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近来各方面暴露出来的某些干部，品德之坏，在旧社会里都是骇人听闻的。父子之亲，而有协议离弃的文书；师道之尊，而有渔色女学生的风流校长。这些人距离共产主义品德，似乎甚远，虽说是个别干部的事情，但在人民大众心里，总是为党惋惜而不是为这些干部惋惜的。
由此看来，任人以德，现在恐怕不很妥当，因为我们在最近二十年中，经过好几次大变革，可以说是一个离乱之世，有德之人，实在太少。“老子打过游击”，只能算是“功”，不能算是“德”。有功则酬以利禄，何必以位？
从历史上来看，英俊有为之君，总是任人以才的，只有比较保守的帝王，才任人以德。然而也必须是继世之君方可。若创业开国之君，则天下离乱方定，如果无才俊之士，相与共治天下，单靠几个拘拘于小德的乡愿，那是打不开大局面来的。
汉武帝刘徹，在元封五年，因为文武臣僚不够用，故下诏求人才。诏曰：“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千里马是不容易驯服的，有才干的人往往是被一般人所指摘的，但汉武帝并不因此而不用此马此人，因为他自信有能力驾御得了，可以用其所长，制其所短。
魏武帝曹操更为突出。他下过三个命令，要不拘品德，登用人才。甚至说：“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都应该由地方官吏保举出来，使他“得而用之”。这就可以看出，一个国家在百废俱兴的时候，“才”的需要尤甚于“德”。尚书说命曰：“惟治乱，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恶德，惟其贤。”亦就是说，要按才能以任命官吏，按品德以评薪评级也。
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多，专业分工又细，如果以“德”为任用各级领导干部的标准，即使有超于传统道德以上的共产主义品德者，如果一点不了解业务，也还恐怕不顶事。
何况今天之所谓“德”，还只是一些表面的组织性，纪律性，革命性，积极性而已。
“樊迟请学稼，孔子曰：‘吾不如老圃’”。可以想见，盛德如孔子，如果要他去领导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他一定自认不如一个老农民的。现在改两句龚定庵的诗，以结束这一点点感想罢：“我愿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用人才。”
乙夜偶谈
小引
答应给《随笔》写稿，已经是半年以前的事，但一直写不出来。顾名思义，随笔是随时有所想，随时笔录下来。随时有所想，没有问题，一日之间，胡思乱想可真不少。
随时笔录，却十分困难，没有这样一支勤奋的笔。为了蓄意要给《随笔》践约，不得不在随想之后立即随笔。可是白天的随想总是无法赶快笔录，因此，它们几乎全部逃走。
两个月来，总算录出了几段晚上的随想，即以《乙夜偶谈》为总题目，亦可以说是记实。
希望不久就会有一种录想机，可以在运行思维的时候一按电钮，立即记录了我的随想，那时《随笔》的稿源，一定如长江水涨那样滚滚而来，我的投稿或许也不在少数。是为引。
形象思维
毛泽东同志给陈毅同志论诗的信发表以后，“形象思维”喧腾众口，成为文艺理论家不可不谈到的题目。有人从外国文献中去研究形象思维，有人从中国古典中去探索形象思维。文章发表了不少，已经编成好几本厚厚的专集了。形象思维本来不是什么奥妙的东西，给百来万字的文章一讲，却变得有些奥妙了。有人说：戏剧是形象思维；有人说：小说里也得用形象思维；还有人说：二王的书法是高度的形象思维。文艺理论发展到这样“高度”，形象思维钻入牛角尖了。
毛泽东同志明白地说：“诗要用形象思维。”可见形象思维是诗的表现方法。中国诗论中没有“形象思维”这个名词。但中国诗人能用这种表现方法，他们称之为“比兴”。
“比兴”和“形象思维”的概念，恐怕不能完全一样，正如一切同样的文哲术语，古今中外都不会是同样的概念。但毛泽东同志同时也提到“比兴”，可以体会，他是把“形象思维”联系到“比兴”的。
对于形象思维，我以为不需要下繁琐的定义。运用具体的事物形象来表达逻辑思维的结果，这就是所谓“形象思维”。“思维”是一个名词，不是动词。人的思维活动，是逻辑的推理，不是形象的思索。有人把“形象思维”诠释为“形象地思维着”，这可使人愣住了。
自从《诗经》里有了“手如柔荑”、“齿如瓠犀”，后世人做诗就用“柔荑”来代替女人的手，用“瓠犀”来代替女人的牙齿。不说头发，而用“乌丝”，不说眼睛，而用“秋波”。有人以为这就是“形象思维”。我看，还不是。因为这些具体形象所表达的只是另一种名物，而不是一种思维。这是《词源》作者张炎所谓“代字”，而不是“形象思维”。
唐代诗人最善于运用形象思维，他们的窍门是不漏出一点逻辑思维的痕迹。“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诗人的逻辑思维是：见过第一等的东西，对于第二等以下的东西就不以为奇了。他用沧海之水和巫山之云这两个形象来表达这一个思维成果。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诗人的逻辑思维只是：我将永远思念你，永远悼念你。他用蚕丝和烛泪这两个形象来表达其思维成果。“丝”字尤其巧妙地谐音“思”字。我以为，引用这两联来解释形象思维，似乎可以说是够明白了。
