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实在是我自觉到自己没有向这方面发展的可能。甚至，有一个时候我曾想，我的生活，我的笔，恐怕连写实的小说都不容易做出来，倘若全中国的文艺读者只要求着一种文艺，那是我惟有搁笔不写，否则，我只能写我的。
于是，继承了《鸠摩罗什》而写成的《石秀》与继承了《梅雨之夕》而写的《在巴黎大戏院》，《魔道》在同一卷的《小说月报》上发表了。后两篇的发表，因了适夷先生在《文艺新闻》上发表的夸张的批评，直到今天，使我还顶着一个新感觉主义者的头衔。我想，这是不十分确实的。我虽然不明白西洋或日本的新感觉主义是什么样的东西，但我知道我的小说不过是应用了一些Freudism的心理小说而已。
《石秀》以后，应用旧材料而为新作品的，还有《将军的头》及《孔雀胆》（后改名《阿褴公主》）。这两篇以后，我的创作兴趣是一面承袭了《魔道》，而写各种几乎是变态的，怪异的心理小说，一面却又追溯到初版《上元灯》里的那篇《妻之生辰》而完成了许多以简短的篇幅，写接触于私人生活的琐事，及女子心理的分析的短篇。前者的结集是本年在新中国书局出版的我的第三个短篇集《梅雨之夕》，后者的结集是即将在良友公司出版的《善女人行品》。
我写小说，到现在不过四个短篇集，数量上诚然是微弱得很。但在写作这四集小说的过程中，对于写短篇小说的甘苦，自问却很知道了些。我不晓得我将怎样告诉读者，但我可以简括地说，小说并不是愈写愈容易的。人说“熟能生巧”，对于文学上，这却不尽然。我只觉得愈写愈难。现在是，每当要写一篇小说，必得有至少一星期的酝酿，回想以前的贸然握笔，一挥而就的情形，真要诧异这勇气是从哪里来的。
在去年春间，因一二八战事而蛰居在乡下时，我看了些英美近代诗的选集和评论集。
这一时期的研读使我荒落了好久的诗的兴趣重新升华起来。同时，又因为看了友人戴望舒做诗正做得起劲，于是也高兴写起诗来。可是数量甚少，《现代》杂志中发表的几首，就是我一年来大部分的成绩了。对于诗，我觉得胡适之先生的功绩是在打破了旧诗的形式，郭沫若先生的功绩是在建设了新诗的精神，徐志摩的功绩是创造了新诗的形式与韵律，李金发先生与徐志摩同时，但他以精练的诗人气质，屏除了郭沫若先生的豪放，着眼于文字的自然的节奏，而创造了中国的象征主义的自由诗。戴望舒在新月诗风疲敝之际，李金发诗才枯涩之余，从法国初期象征诗人那里得来了很大的影响，写出了他的新鲜的自由诗，在他个人是相当的成功，在中国诗坛是造成了一种新的风格。直到如今，有意无意地摹仿他的青年诗人，差不多在每一个载着诗的刊物上都可以看到。我呢，自然承认我们现代的新诗在形式上应该跟着这条路去求发展，而在精神上，却想竭力避免他那种感伤的色彩。但这也是不容易的，因为我已写成的几十首诗，终于都还免不了这种感伤。我企图着，我想对于新诗有较好的进步，正如对于小说一样。
名
老年人，或老实人，似乎都服膺着“名者实之宾”这句格言。但在我，不是老年人，也不想自夸是老实人，对于“名”有时候是比“实”更重视的。在许多日常生活的经验里，我觉得，“名”真是不可轻忽的。在适宜的时候，它能增加它所代表的“实”之价值，反之，在不适宜的时候，却也真能贬损了它所代表着的“实”之价值，无论那“实”之本身是怎样地完美，崇高，或尊贵。
