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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化史的关于中国方面的纪载，正还是一片白纸。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上没有一句说到中国社会的范围。
外国学者对于东方情形不甚明了，那是情理中事。中国的鼓睛暴眼的文字实在是比穿山甲、比猬毛还要难于接近的逆鳞。外国学者的不谈，那是他们的矜慎；谈者只是依据旧有的史料、旧有的解释，所以结果便可能与实际全不相符。
在这时中国人是应该自己起来，写满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页。
外国学者已经替我们把路径开辟了，我们接过手来，正好是事半功倍。①
①《〈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
毋庸置疑，这个设想十分令人鼓舞，然而在实际研究工作中，沫若也碰到了不少困难：一是资料匮缺，连必要的工具书都无法自备；二是孤军作战，苦无相与研讨之人。东洋文库藏书虽丰，但身居乡间的沫若，远道前往查阅深感不便。《殷虚书契前编》和《殷虚书契后编》当是常用书籍，可惜前编无力购置，后编仅能买个残本，以致每查一字必须奔走东京。他不得不冒昧投书国内学者，祈求给他这个“未知友”以帮助。从一九二九年八月开始，他与王国维曾称许的当时燕京大学容庚教授订下了亲密的文字之交，以后频频通函，乐与相商，彼此同气相求。沫若尤其感激容庚慷慨惠借珍贵图书资料，主动为他推荐文稿。此外，李一氓也经常在上海为他搜集、购寄所需要的书。患难之中得到朋友们的勖勉和支持，更鼓起了他攻克科学堡垒的勇气。
考释甲骨、研究历史是极为严肃的工作，任何一个结论都必须建筑在对材料的审慎研究上。沫若觉得书斋生活的乐趣就在于不断获得材料，不断消化材料，不断有所发现，不断有所突破。每当他打听到哪里有新发掘的地下材料，必定千方百计觅来过目。获悉董作宾曾于一九二八年冬从事过殷墟之发掘，著有《新获卜辞写本》，他便通过友人的帮助得以一睹。一九二九年十月底，传闻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赴安阳小屯发掘甲骨，他恨不能飞返国门。不久又听说发掘工作遭到国民党河南省政府阻止，他为之惋惜、感喟不已。类似小屯的被封锁在地下的图书馆和博物馆，潜藏在祖国的腹腔中不知有多少，有哪个执政者懂得要利用它们来为人民造福？他愤慨，他烦恼！放眼欧美各国，无论是地上的考察抑或地底的发掘，短时期内几乎把所有的领域都踏遍了。旧大陆的西半部就好象动过腹腔手术一样，已经把五脏六腑的秘密全都探明，学者们自然要背负行囊希冀开垦东半部的处女地赤县神州，毋怪乎西欧各国纷纷派遣学术探检队来踏访中国，连日本人的足迹也已经到达了满蒙、山东，中国的学者怎能按兵不动？沫若热切期待考古学的黄金时代快点到来，能集合多方面的学者、多方面的资金，作大规模的科学的发掘，自己亦能跻身这一行列，因而他在给容庚的信中说：“归国恐尚非其时，弟之梦想将来如有机会，与兄携手同把锄头于秦陇之间，必一快事也。”①无奈理想毕竟不是现实，中国的学者们尽管动了起来，中国的当权者却又把他们压了下去。
①曾宪通编注：《郭沫若书简（致容庚）》第39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版。
卜辞艰涩，考释颇费功夫，抄写尤耗精力。沫若日以继夜地钻研，废寝忘餐地撰述，不幸偶感风寒发了高烧，可他仍然不肯放下手中的毛笔。作为书稿《甲骨文字研究》重点篇目的《释支干》，他已经连续抄写了好几天，文字愈写愈大，手愈来愈不听指挥，病躯终究支持不住而躺倒。安娜摸摸他的额头，吓了一跳，赶紧把他扶上床去，他在呻吟中还念叨着书斋里的那些宝贝。虽然他头疼脑热，但他的意识十分清醒：“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①沫若天天独坐小书斋，心里却时常想着外面的大世界，历史上的风云变幻每每有助于他认识现实斗争的纷繁复杂。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七日夜，他为了把自己初步的研究成果汇集成一部书稿《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便在继续赶写最后一篇文章《周金中的社会史观》，以周代的彝器和铭文进一步证明西周社会是奴隶制度。青铜器铭文多属于西周，自北宋以来方零星出土，而且出土情况多已泯灭，伪器甚多，千余年来虽有不少著录，而体系尚未能建立，作为史料是十分珍贵的，有极高的研究价值。沫若选择的这个课题，在他的脑海中盘桓已久。历来的见解一向以为周代的社会是封建制度，实际上这个观点经不起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学说的检验，按照社会发展的客观程序，氏族制崩溃以后，必定经过奴隶制的阶段，然后才能进展到封建社会，中国当然也不能例外。沫若的这篇文章，是对一九二八年冬发表的《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一文的补证，用事实回答了“中国国情特殊”论者李季、陶希圣之流对于共产主义学说的非难。沫若写完最后一句话：“草径已经开辟在这儿，我希望更有伟大的工程师，出来建筑铁路。”他放下笔，抬起头来，双目紧紧盯着墙上的挂历，心中默默纪念着“十一月七日”这个闪光的日子，唤起了他对三年前的这一天的回忆：北伐中才攻克不久的武昌城民情沸腾，为了筹备庆祝北伐以来的第一个十月革命节，沫若忙得穿梭于长江南北之间，没等庆祝会开完，就奉总政治部主任命令，火速带领人马去九江、南昌开展工作。当时似这般奋斗下去，中国也会迎来与苏联一样的革命节。是的，只不过时间有早有迟，世界各国的社会发展，都在不约而同地遵循着共同的规律。他越想越兴奋，如果不是安娜来催促，他丝毫就没有一点睡意。
