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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北京给她写过信，询及这一情况。她在回信中没有回答。我想她们女号每一封信都 要检查，她可能苦于在信中无法说明。作为一个革命家庭出身。昔日的上海地下党员，她不 仅没有摘掉帽子，连解除劳教这一关也没过，这已使人十分费解；此时又出了这么一个问 题，当然在我心中如同火上浇油。为此，我到“582”不久，就曾向队长请假去看望她，但 一直没获批准。是国庆节的恩典？还是翟队长一时高兴？我到现在也没找到个中缘由——反 正那天他批准我去探望她了。临行前，翟对我说的话使我终生难忘：“休假两天，明天你必 须返回中队。你要不遵守纪律，”文化大革命“的铁拳，对你们这一对儿反革命右派，是不 会手软的。”
我刚刚要走，他忽然对我说道：“你下午再走吧，上午先好好学习毛主席语录。”
我简直无以对答，因为学“语录”是压倒一切的重中之重，让我去看望她，已经是他的 恩典了。我怕万一说多了，他改口说不让我去了，只好听命。
好在生活中几乎没有让人快乐的事儿，在失意中生活惯了，“虱子多了不咬，账多了不 愁”，否则我该怎么办呢？跟“罗锅”队长争辩我已然摘了右帽，不属于反革命的范畴，那 不是自找没趣吗？说我和妻子有许多话要说，按着革命的人道主义，也应多给我一点时间， 他能听懂这些话吗？一个连高尔基是谁都不知道的人，你与他还有什么道理可讲？！
记得，那是个秋高气爽的下午，蓝天上南飞的雁阵，排成人字形从我头上飞鸣而过。我 不时抬头遥望苍穹，感到那个“人”字的可亲。可是我是个人吗，虽然我有着人的躯体，人 的思维，人的感知；但是我早已经是倒着写的“人”了，不要说别的，仅以“罗锅”队长那 段训话，我就不属于万物之灵的人了。我不是人，我是个什么——我是个什么——空寂的田 野上，没有任何生灵能回答我。
张沪原来的改造地点，紧挨着总场的葡萄园，我不知道女队的新址北砖窑在什么地方。 直到我走到总场附近，才从一个“二劳改”的嘴里得知，它在农场的最东北角，那儿是东区 埋死人的地方。听他一说，又增加了我的怏怏不快之情，我已经走了近20里路了，目标还 在北方——那儿是乱坟岗子。好不容易走到终点，天色已近黄昏，女值班员向她们队部禀报 了我来探视，不一会儿走出来一个身材瘦瘦的男劳改干部。他领我走进一问铁丝网里的房 子，开门见山地对我说：“我是女队的指导员，姓杨。你是张沪的什么人？”
我答：“我是她的丈夫。”
“你叫什么名字？”
我自报了姓名。
他上上下下打量了我好一阵子，大概确认了我不是冒充张沪丈夫的人，才让我坐在一条 木凳上。接着我的神经便一阵紧似一阵，这位干部告诉我，她在这里改造得不好，一股知识 分子的傲气，始终没有去掉。这儿是什么地方，是让反动知识分子脱胎换骨的地方。是龙你 也得卷起来，是虎你也得趴下……
我的心顿时乱成一团。因为前两次来——尽管那时我还没有解禁，她们的女队长从来没 有对我说过类似的话。他态度严峻，对我说话时两只眼睛，闪烁出咄咄逼人的光芒。我拼命 镇静着自己狂跳的心，大着胆子问道：“指导员，她有什么具体的反改造的事情吗？”
“她跟女队中的一个反革命关系密切。至于更具体的东西，你无需知道。”
我问了等于白问。
他说了等于没说。
说这些话时，屋子里的电灯已然亮了起来。看见灯光，我的心反而安定下来，反正过一 会儿，张沪一到我什么情况都会弄清楚的。但是我想错了，那位杨指导员与我谈了谈要我对 张沪进行帮助之类的话，便对我毫不含糊他说道：“这次你们不能见面，她正在反省号里反 省。你么，天黑了，今天也就不用回你们‘582’了，明天一早你再走吧。”言罢，他竟自 走了。我追出去两步，见他正与女值班员交代着什么事情——然后，那女值班员走了过来， 把我带到一排碎砖头垒起的房子里，告诉我今夜就住在这里。
我看了看，那是一面土炕，已然散了骨架的炕席上，有几床被子摊开着。从色泽上看， 至少有几年没有拆洗过了。
“指导员说让你等一下，我去给你到女号食堂打晚饭。”
我说不必了，我可以赶回我们分场去。
她说：“那可不行，指导员让你住在这儿的。你走了，我担不起责任。”
我知道她也是一个“二劳改”，我当真拔起腿来就走，她就要去重新请示；再加上我也 确实感到累了，在这儿过一夜就过一夜吧，这是命运的安排。
她要给我去打晚饭，我请她留步，并恳求她说：“有一件事，还得麻烦你一下，这儿有 两包点心，是我们同组的人去汉沽时买来的，你能不能转给张沪？”
这位积极分子对我板起了脸：“刚才你为什么不直接交给队长？你不是不知道这里的纪 律，一个反省号是不能接受家属任何东西的！”
我面红耳赤地站在她的面前，尴尬之后，我告诉她不要为我打晚饭了，带给张沪的东西 就够我吃的了。但是她还是不折不扣地执行指导员的指示——给我端来一碗粥和两个窝窝 头。我浑浑噩噩地坐在炕沿上，如同木偶一般、呆坐了很长一段时间。先是后悔不该来跑这 趟冤枉路，继而为张沪的命运忧虑起来。进了劳改队，我被生活这把雕刻刀，已雕刻成了非 我；而张沪则像是一块水晶石，任时代塑来塑去，似乎没有多大的变化。我在对她崇敬之中 常常感到悲凉，因为这是要付出代价的——她已然自杀过一次的病弱身体，经受得住这么折 腾吗？
