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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才知道伙房误了开饭时间的原因：日前伙房里出了一桩凌亵女号的案子，不知是伙 房里的哪个男号，在蒸窝头时用玉米面捏了一个完整的男性生殖器，蒸熟了以后故意送到女 号那边去。女号发饭时惊叫起来，便找来女劳改队长控告伙房。刚才伙房正在开会，追查制 造这个模拟性器官的元凶哩！
“混蛋——”肖乃信提着菜桶，走在归途上愤然地骂了起来。
我只是低头苦笑着，觉得不可思议。
“为什么让我们和这些臭流氓吃一锅子里的饭！”肖乃信的破锣嗓子很响，“这是我们 的耻辱。我抗议——我抗议——”
我制止了他，但我尊敬他的这声呐喊，只有在这一刻，他才还原了知识分子的本来面 目。他皱着眉头，瞪着眼，唇边粘着白色唾液、严然像个凶神一般。
吃饭之际，几个老右议论着这件事。有人说这是原始的生殖崇拜！有人说车道沟里的王 八身上驮着的圆帽石碑，也是男性生殖器造型。还有的人说，列祖列宗的石碑也是这么延续 下来的，说明×是人类得以繁衍的老祖。肖乃信对这些议论十分恼火，他说：“是不是土城 把你们都同化了，按你们的说法，那男流氓应该做那个‘玩艺’了？堕落！这是堕落！”
没有人和他争辩，因为他有着绝对的固执。明明身子已全部掉进了井里，脑袋却想留在 井上。他想保持知识分子的清高，因而将嬉笑怒骂集于一身，这也是他特殊的精神平衡术之 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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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 从“土城”押往茶淀
直到初秋时节、我们才得以离开土城，奔往茶淀农场（劳改单位内部称它为“清河农 场”）。仍然和去塞外营门铁矿那样，列车一分为二，前几节车厢坐的是公民，后几节车厢 拉的是囚犯。
跟去营门不同的是，我妻子张沪就在这块土地上改造，命运也把我抛向这儿来了，这多 少带给我一点幻想的快意。列车过了天津以东的军粮城、塘沽，铁路沿线开始荒芜起来。目 光所及之处，除了盐碱滩外，到处是茅草和芦苇塘。
这挂列车由于拉了我们这些特殊公民，车尾显得超长，以致我们到站下车时，没有站台 可踩，路基是个斜坡，站立不稳的就要滚到坡下。腿脚不十分灵活的肖乃信，行李就是和他 一块打着滚儿下来的，他站起来拍拍尘土，看看周围岗哨林立，不但有机枪，还有马队巡 逻，便又耍开了半疯。他把行李往肩上一扛，笑嘻嘻地向岗哨及马背上的士兵大声吆喝“仪 式可太隆重了，谢谢列队欢迎！”
战士没有理睬他，带队的队长却训斥他：“你这老反革命，不老实铐起你来！”
押送囚犯的劳改干部，衣里总是要装着几副“镯子”的，在这漫荒野地里下车，手铐对 囚犯起着威慑作用，行车途中，前节车厢中有个扒窃犯想跳车逃之夭夭，就“咔嚓”一声被 戴上了“铁镯”，然后以他作典型，到各个车厢去作示范。待到从火车转乘大卡车时，三个 武警表演装车绝技，一人抓住带铐人的后衣领，另一人抓住他的双脚，像往车上扔一麻袋粮 食似的，在下边悠了几下，便狠命往车厢板上一扔；这时第三个武警，趁势向上一托，那个 逃号就被掷到了卡车上，身体撞击车身发出“嗵”的一声巨响。
