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人，一边是公主太太；她们谈论车马、锡器、猎人、皮毛。
羽饰应治、文学；她们根据各种崭新的、但充满虚伪的观
点去评断人。
这种尖刻的批评最后以青年人特有的对他们先辈的怨恨而结束：
我学会了取悦每一个人。尤其当我总是附和我的交
谈者的意见时，怎么会认为我不可爱呢？我明白我不能
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否则我将会受到羞辱。
哦！20岁！20岁！我多么希望有一天也使她们变
成20岁的人。
在1848年的一位大学生的笔下发现这种在当今时代以更为激烈的方式表达出来的感情流露，这是很有意思的。在路易—菲利普时代，这位年轻人已经具有这种对现状不满的情绪！
德·巴雷尔太太的沙龙对他具有另一种风味。他在那里结识了“整个浪漫派”；尽管他认为到这里来的许多文学家相当平庸，但他为得到《自由报》的编辑科拉尔伯爵的青睐而感到由衷的高兴。科拉尔伯爵答应带他去见雨果。还有一次相会，或许在他的一生中曾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那就是与阿尔彭蒂尼相会。阿尔彭蒂尼是个醉心手相术的骑士，大仲马对这门学问挺感兴趣。
德·巴雷尔太太是索菲的朋友；与亚历山大·仲马之女、仲马太太过从甚密；她对于她的这位受保护人被引至《三个火枪手》的作者门下，无疑会感到高兴。那位手相术士负责这次引见。大仲马热情好客，很快地便接纳了这位外省青年，并十分赞赏他敏捷的口才。就这样，他成了仲马的熟客！在给他父母的信中，他受宠若惊地写道：
与文学直接接触，预感到不断徘徊于拉辛与莎士比
亚、斯克里布与克莱尔维尔之间的文学今后将取的形态，
这的确是一件极其新鲜、极其美好的高兴事儿。对当今
时代和未来的体裁，实有深入研究之必要。倒霉的是，可
怕的政治给优美的诗篇蒙上了一层庸俗的外衣。只要法
兰西仍存在一位能使心灵颤抖的诗人，那就让部长、议
长、议会统统见鬼去吧；历史已经证明，政治属于短暂的
偶然现象。我要跟歌德一道思考、吟诵：使我们幸福的东
西没有一样不属幻想。
这句幼稚的引文（他在《当今的幸运儿》中又加以重复），显然不符合虔诚的皮埃尔·凡尔纳的胃口；他认为，这句引文具有某种伊壁鸠鲁的回音，因而会损害通过使心灵完善而达到的永福，而心灵的完善又只能通过悔罪而获得。这位有德行的诉讼代理人给他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指出他这位思想怪僻的儿子跟品德如此卑怯的艺术界经常来往，是在巴黎渐渐毁灭自己。
对于这种抨击，这位“浪子”于1849年1月24日写了一封辩护性的陈情书予以反驳：
我非常感谢你的忠告……可是，直至如今，我刚刚开
始遵循这条行动准则……我自己首先认识到，在这些艺
术团体中，既有好的东西需要吸取，也有坏的东西需要摈
弃。你们一听到“艺术团体”这个词儿便骇然生畏，可事
情本身并不值得这样大惊小怪……
接着，他又定下一种令人放心的调子：
下星期二我就要进行考试。我向你保证，我将为这
次考试竭尽全力。我自认可以肯定，我必定能通过这次
考试——对任何事情也不该发誓赌咒——过去，我在发
奋攻读，现在还在发奋，正因为这样，我希望尽快结束这
次学士学位考试；但这难道意味着我从此之后将撒手不
管、不再去钻研法学吗？……难道我不是还知道，这篇论
文将于8月份左右通过，而那时，我将被接受为律师！
……虽然我眼前摆着另一种职业前景，但难道我会走到
这一步，竟至放弃或耽误学业吗？……这样做，难道不是
一种十足的疯狂举动吗？……
读了这几行文字之后，倘若他父亲完全放下心了的话，那么他继续往下念，就不会再感到怎么震惊了：
你不是不知道巴黎对每一个人、尤其是对年轻人所
具有的不可抗拒的诱惑力。当然，比起南特，我更喜欢在
巴黎生活……在这两种生活中，也许只存在这样一种差
别：在巴黎，我并不为离开南特而惋惜；但在南特，我必然
对离开巴黎感到惋惜，但这决不会妨碍我安分守己地在
南特过日子……
投枪抛出去了。儒勒连忙包扎必然造成的创伤：
在外省，人们对文学界的看法如此荒谬，这是很令人
气愤的……我经常这样说，我所见到的文学界完全跟我
们的南特社团一模一样……
这并不比在南特更加诸妄、更加使人厌烦、更加使人
感到压抑、更加使人感到乏味！这里的女人显然比南特
的女人更加漂亮，但毕竟不能因此而对她们有丝毫染指
……我首先承认我在南特的优越地位，我甚至为此而感
到自豪！……我将一如既往地感谢你把我造就成这样一
个人；可是，我一直这样说，我要当个律师！
他埋伏在这些奉承话的背后，不慌不忙地利用他在父亲头脑中造成的混乱，更准确地抛出了他的第二支投枪：
正如你所承认的那样，文学研究对各种职位都有用，
一旦我在从事文学研究之后产生某种试一试的念头，我
曾经多次说过，那只不过是一种次要的东西，根本不会偏