对于“名”这样地着重，在我自己，也真没有明白为了什么。也许是由于不幸而识了字，对于字的意义声形能就自己之爱憎而定取舍。但这个疑问，我们不必在这里研究，因为即使是为了这缘故，反正我也未曾有过一次“人生识字忧患始”的感慨。
曾有过一次，从灼热的盛夏的阳光中，走入林荫树下的一家咖啡店去。在小小的桌子边猎得了一个座位之后，瞪眼看路上的熙熙攘攘的行人，心中踌躇着“饮些什么呢”？
急躁的侍者将茜红色的冷饮食谱展呈在我眼前，于是这样艳佚的名字就首先溜进了我的眸子：“夫人之舄”（Lady’s Slipper）。
啜着这新奇的冷饮，我实在并不曾细细地如一个骨董鉴赏家似的辨别它的好歹。与其说我是在啜冷饮而袪暑，不如说我是在玩味这“夫人之舄”以忘热。这样地付给了小账出来，我是踌躇满志了。
人如果问：“滋味如何？”
我会说：“我没有留心到这方面，先生。”
倘若是个欠聪明的人，他会得再问：“那么你怎么饮着的？”
“我单是饮着一个名字。”我一定愿意这样回答他。
而且，当他一笑而去的时候，我心里会这样想着：如果目的单是为了避暑解热，自来水不是随处可以不费代价而喝到的么？
一座简陋的小楼，建造在半山间，这是无意中在漫游的时候找到的。因为有些闲暇的人在里边饮茶，便也不自主地就了一隅的藤椅。呆坐了片刻，并不曾有七碗的量，已经想离去了这烦嚣，简单，平淡的处所了。但是，不幸——或者应当说幸而——一抬头看见小小的白匾额，飘逸地写着：“扫叶楼”。
并不曾预先知道它的历史，自从到了那六朝金粉地以后，也并没有人为我提起这个胜地，仅仅是这样的一个名字，在这样的清秋天气接触了我的视觉，便立刻使我觉得环境都变幻了。这周围的山色是如此之萧瑟，青空又如此之寥泬，木叶惊风，又多少的令人触起无名的愁绪，这个楼，这个名字的楼，在这里真是和谐得完全使我中意了。结果是，在茶客之集团中，我又多占了许多时间。
有了这样的癖性，十足地有些傻气了。自己也承认是太过分，太“好名”了。但是，另一方面，我也并不是没有充足的理由来为我辩诉的。对于近代人的生活，我觉得随处都有五官兼用的必要了。为了口腹的缘故，试走进旧式的酒楼菜馆，当你登楼就座——大概都是雅座——的时候，便会觉得千百种的不舒服都丛集到你的感官。光线是异常的昏暗；油味辛辣味又这样的刺激了你的鼻子，你的喉咙，使你忍不住咳呛；人声，锅杓声又这样地喧乱了你的耳鼓。在这样的环境里，即使是旨酒嘉肴，我想你食量纵然不完全告了消乏，也多少要打些折扣的。但如果你走进了现代式的食堂，冠生园也好，新雅当然更好，耳目口鼻都能够担保你受到相当的供养。这是有过经验的人，或富于想象的人，都会得比较其优劣的。再说，如果为了视听之娱，而低下了头钻进污秽的小茶馆中去听光裕社员的说唱，或是厕身在凌乱的茶寮中听本国式的管弦乐队之演奏，这种至多能满足一个感官的生活方法，到如今自然地有人要感觉到不满意了。所以音乐的园会在目下也有中国人举行的了，梅兰芳博士的清歌妙舞也居然能够在黄金大戏院的银幕前听到和看到了。然则我之看了名字而去饮食游览，也似乎未必便是怪癖罢。
这种倾向，变本加厉起来，凡是耳目口鼻所享用的东西而蒙着一个丑恶的名字者，遂往往失去了我的恩宠。这是我所深为引咎的。反之，幸而因为名字之中我的意而被我享受过一回的较劣的或很恶的东西，一方面，我虽然对它怀着不满，而一方面却毕竟还因了它的美丽的名字而宽恕了它。