粥早就凉了。我打开点心包，一边喝着冷粥，一边掰食着硬得如同石头一样的点心。从 墙洞中钻出来的几只红眼耗子，抢食着落在地上的点心渣子——后来我索性把吃不下的窝窝 头，掰开揉碎让那几只饥鼠吃个够。待我感到心力交瘁，囫囵个儿躺在土炕上时，才发现有 一股冷风吹了进来。仰头看看，原来后墙墙角，有一个大大的圆洞。根据我劳改多年的经 验，这洞并非自然塌落，而是用镐头特意刨出来的。在房子里刨一个洞干什么，我想来想 去，判断出这是一间停尸房——我身上的被子，是死亡号留下来的。想到这里我一跃而起， 走出房间溜到房后，借着月光：朝四周看了看，房后是一片枯草，但是在紧贴着圆洞的地 方，被车轮压成一道道车沟。我不是福尔摩斯，但是根据劳改生活的启示，我揣摸出那个圆 洞，是为了从房里向房后顺死人的——生者把死者顺着墙洞推出来，往大车上一扔，就奔往 北砖窑的坟场了（后来，我从张沪嘴里确知，一切都与我的推断一模一样）。
我一夜无眠，第二天早上打道回府。
我满怀希望而去。
又塞满惆怅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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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 与贼同醉
从女队归来以后，我心情的凄迷到了顶峰。记得在返程途中，我坐在离“582”不远的 一座小桥上，流下了一个男人不该流淌的眼泪。时代对我们是不是太苛刻了——特别是对于 曾被国民党拉上过特刑厅的女共产党员，现在让其反省与反革命分子的关系问题，这是她一 个人的悲剧，还是历史的悲剧？我太了解她了，她是不会向压力低头的，这会不会又酿成她 的另一个新的不幸？
回到监号，几个同组成员开我的玩笑道：“久别胜新婚，夜里干了几回？”
“他妈的，你比我们强多了，一抬腿就能去天河配！”
惟有那位法国的传教士高学海，似乎看出我的情绪并不太好，用同情的目光看着我。他 自言自语了几句谁也听不懂的法语，抒发他自己的心绪——他究竟在说什么，没有人知道， 也没有人想知道——我给他起了个“高老夫子”的绰号，在组里除了我对他十分尊敬之外， 几个解禁的流氓罪犯，实际上把他看成是一个影子般的人物。
我只好把泪往肚子里流。在劳改生活中，我不能过多地流露真情，因为这里的队长已然 不是董维森的类型，他们两只眼睛时刻在盯着思想犯。一旦哪个地方出了问题，那可是不得 了的事情。过了10月，接近了年关，劳改队要例行文艺演出。有一天，崔指导员把我找到 他办公室：“你把你们组学毛著后，立刻见行动的好人好事写一下。”
“您看，我该写谁呢？”
他说：“你们组里何××（我已忘记他的名字了），因为是个惯窃，才有个”何大拿“ 的外号。这你知道吗？”
“知道。”
“他学了毛选中的老三篇以后，可以说是立竿见影有了变化。前两天，他在收工的路 上，拾到了五毛钱，交到中队来了。你就写写他这一段吧！”
我只能点头称是——尽管我明白并不是那么一回事，我还是应了下来。之所以如此，当 时我们组正干着刨冻土的活儿，每天抡铁镐刨冻土的活累我倒是不怕；怕的是那漫天漫地的 白毛旋风，吹得人睁不开眼睛。前文已经说过，这儿是个大盐碱滩，七八级的大风一刮，一 片白黄色的沙尘吹在脸上，苦咸苦咸。冻土有三四十公分厚，手上震裂的口子虽然贴满了胶 布，还是照常开裂。留在监号写点顺口溜一类的东西，可以少受点风沙之苦，这是原因之 一。之二，让你写你就得写，否则是个政治态度问题——与其如此，何乐而不为？！
进劳改队以后，我已经多次干过这种差事。但是每每充当这种角色时，常常勾起我死去 了的文学的梦幻，实在有愧于心。同组的人都知道，“何大拿”不过是变了个小小的戏法： 他自己先把五毛钱丢在什么地方，再当着别人的面，把钱从那地方拾起来，然后把钱送到队 部办公室——戏法就这么简单，一下就成了学习老三篇的积极分子了。写！我还得把假的当 成真的写！
整个的时代，都跳起了假面的忠字舞，一个“二劳改”，还要什么自我清高？
到了新年，我写的《“何大拿”学毛著》，是以山东琴书的形式演出的。我们全组人 员，一起上阵。为此，我们全组得了个集体学老三篇的优秀奖。在台下听着队长表扬我们的 时候，我的心在暗暗发笑：好一个“何大拿”，一个小小的把戏，不但给自己的脸上贴了金 粉，还给我们全组画上了红脸。
可笑？
可悲？
可耻？
可乐？
时代既然充满了荒唐，荒唐多了，也就不觉荒唐。
但这一切，都只是过眼烟云。当我的良知苏醒的时候，内心一片苍凉，正是因为醉中有 醒，到了年节的晚上队里破例允许喝酒时，于是就有了《与贼同醉》这场正剧。那天队里吃 的饺子，饭间，其他成员都去各找各的朋友，摆龙门阵去了。我本来是想去三队找李建源和 阮祖铨两个同类去谈心的——从探视张沪未果而归，我的心情一直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