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从你的逻辑，你是不是以为在禁止自杀以后，自杀的人就多起来了？”他问。
“可以这样说，我相信。虽然这个理论用在自杀这件事情上，不容易获得明显的论证。”我说。
“然则，你以为这些可笑的自杀者是前进的，是不是？”他逼着问。
“当然，也可以这样说。”我回答，“不过，你要注意，大多数自杀者是没有叫救命的，他们真正做到了自杀，自然是前进的，例如轰动一时的筱丹桂就是。”
“筱丹桂，我承认她是前进的，但是，我不了解，叫救命的难道也同样是前进的吗？”
我说。
“当然同样是。这分别只是一个自杀的技术问题。技术差的自杀者，使他在临死之前，还有能力表示他的要生命的意志，技术好的，使他在来得及表示其要生命的意志以前，已经死了。”我说。
“怎么？你以为凡是自杀的人都是要生命的人吗？”他有点迷糊了。
“很抱歉，”我说，“我在没有回答你第一个问题以前，就把你送进第二个问题里去了。现在让我们先来解决第一个问题。我说‘前进的’，这个状词的意义并不如普通人所想象的那样可尊敬。我所认为前进者，是指一些有能力有办法解决一个问题的人。
至于那能力那办法之是否适当，是否成功，都没有关系。自杀者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应付他那苦难的生命，如果他根本不要生命，不重视他的生命，又何必急于要解决这个问题呢？因此，这就是我对于你第二问题的答案了。你也许会觉得，这里存在着一个显著的矛盾：既然要生命，反而以停止其生命为解决生命苦难的方法。是的，这就是每一个人都会有的矛盾，在自杀后叫救命的人泄漏了这个矛盾；而终于自杀的人则保藏了这个矛盾的秘密。”
“很好，你解释得很透彻。但是，我还得回头来问一下，在禁止自杀以前，这些人难道都没有准备解决他们的问题吗？”他问。
“何以见得？既然一问有人自杀，则那些自杀者就是自动地在设法解决其问题的人。
这种人可以说是先知先觉的自杀者。先知先觉的自杀者多了，不免影响到社会人心，于是当局要禁止了。而禁止实在就无异于唤醒。先知先觉者促成了禁止，禁止反而唤醒了一批正在不知应该如何解决其问题的游移分子，给他们指示了出路。于是有的完成了悲剧，有的闹了笑话……”“这样说来，根本就取放任政策，不加禁止，你能担保自杀者不会互相效尤，愈来愈多吗？”他问。
“如果生命的苦难只有一个方法可以解决时，这就无法担保了。”我说，“但是，事实上，十之九的自杀者都应该可以有别的两全之道去解决他们的问题，只是他们没有经过周密的考虑，却采取了一个干脆，然而是牺牲最大的方法而已。”
我说。
来客又对我瞪了一眼，漏出了他的昆明话：“你家说哪样？”
“我说的是关系自杀的事。”我回答。
“那么何以说是‘两全之道’？这‘两’字指的什么？”他咄咄逼人地问。
“难道你以为应当说是‘自全之道’吗？我却不以为然。一个生命是个人的，另一个生命是人类的，虽然同时在一起。”
“得了，别引申开去了，我该走了。除了自杀的事情以外，我今晚没有跟你谈别的，你下笔得放仔细。”他说着就走了。
于是我写得了这么一篇闲文，送给论语复刊周年纪念号去助兴。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晚
过年
在炮火中过了九个年关，倒并不觉得怎样难过。不，甚至可以说是一点也没有过年的感觉。年三十晚上早早的睡上了床，年初一睡到日高三丈才爬起。临睡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忧愁，也没有什么感伤。没有人来跟我要债，也没有人来借钱急着还债。爬起之后也一点没有觉得异样。偶然看见本地人有点像过新年的样子，也漠不关心，仿佛这与我无分。那么平静，那么顺利，那么安逸。当时不以为可贵，现在却不胜其忆慕了。
现在，胜利还乡以后的第三个年关，却过得有点惊心骇目了。我不知道应该用哪一些字眼才能说明这一份情绪。在炮火中行了宪，在饥饿中民主。有人花一万块钱吃一碗阳春面，有人花几十亿争取一个国大或立委。在啼哭呼号与欢喜赞叹打成一片的交响乐中，我不敢对镜子看一看，因为我觉得连我的脸也一定很尴尬相了。
有时也偶然会爽然若失，觉得自己还不够达观。到底这些局面还可以与我不相干的。
为花惜春，为蝉悲秋，总是感情用事，不值得那么牵挂。俗语云“天坍自有长人顶”，我辈矮小儿郎大可不必干着急。可是不行，尽管会得作如是想，也似乎摆脱不掉这干着急的情绪，甚至有时竟也会双脚乱跳起来。
一年，两年，三年，谁知道愈跳愈急，无法安静下来。难道要我把这一辈子断送在这干着急的情绪里了吗？我有点害怕。现在又得过一个年了。时光既不会永久的或暂时的停止，我又不预备切断我的生命来否定时光的前进，于是这个年关展开在我面前，那副狰狞的面目，使我望而畏缩了。
我不敢揣测这一关之外是些什么景象，我只晓得我已不能再跳下去了。然则不过这一关，岂不可以稍稍安定些？话果然有理，但我可哪能不过这一关。一切在年关自杀者其实都是蠢人，抽刀断水水更流，水既长流，抽刀亦遂徒劳。你难道真以为自己一死，年就不过了吗？你的双脚不必再跳，这并非表示关外已无使你不跳之景象也。
