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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举两个例子，代表读者，要求介绍外国艺术的出版物，要有高明的解说，帮助观画者理解。
《湘行集》
八月十三日，收到兆和嫂子寄给我的这本沈从文著作的新刊本。当时我正在病中，十分萎顿，伏枕看书都没有精力。大略翻阅，知道湖南岳麓书社在计划印一套《沈从文别集》，全部将有二十种，这本《湘行集》是第一种。
十年以来，从文的著作已印了不少。全集也已印出了。《湘行集》的内容，主要就是《湘行散记》。这一种，也曾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印过一个单行本，现在又印出了一个《别集》本。从一九三○年代上海商务印书馆印的初版本算起，这本书我已看过不止三遍，现在我没有精神再“炒冷饭”。因此就把它插上了书架。
这几天，健康逐渐恢复，偶然又从书架上把它抽出来，仔细看看。才发现这个《别集》本的特色。原来这个版本的主要内容并不是《湘行散记》，而是从文写《湘行散记》的以前的原始素材——他们两夫妻的三十七封书简。这是没有发表过的资料，如果说《湘行散记》是“表”，那么，这些书简便是“里”。向来我们读《湘行散记》，只是见其表，而现在，这些“散记”却表里透明了。这本书的编法，是一种创新。想不到从文、兆和夫妇在历劫之余，居然还能把这些五十多年前的书信保存下来，为从文的著作补充研究资料。如果《别集》的其他各本，都有这样的新增资料，《别集》就可能胜过《全集》。
书中还印有几幅从文的山水漫画，大约是当年随信寄给兆和的。为什么早年佣湘行散记》的时候不把它们印进去呢？向来我只知道从文能写一手好章草，却不知道他还能画。
现在，知道得太迟了！
《遐庵谈艺录》
《遐庵谈艺录》一册，宣纸线装，仿宋铅字印，七十年代从吕贞白借阅。卷首有《小引》，略云：“此书为叶遐庵先生近二三十年关于艺文之随笔、札记，兹经搜集成帙。虽未必尽惬先生之意，且事实亦或有迁变，然足供艺林参考，则无疑也，故录焉。”
此《小引》署名“录者”，全书中不见编录人名，竟不知此“录者”为何人？
全书收文一百二十九篇，遐庵自记其所知、所见、所得书画、金石文物，为文物考古学者重要参考资料，可与邓之诚所著《骨董琐记》比美。遐庵者，叶恭绰也，文革中，被凌辱而死。此为其最后著述。
此书无印行年月，亦非公开发行品，故流传极少。闻为胡道静一九六四年编辑校印，以赠友好，免于亡佚。《骨董琐记》近年有重印本，我希望此书亦有机会重印流传。
《外国百家爱情诗逊
新文学运动初期，译诗集极受青年欢迎。郭沫若译《鲁拜集》，郑振铎译泰戈尔的《飞鸟集》，都曾畅销一时。但以后几年，译诗集渐渐不景气，书也出得很少了。
最近十年，可谓译诗集出版的旺季。湖南印出了一套《诗苑译林》丛书，把外国古今诗歌作了大面积的介绍，极受青年诗人的欢迎。
诗人贝岭选编了一本《外国百家爱情诗逊，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印行。七月中，送给我一册，我正在病中，即在病床上看了一遍。
此书中选译的都是现代诗，我十分欣赏，爱情也有时代感，十八、九世纪的外国爱情诗，在它们本国也没有青年人喜欢读了；中国青年，距离更远。
其次是此书选材面广，收入了许多国家的好诗。这反映了近年来译界的宏观趋向，介绍外国文学，不再局限于英、法、德、俄、美几个大国了。
第三十二页有一首法国诗的最后三行，译文是：“我呢，我将头捧在手心我嘤嘤哭泣。”
这三行诗，使我想起《聊斋志异》中的那个女鬼，把自己的头拿下来放在桌上梳理头发。
一九二○年代，赵景深把英文的“银河”译为“牛奶路”，被鲁迅奚落了一顿。又有人把英文的“仰头而卧”译为“睡在他的背上”，也在译人中间传为笑柄。其实，这两位译者都没有译错，不过是直译、死译，不适用于中国语文习惯而已。
“将头捧在手心”而“我在哭泣”，不知“我”的眼泪从何而来？中国有“抱头痛哭”的成语，译者为什么没想到？
嘉业堂藏钞本书目
南浔刘氏嘉业堂藏书之富，为清季以来东南藏书一大家，今书散堂空，成陈迹矣。
吾友周子美早年佣于刘氏，典守其藏书，凡二十年。尝编《嘉业堂藏钞本书目》，藏于家，未及刊行。甲寅（一九七四）秋日，我从子美借阅，为之著录。
书凡四卷，稿本，著录钞本、稿本一千二百余种，皆古籍由钞本及明清人著述之未刊稿本。《清史稿》原稿本有数百册，子美云：其列传部分视今已印行之《清史稿》多千余篇。可知当时定稿，删退甚严。然此删余稿，亦甚有用处，不可任其泯没。
我不习版本之学，不能知此书目中名贵者何在？但录其为我所注意者于此，希望他日或有机会得而读之。
刘僖海《唐昭陵陪葬姓氏目碑文存佚考略》一卷，又《燕庭金石丛编》五册。燕庭遗著，多未刊行，此二书仅其一脔耳。著录昭陵碑刻，前有林同人，后有罗振玉，皆未详及陪葬姓氏。刘氏此作，亦费考核。《金石丛编》为《金石苑》之未刊稿，其中著录异品必多。
旧钞本宋谢采伯《密斋笔记五卷，续记一卷》。此书虽有四库著录，亦未闻有刻本。
宋人笔记，至今少此一家。
词人郑文焯著述甚富，多未刊行。其婿戴正诚为撰《年谱》，著录其所撰书目，皆有目无书，读者或以为妄。今此目中有《樵风杂纂三卷》、《瘦碧庵脞录一卷》、《双铁堪杂记》一册、《半雨楼杂钞》一册，想必皆花草金石文字。我尝得郑氏所藏金石拓片数种，皆有题识，此诸稿亦不知流落何许。文人身后，著述不传，亦可慨事。
