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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由于我现在的住所，或者由于我同德国国内外科学家的联系，你认为我能为你效劳，那么我将尽力去完成您所吩咐的任何工作。”
交战双方的国度里，各自站出一个怀着人类良知的伟大的反战勇士，这大概就是人类的希望。
１９１５年秋，爱因斯坦想看望米列娃和孩子们，便从柏林来到瑞士。他在苏黎世的朋友赞格尔陪同下拜访了那时住在瑞士斐维的罗曼·罗兰。这次会晤使爱因斯坦了解到，在所有的交战国中都有反战团体。同罗兰的谈话不仅使爱因斯坦受到极大鼓舞，他觉得自己是抵抗沙文主义暴行的国际友好团体的一名战士了，而不再是一个孤独无援的呐喊者。
同样，爱因斯坦也给罗曼·罗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罗曼·罗兰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午饭后我们总是坐在旅馆的凉台上。前面是花园，成群的蜜蜂在含蜜的鲜花盛开的常青藤上来回飞舞。爱因斯坦还年轻，身材不高，脸盘大而长。头发浓密，略微有点卷曲，干燥，黝黑，夹杂着少许银丝。高高的前额，嘴很小，鼻子略肥大，双唇丰满。小胡子剪得短短的，双颊圆润。他说法语，有困难时，常常夹着一些德国话。爱因斯坦活泼，爱笑。他偶尔用幽默的方式来讲述最深刻的思想。爱因斯坦自由地发表对德国——自己第二或甚至第一祖国——的看法。任何别的德国人决不会这样自由地讲话。在这可怕的一年里，每一个处在他这样地位的人都会由于精神上的孤立感到痛苦，然而爱因斯坦却不，他经常笑。他找到了继续进行科学活动的办法。这里说的是他那著名的相对论；我对这个理论没有什么概念，而爱因斯坦却提都没有提到它。不过，赞格尔凑到我的耳边说：‘这是牛顿时代以来科学中最伟大的精神上的革命’。我问爱因斯坦，他是否把自己的见解告诉德国朋友们。他回答说，他避免此事；他愿意采用苏格拉底式的方法，即提出一连串有逻辑联系的问题使交谈者思想上震动。‘不过人们并不怎么喜欢这个’。——爱因斯坦补充说。”
两位思想家的思想交汇了，融合了。他们谈的是理想，是和平，是各国人民携起手来，建设新的生活。但他们的声音太微弱了，淹没在莱茵河两岸民族疯狂的叫骂声中，淹没在战线两侧的隆隆炮火声中。
可理性的声音，总会在历史夜空中永恒地穿行下去。总有一天，欧洲和全世界都会听到他们的声音。
这次会晤同样给爱因斯坦留下深刻的印象。１９２６年，为庆祝罗曼·罗兰的６０岁生日，苏联文学家高尔基、奥地利文学家兹伐格和法国文学家杜阿梅耳发起编集一个祝贺文集《友谊之书》，爱因斯坦应邀写了一封贺信。信中内容就是对１９１５年会晤的回忆：
“我只亲眼见过您一面：那时欧洲危机的最初冲击还使您心神不安，在那些备受折磨的群众中间，您像一个孤独的幻想家，他们由于您不能给他们带来光明和解放而感到失望。您从来不满于把您那罕见的创造才能只用于同高雅的人物交往；您热望帮助一切蒙受自己造成的苦难的人。
“粗鲁的群众被邪恶的激情驱使着，这种激情支配了他们，也支配了代表他们的政府。他们狂言谵语，但结果只是彼此弄得更加悲惨。总而言之，他们似乎没有经历过内心的冲突就造成了全部的这种苦难。至于那些不带群众浅薄粗鲁情绪的，和不受这种情绪影响而信守着兄弟友爱理想的少数人，他们所面临的情况就更加困难。他们会被自己的同胞所摒弃，并且会受到像麻疯病人那样的迫害。除非他们以一种违心的方式行事，或者胆怯地把自己的真实思想感情隐蔽起来。您，可敬的大师，却没有保持沉默。您起来战斗，忍受着痛苦，并且支持那些在苦难中的人们，您是伟大的精神鼓舞者。
“在这个使我们欧洲人深深感到羞耻的年代，甚至连有高尚思想的人也会被野蛮情绪所俘虏，这已经是一清二楚了。我不相信，高尚的为人态度，在大学和科学院里，要比默默无闻的、沉寂的普通人所在的店铺里发扬得更好。
“可是有一个集体，您是其中最有声望的杰出人物之一。这是这样一些人的集体，他们对于仇恨这种疫病都具有免疫力，他们企图消除战争，并以此作为走向人类道德革新的第一步；比起他们自己特殊国家或民族的特殊利益来，他们认为这个任务重要得无可比拟。”
这封信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爱因斯坦心灵上投下了深重的阴影。他敬佩罗曼·罗兰的正直、良知与勇气，这些都导致爱因斯坦在二战期间杰出的社会活动。一个伟大的自然科学家总会关切注视着人类生存的环境。
１９１５—１９１８年期间，理论物理学教授玻恩也在柏林，他同爱因斯坦过从甚密，有一段时间天天见面。他在《回忆爱因斯坦》一文中，有几段关于这个时期的重要描述：
“当时，已经形成了反对他、还是拥护他的派别。他既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也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可是，人们知道，他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的观点明确，认为诉诸武力是毫无意义的，他也不相信有什么德意志的胜利。战争将结束时，德国某些重要人士，其中有历史学家德尔布吕克、国内经济学家布伦塔诺和爱因斯坦及其他一些人，经常举办晚会，还邀请外交部的高级官员出席。主要讨论大本营提出的势必招致美国参战的无休止的潜艇战问题。爱因斯坦说服我参加这些聚会，而我当时还是军官，理应不参加。在他们中间，我是最年轻的一个，从来缄默不言。爱因斯坦却常常讲话，他的态度是那样镇定自若，言吐又是那样的清晰感人，像是在论述理论物理问题。”