①《〈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
一九三○年三月，郭沫若的第一部历史论文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由上海联合书店出版。这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著作，在史学界产生了极大影响，接连再版、三版，简直供不应求。当时国内正在开展中国社会史大论战，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即中国社会脱离了原始公社制的“野蛮时期”之后，进入了阶级社会的“文明时期”，起初所经历的到底是什么样的阶段。论战的主要战场在上海，而蜗居东海彼岸的郭沫若却成了论战一方的主要代表。从这本书开始，沫若又署本名，人们惊讶地发现，蜚声文坛的诗人，又在史学界名满天下。
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问世的前夕，沫若还有一部书稿《甲骨文字研究》也在寻求出路。原稿曾寄给容庚看过，容庚十分赏识，并让他的许多友人亦一饱眼福。以致这部书稿从容庚的案头跳到傅孟真（斯年）的案头，不久又出现在钱玄同（1887—1939）的书桌上，最后谁也说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人翻过，但有一点是公认的：真正能把甲骨文字作为历史材料加以全面的、深入的研究，得出合乎客观实际的科学结论的，当首推郭沫若。为此容庚十分珍惜这部书稿，曾郑重介绍给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刊行，主持其事的傅孟真一口应承，但以改用笔名为条件。更名之事本无足轻重，沫若耿耿于怀的是，研究院系官办，他仍自比孤竹君之二子，在给容庚的复信中，明确表示“近日之官家粟亦雅不愿食”①。
全靠李一氓在上海多方交涉，沫若的《甲骨文字研究》和另一部书稿《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得以于一九三一年五、六月间先后由大东书局据著者手迹影印发行。沫若曾函告一氓，请他径直向书局领取《甲骨文字研究》代为分赠鲁迅等人。鲁迅收读后，“说他有伟大的发现，路子对了，值得大家师法”②。不久，沫若收到了书局寄来的四十部赠书，他打开两部细细摩挲着，两三年来的辛劳、欢乐和痛苦似乎都漾开在墨香扑鼻的书页里了。就以此告慰江东父老吧，你们的儿子没有放下战斗的笔！那天中午，安娜还特地煮了红豆饭，全家喜气洋洋。然而大煞风景的是，下午宪兵老爷又光临了，象条猎犬似的，一进门就东嗅嗅西闻闻，盘问收到的大批东西是什么宝贝，他以为这是宣传品。安娜一边话中有话地挑逗着：“是呀，是很好的‘宝贝’，而且还是无价之宝哩！”一边快手快脚地拆开了两只包裹，把两部著作塞到了宪兵的手里。宪兵自知讨了没趣，灰溜溜地走掉了。沫若紧紧拥抱沉着、机智、为他受尽了磨难的妻子，她才是他的“无价之宝”哩。孩子们围在父母的身边欢呼雀跃，他们胜利了。傍晚，沫若将赠书留下两部，其余放在一起打成一个大包，亲自与十四岁的长子和生抬着上了高架电车，送到东京文求堂书店，按七折作价全部卖给了田中庆大郎。他取了现款，心中盘算着：全家一个月的生活费又有了着落。
①曾宪通编注：《郭沫若书简（致容庚）》第47页。
②侯外庐：《深切悼念郭沫若同志》，《历史研究》1978年第7期。
一年半以后，当初在九州大学给沫若教授过内科学的小野寺直助来信，希望沫若研究东洋医学史。这位老师一直为沫若因耳病不能从医而感到万分惋惜，现在知道他喜欢治史，特地驰函劝告他能将精力重新投到与医学有关的课题上来。沫若深为老师的关怀和好意所感动，经再三考虑，他于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二日回信说：“东洋医学史诚如尊言急宜研究，然此事似非一朝一夕及个人资力所能为者，绠短汲深，仆非其器也，奈何，奈何！”他的兴趣仍在甲骨彝器上，因而直言不讳地告诉先生，并请在这方面给予帮助，说：“仆近正从事《卜辞通纂》之述作，不识九大文学部于殷虚所出龟甲兽骨有所蒐藏否，其民间藏家就先生所知者能为介绍一二，或赐以写真拓墨之类，不胜幸甚。”
长时间埋首于甲骨、青铜堆里，并未磨灭沫若拯救中华民族之大志，当年的满怀豪情的“戎马书生”，如今又驰骋在另一疆场。正如一九三一年柳亚子（1886—1958）写的一首称颂他的七绝所云：
太原公子自无双 戎马经年气未降
甲骨青铜余事耳 惊看造诣敌罗王①
①《新文坛杂咏》之二，见《枷亚子诗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12月版。
诗中说郭沫若是东汉一代宗师、太原人郭泰的后裔，赞扬他亲历了大革命失败仍虎虎有生气，不甘流亡生涯的寂寞，出其余绪，于古文字研究领域敢与罗振玉、王国维相匹敌。有志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