史事之书，则有李仙根、杨兆杰之《安南使事纪要》四卷，潘相《琉球入学见闻录》四卷，皆有关晚清海疆政治之作，惜未得刊行。
《五茸志逸》为吾松江野史之著名者，所见抄本皆不过数卷或十余页。嘉庆《松江府志》常引用此书，而迄今未有刊本。此目中有旧钞本十二册，必从原稿过录之全本也。
集部书目皆明清人诗文集之无刊本传世者，多小家数，惟其中有闺秀集十余种，皆未见征录者，尤可叹惜。
《人类的艺术》
作者房龙是一个荷兰人，一九○三年，二十一岁，到美国读大学，毕业后即在美国各大学任教历史。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任战地记者。一九二一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文化普及读物《人类的故事》，获得好评，风行一时。以后又出版了《闲话圣经》、《房地理》等书，奠定了他的著作方向。
《人类的故事》三十年代有过中文译本，我看过，觉得很好，应当推荐给青少年阅读。这本《人类的艺术》原著出版于一九三八年（伦敦版），中国已在抗日战争时期，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中外文化消息不通，故无从见到。转眼过了五十年，才读到这个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译本，意外的高兴。
这本书，也像作者其他著作一样，是一本普及性读物。它简明扼要地讲解了全世界各国的艺术情况。不过关于中国部分，似乎讲得太浮泛。看来作者对远东艺术，所知不够，因而无法具体地论述。但是，有一段话，倒很有意思：“有人说：中国不是一个国家的名称，而是一种文化的名称。我认为，说这话的人，是个聪明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中国人不会得这样长久在世界上存在。国家有兴亡，但文化却是在创造它的民族已灭亡之后，仍能继续流传几千年的东西。”
“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名称，开始于辛亥革命以后（一九一二年）。这以前，本来没有这个国名。如果说它是一种文化的名称，那也是开始于一九一二年以后，在此以前，我们的文化曾被外国人称为秦汉文化，唐文化，这是中国文化最有对外影响的两个时代。唐代文化尤其是源远流长，到今外国各大都市仍有唐人街，而不称中国街，虽然英文名为Chinatown，这个名词亦只能译作“支那城”，而不是“中国城”。
印度人称中国为“脂尼”，日本人称为“支那”，这个名词传到西欧，英国人读作“却也那”，法国人读作“希纳”。本来都不是“中国”的译名。至于俄国人，到今天还说是“契丹”。
“国家”只是一个政治实体，国家兴亡，本来不同于民族兴亡。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产物，不是一个国家的政治产物。所以，民族文化可与国家同兴，而不会与国家同亡。但是，一个民族灭亡之后，它的文化迟早必然被消灭，只要看墨西哥的玛雅文化，即可为证。关于这一个观点，房龙却讲错了。
《现代名人书信手迹》
去年十月，有人从北京来，说北京新出了一本名家书法集，其中有我的字迹。我已十多年不写毛笔字，而且我的字不入书家之列，怎么会有人看中我的书法？
近日收到中华书局所赠一部《中华书局所藏现代名人书信手迹》，其中有我的三封信，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去年是中华书局创业八十年纪念。书局领导同志把编辑部中所藏文人、作者的书信，选印一册，以为纪念。从一九一九年的梁启超到一九四八年的嵇文甫，共收书信将近四百封。在这三十年间，与中华书局有过关系的文化人的笔迹，由此书保存了不少。
现代的文人、学者，可以无求于达官贵人，却不能不有求于出版家。这四百封信，反映了一代文人如何迫切希望他们的著述能够问世。一部分书信更反映了他们的经济处境。
一九三○年五月，徐志摩曾有信给舒新城，为胡也频介绍出版其小说集，《夜里的谋生者》，这部书稿也随信寄去。这件事，好像没有人说过。《夜里的谋生者》也没有见到过印行本。胡也频与徐志摩相识，也一向无人知道。这一记录，可谓文坛逸闻。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徐仲年有一信致舒新城，内容说：“弟之老友韩侍桁兄及杜衡、蛰存两兄拟编一丛书”，要求中华书局为之出版。信中开列了十种书目，其中有《施蛰存小说集》。这件事，我当时并不知道。我和徐仲年共见过二三次，并无交往。由此可证，有许多新文学史料记录，都是不足征信的。
一九三三年，郑振铎、朱光潜、巴金、靳以等计划办一个文学季刊，当年十二月十二日，郑振铎有信给舒新城，为这个集资自费办的刊物拉广告。他希望中华书局能在这个刊物上登一页新书广告。广告费原定每页四十元，可以优待，改为二十元。信中说，《文学季刊》创刊号印一万册。
这封信，反映了当时办同人刊物的艰难。二十元一页的广告费，可谓低廉已极，舒新城当然在信上批了同意。这二十元，在当时是三万字的排字工价。一本《文学季刊》，有四五十万字，不知要拉多少广告，才能解决排版费用？纸张、稿费，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