有时，爱因斯坦还与国外反战战士会晤，丝毫不理会德国好战分子对他施加的种种精神压力。在爱因斯坦所在的科学院中，沙文主义的狂热情绪也越来越浓厚。一批物理学家竟公开发表一封信，信中规劝人们在科学研究中不要引用英国学者的著述，并以德国科学远比英国人和法国人的肤浅理论深奥而自诩。
对此，爱因斯坦不屑一顾，他仍然大声疾呼着：
“战争对国际合作的发展是最可怕的障碍，尤其在于它对文化的影响。战争破坏了知识分子从事创造性工作所不可缺少的一切条件。如果他正好是年轻力壮，他的能力就会被束缚在破坏性的战争机器上，而年纪大的人也会陷进仇恨和失望的气氛之中。而且，战争导致国家贫困，导致长期的经济萧条。所以，凡是珍惜文化价值的人，就不会不成为和平主义者。”
１９１７年秋天，对于俄国工人和农民革命的胜利，爱因斯坦表现出由衷的喜悦。他认为，这是马克思学说在一个大国里的一次成功尝试。也是在社会平等基本原则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的初次试验。几年后，他著文表达了对十月革命和俄国革命导师列宁的崇敬心意：
“我崇敬列宁，因为他是一个为争取实现社会平等而献出自己一切的伟人。虽然我认为他的手段欠妥，但有一点应该肯定，像他这样的伟人是人类良心的洗革人和捍卫者。”
这些言词真是绝无仅有的历史文献！当时，德国还没有任何一位大自然科学家能像爱因斯坦这样坚定而明确地崇敬列宁的高尚品德，赞扬十月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
爱因斯坦虽然赞同列宁的社会和政治目的，但对达到这一目的所采取的“手段”却持保留态度。这是欧洲知识分子中人道主义的普遍立场，也是爱因斯坦对社会变革的“天真”的疑虑。
在战争岁月里，爱因斯坦满腹愁肠，为人类的命运及未来忧心忡忡。这种情绪在他为分子布朗统计法的研究前辈斯莫卢霍夫斯基写的悼词中表露得非常清楚：
“每一个了解斯莫卢霍夫斯基的人，所以喜欢他，不仅因为他是一个聪明的科学家，而且也因为他是一个高尚的、敏感的和友善待人的人。近几年来的世界灾难，使他对人们的残忍和对我们文明发展所遭受的损失感到极为痛心。命运过早地中断了他作为研究家和教育家的卓有成效的活动；但是我们将非常珍惜他的生活榜样和他的著作。”
其实，爱因斯坦的这种情绪在１９１６年３月１４日写的悼念马赫的文章中，业已流露出来：
“在读马赫的著作时，人们总会舒畅地领会到作者在并不费力地写下那些精辟的、恰如其分的话语时所一定感受到的那种愉快。但是他的著作之所以能吸引人一再去读，不仅是因为他的美好的风格给人以理智上的满足和愉快，而且还由于当他谈到人的一般问题时，在字里行间总是闪烁着一种善良的、慈爱的和怀着希望的喜悦的精神。这种精神也保护着他，使他受不到那种今天很少有人能够避免的时代病的影响，就是说受不到民族狂热的影响。在他的通俗文章《关于飞行抛射体的现象》中，他也不能放弃在最后一段里所表达的他对于各个民族达到相互了解的衷心愿望。”
战争在继续。
爱因斯坦希望真理之声传遍全球的理想破灭了，他希望把人们从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中解脱出来的努力也无济于事。爱因斯坦变得前所未有地悲观起来。
１９１７年他写信给洛伦兹，说：
“每当我想起生活中的无限悲伤之事，就抑制不住我的沮丧心情。以前，物理学能解除我的苦恼，现在连物理学也无济于事了。”
大战结束前一年，爱因斯坦的身体垮了。他早就有胃病，那是在苏黎世和伯尔尼的穷困生活中得的。爱因斯坦本来身体强壮，但是他的思想没有固定界限，生活没有固定规律，再加上他成年累月、不分昼夜的紧张思索，希望和绝望、激动和狂喜所带来的感情上的巨大波动，终于把身体搞垮了。两个月里，体重竟减轻了十几公斤。
但是，爱因斯坦不会倒下去！人类的良知不会泯灭，相对论的理论还要发展，这些美好的愿望再次支撑起爱因斯坦巨人般的身躯。
在柏林的前几年，战争的阴云虽给爱因斯坦带来不少生活和研究上的麻烦，但他始终没有停止相对论的研究。在隆隆炮火中，爱因斯坦取得了学术研究的丰硕成果。
１９１６年初，爱因斯坦在《物理年鉴》上发表了长达５０页的论文《广义相对论基础》，以此暂时结束了他从１９０８年以来所从事的相对论研究。这篇论文是２０世纪理论物理学研究的峰巅。
１９０５年的狭义相对论仅仅适用于不存在引力的所有物理过程，研究的是直线、匀速相对运动的参考系。广义相对论的方程与参考系的运动状态无关，也就是同样适用于作加速运动和旋转运动的参考系。在某种程度上，它是１９０５年狭义相对论的“推广”；此外，就像爱因斯坦所恰当比喻的那样，广义相对论这个新理论就像是相对论大厦中的第二层楼。
爱因斯坦一直把广义相对论看作自己毕生最重要的科学成就。他对自己的学生、波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