影响的。同时又看到良友公司的广告,说今年将印行一部从未发表过的一个已故诗人的日记。同时,又看见了皇皇然的《文艺日记》的广告,大作家们非但自己记日记,还特地编好了“文艺的”日记册给青年们记。据说这本空白的日记册是“文学修养的模范”,又是“帮助写作的利器”,因为其中有“文坛巨子”来每月献一回辞的。  
  这样看来,我们的日记文学的前途,大概总很可乐观,说不定今年会是“日记年”了。  
  我对于日记的缘分,不知怎的,总不会好,虽然我也很喜欢看别人的日记。我几乎每年岁首都发愿要记日记,但记不上几天就中辍了。最近因为预备移居,整理一些书籍,检出了好几本日记册,大多是只写了最前几页乃至几十页,全本写完的几乎可说没有,我把这些日记称之为“残本”,预备编辑起来学郁达夫先生的办法,出版一本“日记九种”——喔,不止这些,我有十一种——今天横竖闲着没事,不免将来翻看一遍。  
  我的最早的日记是民国十二年秋间初到之江大学时所记的。用阴历记日,从七月十九开始到九月十三日终止,而中间还有失记的日子。这是一本普通的硬而小形厚抄簿,用蓝黑墨水横行写的,虽然是我平生第一本日记,但恐怕倒是我的记得最美丽的一本。  
  在七月三十日晚上,曾记曰:  
  晚饭后,散步宿舍前,忽见六和塔上满缀灯火,晃耀空际,且有梵呗钟磬声出林薄,因忆今日为地藏诞日,岂月轮寺有视典耶?遂独行到月轮寺,僧众果在唪经,山下渔妇牧竖及同学多人,均行游廊庑间,甚拥塞。塔门亦开放,颇多登陟者,余踌躇不敢上。  
  看放焰口至九时。  
  欲归,无与同行者。山径晦黑甚,立寺门口,不敢独行。  
  旋见×××教授女及其弱弟,方从大殿东遍出,望门外黝然者,亦逡巡莫知为计。  
  余忽胆壮智生,拔弥勒佛前蜡烛,为牵其弟,照之归校,并送之住宅前,始返宿舍,拥衾就枕,不胜其情怀恍惚也。  
  这一段故事,我后来曾经写过一篇小品文,并且似乎还做过一首七绝,可是,现在诗文都散失了。在八月十七日,也曾记了一条钱塘江边的夜景:晚饭后,在程君房中闲谈,忽从窗中见钱塘江中灯火列成长行,凡及一二里,大是奇观。遂与程君同下山,在操场前江岸边瞭望,方知是夜渔也。欻忽间,渔舟绕成圆阵,灯火亦旋作阛形。皓月适照江心,如金刚圈绕水晶镜也。须臾,忽闻江上沙沙有声,则数百张网一齐撒下矣。波摇金影,目眩神移,生平未见此景也。  
  大概我在之江大学读书,在学问方面并未有多大长进,但在自然景色方面,倒着实享受了一些。那时我常常带了书本在江边沙滩上找一块大石头坐了看书,所以在这不到两个月的日记中,倒有十几处记着这种生活的。这里抄录三则:下午二时后已无课,天气极好。在江边读《园丁集》。(七月二十三日)今天未进城。上午睡觉。下午携《渐西村人诗集》一册到徐村江边大石矶上坐读,颇艰涩,不数页即废辏(八月二十日)今日课毕后,从图书馆中借到拜伦诗一本,携至山下石桥上读之。尽花生米五十文。(九月初七日)我的第二本日记是在上海大同大学读书时所记。那是一本艺学社监制的毛边纸稿本。  
  每页十行。我记得当时曾买了两本,一本蓝色印的,一本是红色印的。蓝的那一本上专记些典故或摘录些自己欣赏的好句,所以题名叫做“座右漫录”。红的这本是日记,封面上题着四个蹩脚北魏体字:“残年日记”。底下还标明着:“十四年十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这是分作两行写的。  
  这本日记似乎记得很勤,因为其中只失记了三四天。而这三四天也是为了随父母到杭州去而停辍的。但是因为在大同大学读书的时候,生活非常单调,环境又不好,故所记的内容实在没有第一本日记那么有趣味。而且又因为生活单调的缘故,这一本日记中,记事的地方很少,而记思想的地方却较多了。记事的地方,即使文字浅陋,因为那些事很值得回想,所以现在翻出来看看也还很有味,至记思想的地方,则因为弱冠时的思想毕竟幼稚得很,现在看来却觉得可笑了。十一月七日,星期六。这天晚上,大概很空闲,所以写了八页日记,最后一节很妙:同舍许君今天买回了一本《小说世界》(十二卷二期),其中第一篇却颇有意思。  
  该篇题名《未嫁》,系署名“春野”君所作。读后颇有些回味。此篇内容只是说一个男子和一个女子,曾经有人给介绍过婚事而未曾实现。后来那男子出外去了,在某天遇到了他从前的学生,告诉他那女子尚未出嫁,因而那男子凄然生了一些回忆。  
  情节只是如此,而且那篇小说的描写艺术方面也并不好。但是我之所以说它好者,因为作者的情绪之体会,竟使我读后登时起了强烈的共鸣。即此一点,它使我充分地愉快了,不禁也悠然地回到我的“记忆之国”里去了。  
  真的,婚姻这回事真是一个miracle。它会有一种莫可名状的情绪给予当事人。所以即使只曾经有人把一双男女提起过配偶的话,即使这提议始终没有实现,然而这被拟议的两人之间从此就会发生一种神秘的同情心。  
  这种同情心往往是很真挚的,很深沉的,有时或许比此两人的真正配偶所给予他或她的同情心尤为伟大。但以上所说的只限于在被拟议婚媾时双方默许的人,若当时就变色拒绝的两个互相蔑视的男女,是永不会发生这种同情心的。  
  这可以算是我当时对于一种半新旧的媒妁婚姻所发表的感想。其实,从“记忆之国”这些话看来,似乎当时也曾经有所忆念,可惜现在已不能追邈当时的情怀了。  
  我对于时事的关心,并且还下批评,似乎也是这时候开始的。在十二月六日,曾记着:今日在闸北有市民大会,不知召集之团体何名,但知其目的为倒段而已。此时倒段,殊为根本滑稽,盖自郭李倒戈去张而后,老段地位根本摇动矣。从而呼号以倒之,岂非俗所谓打落水拳头哉,不武也。  
  这算是我的时评。  
  我的第三本日记是从民国十五年一月一日至四月七日,用的是商务印书馆的“国民日记”。第四本日记是民国十七年七月间所记,大约是暑假中忽然高兴,想再记一些日记,但这个毅力只坚持了十几天就中辍了。这两本日记中都没有什么使我引起回忆的材料。  
  第五本日记是我生平所用的第一本日本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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