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为什么，与她争论起来，我永远是一个输家。
“那儿离黄河不知道远不远？”她说。
“它离我们远近，与我们有什么关系？”
“想想咱俩住猪圈，还不如… 不如… ”
“你可不能那么想，你刚才不是还提起北京的家吗！”
“不说了，闭眼睡一会儿吧。”
…
第二天，整个分场停工。早上起来，老右们已知自己的命运，因而不等农场宣布，就忙 着打点行囊了；那些非同类的成员，被集中在点名的广场上，听候公布是去是留的名单。当 天下午，我们分头登上卡车，一字长蛇般的车龙，开往茶淀车站。与我们老右上次转移团河 不同的是，火车站的灯影里，有着一排排荷枪的武警——这真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 年了”。
车站里人山人海，原来全场有那么多的劳改成员，都要被流放到新的驿站去接受改造。 上了火车，我又有一个新的发现，夫妻双双去新巢的不止我和张沪一对儿，还有七八对双双 劳改的夫妻，与我们同坐在一个车厢——不用询问，在行车不久，彼此就知道了身份，在这 些双料货中，多数都是刑事犯，其中只有一个名叫孙西敏的女号，是个同类。她来自女一 中，进劳改队之前，是个为人师表的教师。
列车隆隆西去。这是一趟押解劳役犯的专列，各个车厢之间的通道门，一律被上了锁； 每节车厢除有专人看守之外，上车时就宣布了不准开窗的纪律。我们心里清楚，这些严密的 防范措施，是怕有人中途逃跑。
我们的车厢中，除了带家属的双料劳改成员，大多数是我的同类右派。
没有欢声。
没有笑语。
整个车厢一片死寂。偶尔有一两声咳嗽，那是有人在严寒的日子里，得了感冒。当列车 快要抵达北京永定门车站时，大概因为车厢中的多数成员，都是北京人的原因，才开始有了 悄悄的话语声。其中最为引人注意的，是那位当过教师的女右派——她嗓门尖尖的，语言节 奏又快得像打机关枪，车厢里目光常常情不自禁地飞到她的脸上。
“你认识她？”我问张沪。
张沪摇摇头。
“她不是你们女队里的虫，那是从哪儿来的呢？”
“这次大集中开往山西，不知她是哪个劳改点来的野鬼。”她说，“你看她喳喳叫得像 只喜鹊。”
“是个爱显摆的轻浮之辈。”我说。
列车终于缓缓地在车站停了下来。永定门车站一切依旧，只是多了许多荷枪的士兵，虎 视眈眈地面对着这挂列车。特别刺激我中枢神经的是，有两挺机关枪，支在站台的一侧，机 关枪后边士兵的手，紧紧勾着开枪的扳机。
“你看… ”我指了指窗外。
“这都是意料之中的事。”张沪没有抬头，“我在想我们的小儿子，从这儿坐公共汽 车，有20分钟就到家了。我们不是大禹治水，但也同样过家门而不能人。”
我低垂下头来，把满腹悲凉埋在我的心扉之中。列车又重新开动了——继续向西。在点 点灯火闪过车窗以后，车驶进了黑茫茫的旷野。
那天是1969年冬季的12月28日之夜——还有3天就是1970年的元旦。
别了，北京！
永别了，茶淀！
1998年3月11日于北京
亦凡书库 扫校
第1节 初识冰冻的汾河
押解劳改号大转移的专列，夜间途经北京闯过河北与山西的交界处娘子关，等我们睁开 眼睛时，才知早已进入山西界内。列车在霍县车站停车时，从别的车厢下去了一大批劳改人 员，他们在车站列队集合点名（这些清一色的男儿国的劳役人员，去了隶属于劳改系统的王 庄煤矿），直到人数满员，证实没有逃号，这趟专列才又徐徐驶离霍县。
