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后，毛泽东依然在杭州，冷眼看着北京。
北京，刘少奇主持着中央工作。作为党的总书记，邓小平成为刘少奇的主要助手。周恩来主管着政府工作，正忙于准备出访。6月16日，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和巴基斯坦三国，归国途中，还视察了某导弹试验基地。在7月初，周恩来才飞回北京。江青在这些日子里，也不在北京，而是旅居上海。
旨在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的“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眼下却由刘少奇主持。刘少奇的心境，如同他后来所说的那样，是“老革命遇上新问题”，不知所措。
6月9日，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陈伯达等，曾由北京飞往杭州，向毛泽东请示。刘少奇恳请毛泽东回京亲自主持“文革”。毛泽东谈笑风生，却说暂时不能回京。毛泽东处于反常之中：往年，他喜欢在冬日去杭州，毕竟江南暖和，气候宜人。如今，已是初夏了，他反而要住在杭州。他从1965年春便离开北京，很少回北京。
既然毛泽东一定要刘少奇在北京“领导”这场“文化大革命”，刘少奇只得照办。而对波诡云谲的“文革”，刘少奇心中无数。他用老办法来对付这“新问题”———派工作组。
当年，土改时派过工作组，“三反”、“五反”派过工作组，“四清”运动更是大派工作组。1964年9月，在刘少奇的主持下，光是北京派出的“四清”工作组便达3．8万人！
在刘少奇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他提出了要派大批工作组进驻北京各单位，以便领导“文化大革命”。邓小平支持刘少奇。
出乎意料，陈伯达当场写了一张条子，递给刘少奇，条子上写着一句重要的话：“不要搞工作组。”
刘少奇皱起了眉头，把条子递给邓小平。邓小平一看，当众念了陈伯达的条子，而且不客气地反问道：“陈伯达同志，你说不要搞工作组，可是你别忘了你自己现在正是进驻《人民日报》的工作组组长！”
邓小平的反问，问得陈伯达哑口无言。邓小平接着还把陈伯达批评一顿。在政治局里，陈伯达陷入了孤立，真不是个滋味。
陈伯达向来“少奇同志”长，“少奇同志”短，这一回怎么突然反常，独持异议呢！
原来，陈伯达能够“众人皆醉吾独醒”，是因为他走了“内线”，得知了毛泽东的用意。
在起草“二十三条”时，陈伯达已经知道毛泽东对刘少奇不信任了。
在上海起草《五·一六通知》时，江青又给陈伯达透露了极为重要的信息。
那是在起草小组对《五·一六通知》作最后修改的时候，陈伯达和康生从杭州赶来。看到毛泽东在草稿上加了“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睡在我们的身旁”，陈伯达吃了一惊。他当然意识到毛泽东的话有所指，便悄然向江青“请教”。
“老夫子，你简直成了老糊涂！”江青把眼珠子一瞪，对陈伯达说：“你还不知道中国的赫鲁晓夫指谁？你帮他推荐、修改、发表那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哼，什么《修养》，全是唯心主义的一套！你给他吹吹拍拍，你得小心点儿！”经江青这么一指点，陈伯达豁然明白，顿开茅塞。
这一回，陈伯达又是从江青那里得知重要信息：“主席不主张派工作组！”
为了避免自己再犯“错误”，陈伯达写了那张条子……
刘少奇忙着派工作组。一个个工作组，如同一支支消防队。刘少奇所念的，还是1957年的那套“经”。他曾对工作组作如下指示：
“当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
在刘少奇看来，“牛鬼蛇神”、“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就是那些造反派。刘少奇说，要抓“游鱼”，抓“右派”。
激烈的一幕，终于在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爆发。
笔者从档案中查到《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1966年6月18日》，兹照原文，摘录于下。
今天（18日）上午9时至11时，全体工作队员正在开会的时候，在化学系、生物系、东语系、西语系、中文系、无线电系等单位，先后发生一些乱斗的现象。据我们初步了解的情况，斗了40多人。在这些被斗的人当中，有重点人，也有些有问题的党团干部和教师，还有2个反动学生。斗争时，发生了在脸上抹黑、戴高帽子、罚跪、少数人被扭打的现象。
当时情况比较混乱。
事情发生后，工作组领导小组同志和各系工作组同志，立即赶赴现场，张承先同志在两个斗争地方讲了话，当即得到绝大多数群众支持。11点以后，情况已缓和下来。今天发生的问题，同北大革命运动刚开始时所出现的一些问题，性质根本不同。据初步掌握的材料分析，带头给被斗人戴高帽子，动手打人的主要是坏人有意捣乱，还很有可能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活动。据房产科有个工人反映，17日晚上，历史系有个学生（姓名待查）给校外打电话说：“明天上午工作组开会（会议是17日晚10时左右才决定的），是个好机会。工作组不来，我们斗我们的，工作组来了我们就把他们撵出去。”同时，在斗争时出现一些可疑的现象，据工人××同志反映，在三十斋（引者注：北大把楼叫成斋）有7个未戴校徽来历不明的人，用电话到处联络，说已斗争过什么人，现在正斗谁，到10点钟到校办公楼集合等话。还发现十几个骑自行车的人，到处搜索他们想斗的人，并且把这些被斗的人拉到同一个场合，在一个所谓“斗鬼台”，几个不明身份的人在群众中煽风点火……
化学系二年级许多学生，在讨论中揭发了几个假左派的活动情况，有些同学说：“坏人企图在文化大革命中把水搅浑，转移斗争目标。我们今天就是混战了一场，上了坏人的当。”许多系的广大师生在会上就高呼口号：“在工作组的领导下，把北大的文化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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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报中还详细介绍了北大工作组对于防止今后再发生乱斗现象的种种措施。
这份简报在19日印出，飞快地送到刘少奇手中，刘少奇于20日写下批示，全文如下：
现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发给你们。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
这时，陈伯达也同意刘少奇的意见。陈伯达说：“‘六·一八事件’是一个反革命事件，一定有一个地下司令部。”
康生支持陈伯达的意见，要求追查北大“六·一八事件”的“地下司令部”。在刘少奇的领导之下，北京各工作组开展了“反干扰运动”。在20多天里，进驻北京，24所高等院校的工作组，把1万多名学生打成了“右派”，把数千名教师打成了“反革命”。
这时陈伯达和康生发觉“风向”不对，不断把北京的反常的情况密报毛泽东。在这一“非常时期”，毛泽东在中国南方，行踪秘密，似乎在提防着什么。在6月17日至28日，毛泽东住在故乡———湖南韶山的滴水洞里，对外绝对保密！
中国的政治形势处于错综复杂之际，毛泽东不仅提防着刘少奇，而且也提防着那位“亲密战友”林彪。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念“政变经”，作了那个令人震惊的长篇讲话，引起了毛泽东的警惕。
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武汉致江青的信（这封信在当时极为机密，直至1972年5月批林整风时，才作为党内文件印发），透露了他那段时间的神秘行踪和他的复杂的心态。他在信中“左右开弓”，对林彪、刘少奇都作了斥驳：
6月29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陈二同志（引者注：即魏文伯、陈丕显）的意见在那里住一会儿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从6月15日离开武林（引者注：武林，杭州的别称）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引者注：指湖南韶山滴水洞）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28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引者注：指武汉），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引者注：指林彪）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
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翘翘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4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引者注：此处“他”，指林彪。“五月会议”，即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