这儿是方圆几十里地的一个劳改农场，里边关押着万名左右的各种类型的囚犯，是北京 市的最大劳改点之一。解放前这儿曾是海盗出没的地方，解放后犯人在这儿开始了劳役性的 屯垦，到了我们去这儿服劳役的1961年，里边已是岗楼和铁丝网交错，稻田、葡萄园和茅 草、野蒿相织的劳改“圣地”了。
“圣地”二字是我们用的形容词。一是形容其大，二是形容其自然环境。这儿遍地长着 铁杆芦苇，特别是被称之为“西荒地”的西半球，只见芦苇不见树，只见碱蒿不见土，是个 混沌待开的自然世界。要是单从空气新鲜这一点来说，这儿理应属于第一流的休养圣地。东 半球由于囚犯开发较早，到1961年已初具小小市镇的规模，有一个造纸厂，有一座大葡萄 园，葡萄园中矗立着一座白色的二层楼房（人称“小白楼”），里边住着总场的政治委员， 往西走不远还有一所公安医院，这医院是为劳改干部和囚犯而开设的。总场场部下设一个犯 人剧团，梅葆玖、叶盛长、赵慧绢等名角，都曾是这个犯人剧团中的成员。著名古典文学教 授文怀沙、作家孔厥也都在这东半球上服过役。
西荒地则是以阿拉伯数字排列的：有581分场、582分场、583分场、584分场、585分 场和586墓地（著名美学家吕荧就埋在“586”的乱坟岗子中，本书第二部《折梦“桃花 源”》中有所记述）。“581”到“585”一律是单一模式建筑：几排红砖房，中间有一广 场。周围挖有积满污水的壕沟，壕沟旁编织着铁丝网，以示楚河汉界。“586”没有壕沟， 死了的“大劳改”和“二劳改”在那儿获得了自由，离地不足二尺高的小土丘前有一个个小 木牌或竖起一块红砖，上边写着死者的姓名。
我实在无法估计大跃进后的饥荒，在这个偌大劳改农场究竟投下多么浓厚的阴影。我最 初的落脚点是“西荒地”的“583”，卡车刚刚开进壕沟包围的院门，就看见衣衫褴楼的老 号，在壕沟旁的垃圾山上扒拉着东西吃，他们抓起烂菜帮子和秫秸秆儿，在身上擦擦就往嘴 里送。他们对这些新号的来临，显得司空见惯毫无兴趣，头也不抬地像公鸡刨食一般，在散 发着臭气的杂物堆上扒来扒去。
这个镜头对我刺激非常之大，使我至今对这一场面的记忆仍清晰如初。难怪营门铁矿那 些老号谈起去农场，惧之如临虎口呢！按说这儿是生产粮食的地方，理应吃饱肚子，恰好相 反，奔波了一天的我们，晚上领到的“进口货”是两个鸭蛋般大小的“红色窝头”，它不是 红高粱面捏成的，而是白薯面捏成的。吃第一口很甜，吃第二口比高粱面窝头爽口，吃第三 口觉得顺食管往下咽很滑溜，吃第四口时一个小窝窝头就光了。两个小窝头下了肚子如同没 吃一般，在营门铁矿不知饥饿滋味的我，头一天就受到了饥饿的威胁。我端起搪瓷缸子喝菜 汤，里边有几条像蚯蚓一样的麻绳菜，喝到最后缸子底部沉淀下一层厚厚的泥垢，我只好泼 掉了它。
几个老右重新回归到五毒混杂的队伍当中，徐恭瑾和我分在一个组。肖乃信和我分开 了，但还在一个中队。领队出工的两个小队长皆为在这儿改造了两年多的右派，一个叫朱 诚，另一个叫徐洲。朱诚原是北京市某小学的小学教师，人长得魁梧漂亮；徐洲原是北京丰 台区某中学的音乐教师，人很温良恭谦。掌管我们的劳改队长姓刘，部队转业军人，共和国 之初曾经入过朝；教导员姓姚，老号们偷偷叫他“姚菩萨”，从绰号中可见他对劳改分子并 无恶迹。但这些干部都不足以改变我们的处境，刘队长说的一句口头禅是：“我相信党处理 你们是正确的（先给自己支撑起保护伞），就是有处理不当或个别冤枉的案例，你也要在这 儿老老实实地劳动改造。这儿是执行单位，谁闹事惩处谁，准消极混泡收拾谁！”话虽说得 过于粗鲁一点，实际上就是那么一回子事。
