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多少人在他周围死去了,虽然这些死亡是无法避免的。1887年2月15日,他母亲突然去世,将连结着这个人口众多的家庭的最后一线联系也割断了。
他父亲是个审慎的爱出主意的人。随时都准备扶助他,但早已寿终正寝。接替他父亲的赫泽尔曾以自己的友情支持过他,但也于1886年3月17日离开人世。
他弟弟保尔是他最要好的朋友,也在1897年病故;起初,他满以为夺去保尔性命的心脏病发作只不过是一种新的危象,因而给他侄儿写了这样一封信:
亲爱的莫里斯:
接到你的来信,得知你可怜的父亲的消息,我深感
难过。
我一直希望他能战胜这次持续时间如此之长的发
作,希望你妹妹的婚事不要推迟。这对他是一种莫大
的喜悦和安慰,他现在需要的正是这种安慰。
因风湿症加上支气管炎,我行动极为不便,极少出
门,大概不能去看望他了。
请随时将情况告诉我们,亲爱的莫里斯,请相信你
忠诚的伯父。
儒勒·凡尔纳
于亚眠,星期日
但仅仅过了几天,他便接到了噩耗。
脱离一个世界,也感觉到这个世界在脱离他。后来他说过:“我真傻,居然出生在查理10世时期!”他再也没有力量去适应一个远离他而向前发展的新社会。在1900年的那场骚动中,他预感到了危险,他吃力地去寻找他曾经热爱过的共和国的形象。他儿子的一家住在巴黎,迫于环境,他隔很长时间才去看望他们一次。他的两个养女使他感到失望。他实在难以原谅她们对米歇尔一家所采取的那种敌视态度。可以肯定,他们的确无法和睦相处,她们那一方过于刻薄,米歇尔的性子也过于暴躁,事情的确难以解决。
科掉悲愁,他更多地去考虑一直跟他保持友好而又素不相识的公众和读者,考虑年青的一代。他为这一代年轻人贡献了毕生精力,但说不定他们今后会变成忘恩负义的公众!难道不正是这些公众组成了他的真正家庭吗?
他的健康受到了损害,家事带来的烦恼固然是造成这种沮丧的主要原因,但其中似乎还有另外一种因素。
一个人,对他已有的东西往往不大敏感,对他没有的东西又常常感到惋惜。亚眠的这位孤独者的生活非常充实;他要写作,他实际上也比别人写得更多;他已达到名声显赫的程度。当他还是个大学生时,他曾对父亲保证说,只有文学符合他的爱好,倘若他在文学上为家庭带来某种荣耀,则完全不必要对这种荣耀表示抱怨。如今荣耀有了,但他却不把它放在眼里。他以写作为生,并认为这是一种最美好的职业,因为这种职业能使他仅以纸笔维持自己的生计。有一天,他高兴地嚷嚷道,“多美好的职业!我自由了。我拿起一支铅笔和一叠白纸,然后离群索居,在波波长特佩尔火山上闲坐或在的的喀喀湖中戏水。”虽然在他的钱箱里没有贮积黄金,但他仍能养活一家人,况且,他对金银珠宝素来不感兴趣。
然而,对他来说,这种成功却具有一种失败的滋味,因为,这并不是他梦寐以求的那种成功。他虽然豁达大度,但还是忧伤地觉察出自己没得到所有同行的认可,他的同行不让他进入文学家王国里最神圣的地方。
虽然波特莱尔和泰奥菲尔·戈蒂埃对他怀有好感,克拉雷蒂和乔治·巴斯塔对他表示赞扬,但他们对他的作品体裁却持冷漠态度;正如夏尔·雷蒙所指出的那样,尽管“凡尔纳在他征服的王国里实施统治而没遇到过对手”,但“确切地说,他不是一位小说家,因为爱情乃全部小说之基础,可他的大部分作品却很少反映。在他的作品中,女人几乎总是被降到第二位……他的主人公没空儿象小机灵那样整日沉浸在柔情蜜意之中。”克拉雷蒂在专门论述凡尔纳的那部著作中也得出这样的结论,“我知道,某些高雅之士和自命善于分析人的狂妄之徒,认为他不过是个‘讲故事者’。但我敢说,一个能吸引住整整一代人的讲故事者,那就了不起。”
当时的一位伟大的评论家爱弥尔·左拉却攻击儒勒·凡尔纳的科学小说。儒勒·凡尔纳也指责这位自然主义流派的倡导者只满足于描写人类的龌龊行为;他认为,激励人类本身所具有的精神力量更为有益。这两种世界观的对立并没妨碍他对左拉的才华表示赞赏,但他对左拉的俗气颇感吃惊。1877年,他给赫泽尔的信谈到,“我读完了左拉的《小酒店》,它臭气熏天、令人窒息、骇人听闻;招人讨厌,教人恶心……但这非常了不起!谁能写得比这更有力?这是描写喝得醉醺醺的工人们的生活史诗。有必要去描写这些东西吗?但我重复一遍,这实在了不起。”
爱挑剔的斯塔尔大概不敢苟同这种赞扬之辞——尽管他有所保留——于是,他的朋友向他阐明自己的看法:
见鬼,您别去读《小酒店》啦!我跟您谈到左拉的
才华,那是从他的细节描写具有令人惊异的准确性这
一点上说的,这种准确性超越了我所读过的这类作品
的任何一部。但他同时处理本来不该以这种方式处理
的题材。就我来说,我从中没获得任何教益,我欣赏的
只是那些令人惊异的照片——不允许公开的照片。
历年后,他写信给小赫泽尔说,“《崩溃》是一部令人厌烦的小说,我永远不会再去读它,但我经常重读别的作品。尽管左拉说,这是信笔写就的作品,但毕竟令人厌烦,这就是我的意见:夏特里昂仅用20行文字便能产生另一位用20页文字更多的真实而令人难忘的效果。”