离既定目标……可是，如果你要说：“你的意思是，你要
成为一个文学院院士、诗人或优秀小说家？”假若我真的
成为这种人，我亲爱的爸爸，你必定会第一个敦促我从事
这种职业的！而且你将会第一个为此感到自豪，因为，这
是人们在世界上所能获得的最好的地位！假若我真的成
为这种人，我的志向必然促使我这样做。可我们还没到
这步田地！
这样，基本的东西已经说了：“我的志向必然会促使我这样做”。他父亲对他的真正意愿决木可能弄错：律师的职业退居第二线。至于诉讼代理人的职业！……
咱们看看家庭生活……看看产生于一种与文学活动
绝不相容的宁静地位的种种温柔情感。唉！倘若这就是
政治生活，这就是咱们事实上并不鄙弃、而你要从律师职
业开始的政治生活……那么，它对于家庭的各种安宁不
是更起破坏作用吗？
这封不伦不类的信，大概会使这位南特的诉讼代理人感到惆然不知所措。
凡尔纳传第七章 剧作家
第七章 剧作家
青年作家致力于喜剧、悲剧、轻歌剧的创作；结识大仲马；大仲马于I85O年将他的《折断的麦秆》搬上舞台；遇见音乐家伊尼亚；儒勒·凡尔纳任巴黎歌剧院秘书
感情上的失意并没打扰他既定的目标：在文学领域内立足。
1849年，在获得法学士学位之后，他仍然呆在巴黎。很明显，他父亲想让他碰碰运气，对此没表示明确的反对。
可是，这位“对现状不满”的年轻大学生使他不乏气愤的机会。1849年3月刀日，他在一封信中写了一大堆激烈的反军国主义的话，大伙都颇感惊讶：
对于我进行抽签和抽签可能给我招致的些微忧虑，
你一直显得神色忧伤。然而，你必须明白，我亲爱的爸
爸，我对军事艺术何等重视……
接着就是一大段抨击文字，对这段文字，《社会战争》的作者居斯塔夫·埃尔韦兴许也不会表示反对！如同这位鼎鼎大名的新闻记者那样，儒勒大概也会发生变化，并且承认，当然，“人们在地球上生活，一般不是要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并要剥夺别人的生命，”但遗憾的是，偏偏出现这样一些情形，人们不得不横下心来进行互相残杀。
这种极端情绪正好说明这样一种气氛：当时，整个民族对帝国时代那些残酷的战争保留着一种痛苦的记忆。
开始的时候，这位年轻作家相信自己具有戏剧爱好，因此，他首先踏上的正是这条路。1847年，他写了一部五幕诗体悲剧《亚历山大六世》。手稿上注明的日期的确是1847年5月8日。签名的末尾带有一个螺旋形符号，表明这位作者年轻幼稚。这个剧本用草体蝇头小字写在一个开本极小而又不大常见的本子上，这对我们确定后来所写的作品的日期很有帮助。
五幕诗体悲剧《火药商的阴谋》也是以相同的字体写在同样大小的本子上的。乍一看，把这部悲剧的创作年代列在紧接《亚历山大六世》之后，即1848年，显然是合乎情理的。1851年3月他写给父亲的一封信证实了这种印象。在这封信中，他提出了自己的开支问题：
我每月只得到125法郎，而不是150法郎，我亲爱的
爸爸，只剩点点余额购买奢侈品，比方注射器！房租35
法郎，伙食至少65法郎，加起来就是100法郎，还有25
法郎用来买木柴、付照明费和寄信，我刚买了一双鞋，还
要补衣服，买纸，等等，等等。起初，我要请人代抄《火药
商》……
事实上，这儿的“起初”指的就是1848年。独幕滑稽歌舞剧《一次海上游览》的签名为两个字，带出一个花缀，使用同样开本的纸，可认为是同一时期的作品，不过字体更为有力，在时间上或许稍后一些。
从草书体字迹进行判断，两篇剧情简介《大松鸡》、《唐·加拉奥尔》以及独幕喜剧《拉伯雷的一刻钟》属同一时期的作品。
1849年左右，这位年轻作家着手创作一部五幕悲剧《路易十五时代的一场悲剧》，字迹更潦草，而且显得疏松、细巧，签名由大写字母与之相连的名字组成，同样显得细巧而朴实。该剧本写在称为“学生”开本的好几个练习本上；两幕滑稽歌舞剧《阿布达拉》也写在同样的本子上，而且字迹相向。
1849年，他很可能还写了独幕诗体喜剧《折断的麦秆》。
1849年2月21日，大仲马在自1849年革命事件后关闭的民族歌剧院的观众大厅创办了历史剧院。他这位年轻朋友在他的包厢里观看了《火枪手的青年时代》的首场演出。
大仲马一直不相信能看到他的剧本演出。他无法自
制地向大伙解释剧情的发展。我见到一些知名人士，如
吉拉尔丹、泰奥菲尔、戈蒂埃、儒勒、雅南等到这个包厢
来。
他满可以在剧院管理方面替大仲马出点力；这是一个挺好的见习机会，大仲马亦为自己身边有这么一位助手而高兴。当然，这位戏剧爱好者十分忠诚，而且对他非常友好。事实上，他们之间也建立了亲密的关系，而且这位大师对他的这位学生很感兴趣。他阅读交给他的所有剧本，并把其中一个剧本留下了，这个剧本不符合历史剧的要求，但他似乎觉得可以调济剧场的气氛。
借大仲马的一番好意，《折断的麦秆》于1850年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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