在此期间，张沪一直闭合着双眼——她没有向外遥望一眼的兴致。我在视力能及的范围 内，似乎看见了我昔日的同类赵筠秋、程海炎留在了这支队伍中。这说明在大转移之中，劳 改队伍要重新打乱，重新组合；我们这些双双劳改的苦命鸳鸯，不知要到哪个驿站落脚筑 巢。在列车有规律的晃动中，死了梦幻的我，迷迷糊糊地似睡似醒，待到再次睁开眼时天已 大亮，列车已经从向西行改为南行。这个庞然大物，何时过的太原，我不知道——列车右侧 有一条冰冻的河流，有人说这条河就是汾河。汾河的河面时宽时窄，在这三九隆冬，我们只 能看见河面被冰凌封盖；只有在个别河段，有农民在炸开冰层打鱼，我们才发现冰层下的潺 潺流水。见到这条河，我想起昔日看过的寒窑苦戏《汾河湾》——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我与张沪到这儿之后，演出了一场比那古戏还要苦涩的时代故事。
我们这一节车厢的成员，是在汾河之畔的曲沃下车的。加上别的车厢下来的“内矛”与 “敌矛”（指刑事劳役人员与政治劳役人员两类，前者属于内部矛盾，后者属于敌我矛 盾），一共有二百多人。还有一部分没有下车的劳改成员，继续坐火车南下。我隔着车窗玻 璃，看见了我的同类杜友良、张永贤、刘景祥、李绵章… 他们要到哪儿去，他们自己不知 道，我们下了车的也不知道——大转移，在当时是个战略机密，我们不过是棋盘上的一个个 棋子，只有到了下车的地方，才能知道自己在棋盘上的定位。
我们这节带家属的车厢，由于同行了两个半昼夜，在漫长的行程中，我已知道了这几对 “劳改鸳鸯”的名字。他们是：徐盛增、孙西敏；赵光弟、张丽华；张汉文、马俊卿；边宝 华、程凤英；张富、赵爱晶；刘四、耿秀敏；陆恒庆、贾永莲… 其中除前文提及的孙西敏 外，大多是因流氓、打架，偷窃等刑事问题进到劳改队里来的。其中只有徐盛增与陆恒庆是 来自国家机关的干部，他俩是由于经济问题而折进劳改队的，因而残存一些与流氓、扒手不 同的文化气质。我们这些双劳役的夫妻，被安排在同一排窑洞里；与我们同时在这儿落脚的 同类阮祖铨、李建源… 以及其他劳改成员，分住在几排窑洞内。我们的南侧，有一圈矮墙 问隔，那里是犯人区，岗楼高高耸立，可见持枪的武警在岗楼上放哨巡逻——这儿的名字叫 “曲沃监狱”，对外的名字叫“曲沃砖场”。
汾河湾之畔的曲沃，是中国历史上的名城，春秋战国时的“重耳走国”救赵的历史典 故，就发生在这块土地上。它的身旁有古文明的代表，景村远古人类遗址。以其历史对照今 天而言，已只剩下一片荒芜——特别是“文革”大破“四旧”之后，中国古代文明已从这儿 消失殆尽。所以当我们坐在卡车上，穿过这片古文明的诞生之地时，面对黄昏斜阳下的冬日 枯草，张沪突然对我耳语说。
“重耳怕是要做恶梦了。”她读的古书极多，不禁见景生情。
我提示她：“你还是少来点怀古，多面对一点现实吧！”
卡车行至曲沃监狱门口时，被北去的一辆辆坦克，挡住了路——当时我们不知道，公路 上为何跑着很多的坦克。进了砖场之后，土生土长的山西劳改成员，才告诉我们太原、榆次 一带，正在进行着造反派之间的派别大武斗。这就是初识汾河湾时，留给我和她的混浊而沉 重的记忆。
汾河的水，在冰层下一路南流——它的归宿是黄河。
亦凡书库 扫校
第2节 高筑狱墙与“骆驼样子”
由于来时正是新年底，又由于远行带来的精神疲累，我们休整了两天。第三天，全体劳 改成员（包括原来的砖场劳役人员）正式出工。女号干的是什么活儿，我已记不清楚了，但 是男号干的活儿，至今使我难忘——我们被分配与服刑的犯人一起去加高监狱狱墙，我和也 是携家属而来的刘四，给一个穿灰色囚衣的瓦工和泥、运砖、打下手。
“俺日他娘的，这不是给自己修坟吗？”刘四站在墙根下对我说，“来了就修坟，这不 是好兆头。”