因此，我的最大问题，乃在于应该怎样挨过这一个年。照法国人的话讲起来，就是我应该有一个“哲学”。可是偏偏我从来没有读过哲学，现在急切之间，不知从何找起。
我思古人，不免打开几卷残书，想看看古人的过年哲学如何。谁知因此却发现了一个向来没有人注意的事实。原来古人对于过年一事，也都缄默无言。关于除夕的诗文倒有不少，可是那还没有过年。元旦或新年的诗文也常常碰到，可是他们已经过了年。白石道人诗曰：沙尾风回一道寒，椒花今夕不登盘，百年草草都如此，自琢春词剪烛看。
这一首自然是一切除夕诗的代表作，风韵可称清绝。但是他说“百年草草都如此”，却一笔判定了百年，不承认例外。这一点与我现在的心境却不同。我所想到的是：从前的确并不如此，今年却弄到如此。或者说，尽管从前如此，以后如此，今年却偏不如此。
因此，白石老仙还能从容剪烛，自琢春词，我却无此安定的情怀。况且，当他写完十首诗后，不管他是吹熄了蜡烛，在船里睡觉过年，或是对着烛花守岁，那时此老真的如何感想，还是一个秘密。元微之诗曰：一年今日始，一年前事空；凄凉百年事，应与一年同。
这可说是一切元旦诗中最爽利的了。我把它检得来与白石道人诗配对，因为他们两公是同样的看法。元微之也毫不客气地一年判定了百年。不是吗？“凄凉百年事，应与一年同。”与“百年草草都如此”，岂非同一机杼？我们不能说白石道人偷用了元微之的诗句，只能说大家都代表了中国诗人在岁暮年初的观感。
但是这首诗也不是我现在所要寻找的，因为他到了正月初一，才做这首诗，他告诉我的是过了年之后的感慨，也并不是过年的情绪。
于是，在我的苛刻的条件之下，我只能找到一个宁波和尚的法语：大树大皮裹，小树小皮缠；庭前紫荆树，无皮也过年。
这是北宋时余姚法性寺行持和尚过年颂。的的确确是咏过年的，正是我所要来用以消遣我的过年情绪的药物。到底佛法比消法地下净还有灵验，它登时启发了我的禅机。
我可以给它下种种注脚，不管是政治的，经济的，心理的或社会的。左讲右讲，无所不通。总而言之，“无皮也过年”宛如一声狮子吼，使我猛然警悟，放下一切。过年过年，原来正该作如是观。一切恐怖忧虑，疑惑苦闷，立时消释，无有更无无了，这样一来总算解决了一个问题，比预支三月份薪津还要受用，欢喜赞叹之余，请为和尚下一转语：荆树本无皮，岂为过年故？
年自由它过，
莫把树认错。
禹城神洲一切善男子善女人，于意云何？
赋得睡
好久没有替《论语》写稿，对编者说是不得闲暇，其实这也不是全部理由。干脆说，实是写不出耳。一个向来自以为写文章的人，同时也一向被认为写文章的人，居然说“写不出”，好像又是一个无礼貌的托辞，于是还毋宁说是不得闲暇，至少对于编者，聊可息事宁人。
此番《论语》又要出一个专号了。叫做“睡的专号”，编者用十万火急文书，发令征文，并且还先送了稿费来。简直好像志愿兵领到了安家米，其势非出发不可了。
于是让我来试作“赋得睡”。
我不知道这个专号是什么人想起来的。似乎想得太促狭了些。睡了还有什么话好说？
古往今来只有梦的文学，没有睡的文学。梦是唯一的睡了之后的文章，而且那文章尽有得做。如果睡了之后，并不做梦，小说上照例总是用“一宿无话”一句交代过去，他既无话，看官们还有什么念头可转？
再说睡之前，那就是没有睡的时候，话可多了，可是与睡全不相干。小说里写到这个地方，总是说“于是交颈叠股而睡”，一段风流，终于此一“睡”字，看官们也就索然意尽，翻回前页，再从头看过一遍了。
如此说来，睡还有什么可谈的？此鄙人之所以不得不怨尤题目出得太促狭也。
想来想去，替睡的专号写文章的人，最有资格的当推终南山中的老陈抟了。他老人家既然一睏困千年，到如今想必不计老了三年五载，用飞机去请他来谈谈睡的滋味，一定有趣。好就好在不听说他睡中有梦，而且总是倒头便睡，所以一定切题，决不会作题外话也。
宰予也是一个合格的人物，让他来讲讲昼寝的经验，一定有奇言妙论。可惜被孔老夫子骂了一声“朽木不可雕也”，遂使千载以下，不闻其详，此道竟尔失传，这又不能不怪孔老夫子太认真了些。你看他老人家自己睡觉是怎样的？“食不言，寝不语”，“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可想他的睡觉必如泥塑木雕一般，一上床就规规矩矩的专等周公来入梦，其情形大似前清考秀才的童生到于忠肃公祠去祈梦一样。若使夜夜如此，却不知他的伯鱼是怎样得来的。
寝衣，有的说就是绵被，有的说就是睡衣，不管它到底是什么，“必有”和“长一身有半”这两个条件都叫人有点吃勿消。难道在大热天也得盖绵被或穿睡衣睡觉吗？况且这绵被或睡衣还得长一身有半，拖手拖脚的，有甚舒服。照我的办法，光身赤膊，四体朝天，肚子上覆一条三尺的毛巾，胡帝胡天的睡一觉，这是大热天最舒服的事情了，孔老夫子怕不懂得享这个福。
孔夫子不喜昼寝，可是做圣贤群辅录的陶渊明却偏爱昼寝。“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