至于朱熹的“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虽然是“比”，却不是形象思维，因为他把逻辑思维漏出来了。这首诗，只是比较好的说教诗，却没有诗意。？
一九七九．七．二十五
宗教艺术
几个朋友在一起，谈到新出版的一些画集。随手从书架上抽出一册，里边有几幅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名画，画的都是圣经故事。朋友甲翻了一遍，皱着眉头说：“这些宗教宣传品还是不印为妙。”
我说：“这不是宗教宣传品，是艺术品。”
朋友乙说：“尽管是艺术品，还是宗教艺术。宗教艺术，总是为宗教服务的。”
我说：“你怎么知道它们是宗教艺术呢？”
朋友甲说：“你看，这个画题：《最后的圣餐》，不是宗教吗？这个女人是圣母，不是宗教吗？”
我找出一幅毕加索的画，是用蓝油，画着一个女人，正在吻她抱着的孩子。我说：“你们看这一张，是不是宗教艺术？”
“画题叫什么？”朋友乙问。
“圣母与圣子。”我回答。
“那当然是宗教艺术。”
“如果画题是《母爱》呢？”我问。
“这就和宗教无关。不过它宣扬资产阶级的母爱，也不行。”
“好吧，”我说，“毕加索不是宗教家，也不会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这幅画的题目是《放工回家》。”
“哦，这样就行，”朋友甲翘着大拇指说。“他画出了一个女工人，回家之后，先要吻吻她的孩子。这个孩子大概刚从托儿所里领回来，这就表现了无产阶级的感情。”
我说：“不错，毕加索是很同情无产阶级的，不过这张画是他的早期作品，他还没有这样的意识。”我把画翻过来，纸背有说明，我指着画题原文。“你们看，这儿是真正的画题：《母与子》。”
两位老朋友默不作声。
“同志，”我说，“看画就是看画，不要看画题。在中古时代，画一个美丽的姑娘，总是圣处女；画一个谄媚的女人，总是玛格达伦；画一双裸体男女，总是亚当和夏娃。
即使画山川树林，风云雷电，也得用圣经故事。画题反映了画家所受到的压力，但是画还是画家自己的艺术。如果你们根据画题去批判画，就是给画题牵着鼻子走入迷宫了。”
一九七九．八．十四
旧书店
解放以来，我对旧社会的一切事物，毫无留恋。不但今天毫无留恋，就是在一九五○年，已经毫无留恋了。我既非地主，亦非老板；家无一椽之屋，瓮无五斗之粟；生活在任何制度的社会里，反正一模一样。因此，我可以轻松愉快地走入社会主义社会，而毫无留恋。
但是，虽说“毫无”，也不是绝对的。仔细检点起来，可能还有一二例外。解放以前，各大都市的旧书店，就是我至今还不免留恋的一种事物。旧书店并不是封资社会特有的商业机构，现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也还有旧书店。所以，虽然我留恋的是旧社会里的旧书店，似乎也并不意味着留恋旧社会。
逛旧书店是爱好书籍的知识分子的“好癖”。为了手头拮据，想以廉价买得一些需要的书，他不去新书店而踱进了旧书店。为了想访求一些新书店里没有的书，他到旧书店里去碰机会。为了给自己的研究课题找一些向来不知道的参考资料，他到旧书店里去搜索。单纯地为了爱好书籍，丰富自己的书库，他到旧书店里去物色古本、善本、珍本。
这是旧书店的高级顾客了。
抗战以前，上海的福州路、汉口路、城隍庙、蓬莱商场，抗战胜利后，还要加上常熟路、襄阳路，都是旧书店集中的地方。一段路上，并列着好几家旧书店，都是一个门面的小店。有西书店，有中书店，有古书店，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各的货源。下午四点钟，下班出来，逛一条马路的旧书店，足够我消磨三小时。到七点钟回家吃晚饭，总有两三本书迫不及待地在电车上翻阅。
我在古旧书店里经常遇到的是郑西谛。有一天，我在来青阁的书架上找出一部《秋风三昼》，恰巧西谛先生进来，把我手中的书略一翻阅，就说：“这部书你让我买吧。”
我看他很有欲得之心，就把书递给他。郑先生虽然自己常说没钱买书，但在我眼里，他已经是财力雄厚了。当时伙计在旁，听说郑先生要，势必开个高价。我即使不让给郑先生买，自己也未必买得起。
城隍庙里桥上有一个旧书摊，我在那里屡次碰到阿英。有一次，我正走上桥去，阿英已站在那里。一眼看见我，就说：“来得正好，借我一块钱。”接着，他告诉我：挑了一大堆书，老板讨价五元，还他三元不卖。大概非四元不可，无奈口袋里只有三元。
我一看，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有光纸铅英石印书，有《国粹学报》，有《新小说》，有弹词唱本，有小说戏曲，全是清末民初的通俗文学和期刊。我借给他一元五角，一元凑足书价，五角做车钱。我和老板帮着扎了两捆，又帮他提一捆到电车站。
西谛先生孜孜矻矻地搜罗古本戏曲，终于成为研究古代戏曲的专家。阿英兄到处捡破破烂烂的残书小册，终于写出了《晚清小说史》和其他许多关于通俗文学的著作。他们的成就，可以说是旧书店给了很大的帮助。这里我只举了两位我所熟悉的人，此外，肯定有许多知识分子曾体会到旧书店对他们的学识起过有益的作用。
如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