我说：“你是‘内矛’，我是‘敌矛’，‘内矛’吃了‘敌矛’的挂赘了。”
“都他娘的是‘杂毛’。”刘四忿然他说，“咱俩和灰运砖，垒墙的却是他娘的犯人。 咱早就解除劳动教养了，哪条法律规定，叫大劳改和二劳改一块儿干活的。”
刘四和耿秀敏与我和张沪为邻，来曲沃后常常有些来往，因而刘四对我不存戒心。但我 无法回答他提出的问题，按照我国立法机构颁布的劳动条例，我和刘四早就应成为公民，但 此时此刻我们和服刑的囚徒一块砌墙，岗楼上荷枪的士兵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枪口下，无 论“内矛”。“敌矛”，还是“杂毛”，一律是笼子中的鸟儿。
“俺说班长，咱俩换件宝贝咋样？”喜笑颜开的刘四，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架式，与岗 楼里的士兵调侃道：“你胸前配戴的‘红太阳’，没有我的‘红太阳’大。咱俩勾干勾干 （交换）如何？”
岗楼士兵向他吼道：“你老实一点，你们北京来的这批‘反革命’，干活净耍滑头。”
“报告班长，俺可不是‘反革命’。”刘四仰脖，继续和那士兵磨嘴皮，“前几年俺闹 肚饥，偷吃了一回副食店的糕点，就关到笼子里来了！”
“干活— ”监管犯人的士兵，气得红头涨脸，“再耍歪调，对你可要不客气了！”说 着，威慑地把肩上的步枪摘了下来，把枪口从岗楼的凹形洞穴中伸了出来。“好。俺低头认 罪。”刘四一连朝岗楼鞠了三个九十度的大躬，“班长你上有老下有小，拉家带口的不容 易，还在这儿执行无产阶级专政，刚才俺真的是想向你表示敬意。”说话之间，他直起腰 来，神情嗫嚅地走到岗楼底下，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把一枚碗口大小的“红太阳”像 章，抛向岗楼。他手法很准，像章不偏不倚地飞进了岗楼。
因为我们砌墙的地段，在大墙的拐弯死角，除了在墙上挥动瓦刀的犯人能看见这幕无规 则、无方圆的游戏之外，能看见这幕戏的只有我了。那士兵捡起像章，用袖口擦了擦，竟然 没有投掷回来。他背起枪，背过了身子，像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
“你敢乱扔毛主席像章，是要判无期徒刑的。”墙头上来自山西闻喜县的老犯人，看看 周围无人，低声对墙根下的我和刘四说，“俺原来是村支部书记，只因为开会时一马虎把 《毛主席语录》坐在屁股底下，便判了这个数。”他伸出手，比划了一个“八”字，“俺劝 你们这群北京来的‘号子’，千万别往枪口上撞。”
“‘老冒’，你不觉得冤吗？”
我忙扯了刘四袖口一下，因为新近驻厂支左的军代表于连长来了。此人不仅长得高大魁 梧，而且讲话盛气凌人，“你们是‘鸡巴’什么东西”之类的脏话，常常挂在嘴边。刘四眼 观六路，耳听八方，神经触觉十分灵敏，他舌尖一转，便唱起自编自演的歌儿：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坦白了吧！坦白了吧！
政府宽大。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政府改造我们，是为了我们成材。
刘四有意高声哼唱，借以转移于连长的视线。可是于连长和尾随在其后的砖厂头头们， 并没注意和灰搬砖的我们— 他们在计算着大墙的高度以及电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