我们队属于大田队，干的是挖沟开渠一类的活儿，间或也到田野里收割稻子或砍高粱。 到这儿不几天，就听见一件这样的事儿：有两个莱园队新号，偷拿黄瓜带回宿舍的手段令人 心颤，甲和乙各把一条拉秧的黄瓜，塞进对方的肛门里去，以躲避回宿舍时的检查，偷拿手 段如此下流，但还有能识破这种下流手段的岗哨（此工作由改造中的“积极分子”承担）， 这两个人被脱下裤子，从肛门中各被拽出来一条黄瓜。乍听到这条新闻时，我不相信它是真 的，后被莱园队的一个老右证实——他亲眼目睹了这个悲凉场面。
“黄瓜事件”典型地反映了当时劳改农场的饥饿程度。说起来也很好笑，我和杜高 （“二流堂”吴祖光小集团成员）所以能在农场里蝼蚁般的人丛中相见，也是饥饿当了我们 的引线。一天黄昏收工后，我照例拿着我的饭碗和搪瓷缸子去打饭，当我从那扇小窗口拿到 两个白薯面窝窝头和一碗菜汤，匆匆往宿舍走时，发现了一个面孔消瘦的年轻人，一边跑着 一边往嘴里填塞着窝窝头，一个长着螳螂腿的人，在后面边追边喊：“喂！你站住——”
“嘿！他抢走了我的窝头了！”
“大伙截住他。”
我顿时明白了。前头的那个年轻号，是抢了后边那瘦汉子的晚餐。虽然这儿贼多如牛 毛，但在饥饿年代抢吃别人那口饭，仍然是众矢之的。于是有人奔了过去，我也不由自主地 随着大伙朝那抢食人走去。待等那瘦汉子和众人赶到“小强盗”身边时，他已经把两个白薯 面小窝头都填进了肚子，并可怜巴巴他说：“我得了浮肿！等肿到肚脐眼，我这条小命就交 代了！我得活下去呀！我实在饿得受不了啦！你们愿意打就打，愿意扇我耳光就扇我耳光 吧！反正早晚我得死！”
真有几个年轻号上去揍他！可这瘦汉子长叹了两口气，把年轻号给拦了：“算了！算 了！我饿一顿认了。就是打死他，他也吐不出窝窝头来了！”
我突然发现这个又黑又瘦的汉子很面熟，片刻的回忆之后，我喊出了他的名字：杜高。 他也认出了我，彼此都十分尴尬。昔日在北京文坛上的青年作家和青艺的剧作家，居然在这 里见面了，那抢食的浮肿号当了引见的红娘。荒唐？是够荒唐的，怪诞？这见面的场景就是 一幕时代的怪诞戏剧。一个瘦弱的书生没有保卫那一口食的本领，被人嘴边夺食之后，还去 阻拦别人不要殴打那个抢食的人，这可能是知识分子区别于其同类所特有的悲哀吧！
人群散了，我俩才开始叙旧。得知杜高在1958年就发配到兴凯湖农场去了。中苏关系 恶化的大背景，使得兴凯湖凡属右字号的，像候鸟南飞一样，离开了那冰铺雪盖的世界。到 清河农场之后，老右就化整为零，分散在了东、西两个半球的各个劳改分场。其中文艺界的 人士不少，我能记下的名字有：中央美院的汪志杰，中央工艺美院的何雁呜，北京电影制片 厂的导演巴鸿，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汪明。著名女歌唱家张权的爱人、男高音兼指挥莫桂 新，本来也应随候鸟南飞的，但是在兴凯湖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他死在那块苦难的土地上 了，葬身的乱坟岗叫太阳岗，多么辉煌而美好的讽刺，囚徒死后才能得到太阳的照耀，真是 个绝妙名字。那儿临湖风光十分秀丽，小小土丘一字排开，上边插着一块块小木牌：劳教分 子× 之墓。后来干脆用红砖代替了木牌，红砖上用白粉笔书写上死者的姓名，一场大雨 浸过，粉笔笔迹消失，那死鬼就成了无名野鬼。
后来，在劳改队，偶然间遇到了巴鸿（《智取华山》导演之一），他说他在莫桂新临终 时，曾有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