异国情调在我这好名的观念上，也有过很大的作用。曾经有一次，天天走过一家名叫春阳馆的菜馆，只觉得它的名字之庸俗，总没有起过一次进去试试看的意思。但是，有一天，偶然在一本日本的“细见”上发现了东京有一个名字相同的著名的料理店，我顿然间对于这个天天憎厌着的菜馆发生了无量的好感。就在这天的晚晌，我终于忍着刺鼻的油腥，踏进了这日本风的名字的菜馆了。
诸如此类，凡是供给我的五官之享受的东西，在我国似乎必须有一个夸张的美“名”来掩饰其恶劣的本质——或者这里又应当说是“实”了。我很怀疑将来如果有机会作一次国外的漫游，可还会有这种希望没有。但愿我不至于如此罢。
啊！感伤地说来，像我这样的一介细民，在饮食观赏之间，不敢企求其真实之能使我满意，只是掩耳盗铃似的拥着一个浮华的美名，聊以自满，这情状也好像颇足怆然了。
崇尚实际，当然是我的本愿；不虚负盛名的五官之享受的幸福，我也是十分吁求着的；但是国家——啊，我很想不要说得太大了，可是请宽恕我，没有相当的字呀——如果没有能力把那样的幸福赐予我们，则让我们享受几个美名，以为过屠门而大嚼之道，我们也已经沐着宏深的恩泽了。
渡头闲想
乡间的小径把我引到这渡头来了。我该常说它是古渡吗？“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则似乎以古渡为较有诗意，然而恐怕这个渡头未必古；倘若说是野渡呢，“野渡无人舟自横”，也未尝不妙。无奈这里的渡船上明明有人，船也忙得没有横的工夫，喔，让我想来，还有什么形容渡头的现成字眼没有？简直的没有，虽然破工夫翻几部书，也许会搜索出一些来的，可是一个形容词又值得了几文钱！
当我走到渡头时，在我前面的三个乡下人——我应当说明白，虽则不说也没有什么关系，他们是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都已经下了船。我立停在岸上，看着这三个静静地站立在船中的渡客和把着橹的舟子。说不定这时候他们对于我的怀疑比我对于他们的更大，这是从舟子招呼我的说话中间可以分明地听得懂的：——摆渡吗？
在没有回话之前，我先在自己心中照样问了一句，“摆渡吗？”但我自己也不明白这问话的意思，于是我摇摇头。这摇摇头，在那舟子眼里，一定是以为我表示了并无摆渡之意，而实在呢，我只是一种蒙蒙昧昧的不置可否的举动。
何以不置可否？那是因为我根本没有知道这摆渡的意味。我知道在一刻儿之后，这渡船就会得撑到对岸去的，船里的这些渡客也会得在对岸上了岸，继续他们的行程。但我呢？我非但没有知道对岸是什么地方，即使现在我伫立着的究是什么处所也全不熟悉。
我将从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去呢？
当我沉思之顷，已更有四五乡人越田塍而来，相将下船。小小的渡船的两舷，已经贴着水面了。那舟子摇动着橹，发着轻柔的欸乃声，于是这渡船横流而去了。
“容与乎中流”，“春水船如天上坐”，我承认这是一种人生的逸趣，不管这些坐船的或撑船的是忙人抑是闲人，是快乐人抑是忧愁人，当他在这漂浮之际，我想他一定能有至少十分钟来欣赏这乘船的滋味的——可惜北人乘马，在这事情上，我恐怕北方人是不会领略的。可是我觉得这乘船的趣味却不足以语夫摆渡的客人们。
你看，普通的船舶，不是顺流而下，总是逆流而上的。船中人有两岸的风景可以观览，有并行的船可以彼此窥眄，或竟是遥为应答，而且他们的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