对于《崩溃》的这种评论向我们证实,虽然左拉曾责骂过他,但他还是经常阅读左拉的作品的。关于更为沉着地沿那位大师开创的道路走下去的那批文学家的作品,他同样具有略为不一致的意见。
亚眠。1884年5月4日。我跟您说过,我旅行归
来后重读了一遍斯汤达在罗马的漫游。它后来促使
我第20次重读《巴马修道院》。这部作品一直使我
沉迷!而且它的确超出了迄今所创作的全部小说!我
读完了《萨福》。它充满作家那种令人惊异的才情,
我一口气把它读完了。但里面夹杂着左拉的影响和某
些粗俗的东西。我不喜欢结尾部分,况且,对于履行反
对姘居这样一种责任,萨福决不是一个堪称典范的女
人、而只是一个先前搞同性爱的女子!主人公的确时
运不济。都德把这部小说题献给将来长到20岁的儿
子!我非常明白,等他们读到这部作品时,他们将会变
成什么样的人!但这部作品毕竟才情横溢。
居伊·莫泊桑的作品总是不乏才气,从来没什么粗
俗的东西,但他叙述人们所能想象的最淫荡的事情。
请您读一读他最近发表的短篇集《蠢妇的故事》和《罗
达妮姐妹》,但可别让赫泽尔夫人读这些东西。
我们不晓得莫泊桑对他是否也怀有这般好感。总之,他的朋友当中有萨尔杜、拉比什、迪康、卡米耶·鲁塞尔、勒古韦、奥吉埃和萨尔塞等。然而,评论界对他不闻不问,这也是事实;评论界一直显得十分冷淡。因此,他抱怨说:
不管出版什么东西,总有个评论介绍。我读到这
些文章时,有时未免产生嫉妒,并埋怨自己深居外省。
当然,您已经给《费加罗报》和别的报纸寄了样书。假
如他们有话要说,咱们瞧瞧他们说些什么吧(1894年8
月30日的信)。
我得知第一卷(《机器岛》)已经出版,因为我在这
里的橱窗里见到了它。您还要等到更为有利的时机才
在报上发出版预告吗?我几乎翻遍了所有的报纸,但
在任何一份报纸上都没见到广告或消息。这不见得是
一部浅薄之作,竟不值得向公众一提(1895年5月28
日的信)。
小赫泽尔似乎在软弱无力地维护他这位深居外省的作者的立场;因此,儒勒·凡尔纳试图使他震动一下:
无论什么书,在各报都载有介绍文章,哪怕只有短
短的几行,但我们所发表的东西,除元旦前夕提过一
下,从来只字不提,看到这些,我心里感到十分难过。
连《克洛迪斯·邦巴纳克》也没运气让评论界提一提,这
使我非常悲伤,但这并不妨碍我埋头苦干(1893年8
月6日的信)。
最为严重的是,因看不到消息,公众渐渐地跟这位老小说家疏远了。
我寄予很大希望的两部作品《克洛迪斯·邦巴纳
克》和《喀尔巴吁城堡》,读者并不喜欢!这着实令人沮
丧!当然,人总不能一帆风顺!这我是知道的!我跟
您说,我感到沮丧,可是,我尚未结束我一生的事业
——描绘整个地球(1893年11月19日的信)!
他虽然享有世界声誉,但仍因几位文学专家对他装聋作哑、不予承认而感到痛苦。1869年,赫泽尔冒失地跟他谈到申请加入法兰西文学院的事;他的反应十分明确;一位作家光在一份为青年人创办的杂志上发表东西,怎敢有这种奢望?因此,他对出版商的这种主意极不重视,给他回信说:
我把这称为您心中的一个梦。没有百万家资,没
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压根儿不可能闯入这个大门!我
说的是法兰西文学院,因为,对于科学院,那又是另一
码事!您把您的凡尔纳想象成银贝特朗或德维尔那种
人了!在那种地方,我的形象未免太漂亮了(1869年2
月5日的信)。
几年之后,小仲马又重提“出版商的这个梦”,以致那时可以这样认为,这种计划最终会获得成功。
他从来没产生过这种奢望;当小仲马发觉他正遭受某种挫折时,事情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当别人拒绝曾使他产生过希望的东西,最没抱负的人也会感到受了侮辱。
他非常明智,因而不难忍受因没得到他并没要求得到的东西而产生的失望,创伤很快便愈合了,但这种创伤毕竟已经造成;他不得不把这种破灭的幻想记在自己的负债表上。小仲马曾出自本能地促使他提出候选人申请,跟小仲马的那次会面,只不过在他的潜意识中留下一个痕迹。
1873年,赫泽尔责备他不去关心这种可能的机会。为了替自己对此采取的冷漠态度进行辩护,他反驳他说,“有权走在我前头的人多着哩,首先就是那个叫斯塔尔的!……”1877年,他仍然认为,这样一种奢望“会教人耸肩”,理由是“给青年人写的那些作品没多大价值”,“探索人类的心灵无疑比探险故事更有文学价值。”
1883年、1889年和1892年,还有人提起这事,但并没使他受到多大震动。“我只希望深居外省过安宁日子,完成我作为小说家的任务,倘若这项任务还有个尽头的话。”
凡尔纳传第四十七章 风烛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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