沫若不愿出任第三厅厅长，还因为国民党安排的第一厅厅长贺衷寒、第二厅厅长康泽、第三厅副厅长刘健群都是复新社的头目，他觉得与这帮人是无法合作共事的。尽管陈诚拉了恩来三番两次上门敦促，朋友们也都力促其成，然而沫若还是不愿就职。一时当面批评他的，背后议论他的，都大有人在。一天，他接到了恩来手书的一张便条：
沫若同志
你不是滑头，你太感情了一点。
廿七，一，卅一，
周恩来
沫若捧着这字条读了又读，眼眶中噙满了泪水，多少年来不能公开共产党员的身份，他内心的痛苦，能理解的莫如恩来也。只有真正的知己，才能洞若观火地看清这“感情”的问题；也只有真正的知己，才会毫不含糊地批评他感情用事。沫若感到欣慰，也感到惭愧，到底怎么办呢？他又不免犹豫起来。尤其是二月六日，陈诚背着周恩来以请吃饭为名，召开了第一次部务会议，沫若因事先不知底细，便拉了阳翰笙一同去参加了，待到饭后揭开了序幕，他们方才觉得进退维谷。会上颁布的《政治部组织大纲》，竟标榜“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这更使沫若恼火。陈诚请他发言，他声明自己事前并不知道要开部务会议，否则就不入席了，因为自己还没有充当第三厅厅长，所以只能以一个朋友的资格说话，希望改变一下门禁的森严，不要拿“一个主义”来延揽人才。对于这帮人如此玩弄手腕，沫若极为反感，他再也无心作冯妇，于是托翰笙代向恩来汇报会议的情况，自己便决定当晚动身去长沙，以躲避陈诚等人的纠缠。临上火车前，赶到车站送行的翰笙又带来了恩来的便条，说是“到长沙去休息一下也好，但不要太跑远了”，沫若发出会心的微笑。
“伤心最怕读怀沙，国土今成待剖瓜。不欲投书吊湘水，且将南下拜红花。”①沫若怀着这样的心情抵达长沙，受到在这里办《抗战日报》的田寿昌的热忱接待。第一天，寿昌就邀了廖沫沙、张曙（1909—1938）、胡萍等人同往百年老菜馆“李合盛”为沫若洗尘。席间，这一对昔日在日本曾以歌德和席勒相期许的老朋友，酒兴、诗兴都不减当年，他们向茶房要来文房四宝，“席勒”首先挥毫，作七绝一首以赠，云：
十年城郭曾相识，千古湖南未可臣。
此处尚多雄杰气，登高振臂待诗人。
①《汐集·长沙有感二首（二）》
“歌德”略加思索后，即执笔步原韵奉和，云：
洞庭落木余霜叶，楚有湘累汉逐臣。
苟与吕伊同际遇，何因憔悴做诗人。①
①《汐集·长沙有感二首（一）》
众人围观、赞叹，站在一旁的茶房竖起大拇指，连声说：“真是了不起，拿起笔来就象我们拿扫帚扫地一样！”“歌德”哈哈大笑，随手端起桌上斟满酒的杯子一饮而尽，连手指尖都感到了酒意，便立地又草一绝，有“作书如扫地，把酒欲问天”句，当即被茶房讨去作为墨宝。
田寿昌的热情、豪爽，郭沫若已经不止一次地领略过，此次叨扰，又蒙多多关照，他几乎天天陪伴沫若寻幽揽胜。登上岳麓山顶，俯看湘江中的水陆洲，如同一艘长艇，特别引人瞩目。那淡淡点缀着的清寒的水气、潇舒的落木，颇有娱目清心之妙，沫若真想将来国难解除后能卜居此间，恐怕这也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吧。忽听得游客中有人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壮烈的救亡歌声令人亢奋，沫若不由得对寿昌说：“在武汉一个月以来的闷气，总算稍稍地一吐了！”
长沙的名胜古迹实在多。沫若游罢岳麓山，又游玉泉山。他与友人特往民众俱乐部，参观南明爱国将领何腾蛟为抵御清军所筑的箭场，颇为壮观。在这里，沫若忆及自己的战斗经历，与同游者畅谈北伐战争时路过长沙的情景，说：“十年日月若不浪费，何至让日寇猖狂至此！”友人索句，遂赠“何来后羿箭，射日破愁天”一诗。①
①见田汉：《沫若在长沙》，战时出版社版《抗战中的郭沫若》。
古人说长沙乃卑湿之地，但给予沫若的印象并不怎么忧郁：天气既不怎么忧郁，人情也不怎么忧郁。这里同样集中了不少文化人，除田寿昌、廖沫沙、张曙之外，还有徐特立、薛暮桥、翦伯赞、孙伏园等。他们为郭沫若举行大规模的欢迎会，并公推他为文化界的领袖，沫若表示自己只能充当“大将出马以前”，先出场“打旗子替大家引路”的那种角色。他几次发表演说，指出“文化人的地位和责任，在这时和前敌将士是没有两样的”，殷切“希望目前集中于后方大都市的文化人，更能够向乡村间散播”，要自觉地“站在自己的岗位上抢工作做”。①
①见《羽书集·对于文化人的希望》。
为了答谢朋友们，沫若托人备了两桌饭菜回请大家。他恭恭敬敬地挨着席面与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干了一杯，大概由于“立定大戒”以来久未这样开怀痛饮的缘故，他居然醉了。于醺醺然、昏昏然之中，他指着男的骂“男政客”，指着女的骂“女政客”；他还重重的打了自己三记耳光，一迭声地骂自己也是“混帐的政客”！
长沙有那么多逗人喜爱的山山水水，长沙有那么多情深谊笃的新朋旧友，可沫若的视线并没因此放松对时局的注意和警惕。二月十八日，汉水上空展现了我雄鹰与敌机搏斗的奇观；同月二十三日，我空中健儿炸毁台北日军机场的壮景，沫若耳闻如目睹，激情满怀，久不作新诗的他，禁不住再显身手，欣然草成《在天空写的壮快的诗篇》，表示甘愿“把心脏剔出”、“割下头颅作为祭品”。
时局在动荡，沫若的内心也在动荡。看来长沙不是久留之地，对待频频发电或来函催促的武汉方面的朋友，怎能置之不理呢？何况离开了立群，沫若的精神上也有说不出的苦闷。二月二十六日，立群突然悄悄地出现在面前，她带来了恩来等人的亲笔信，明白告诉沫若：陈诚请他立刻回去，一切问题都可以当面商量。恩来还邀请寿昌一同去三厅工作。沫若仍在迟疑，他感慨万分地说：“周公之请，理当奉行。但陈诚当家的政治部是去得的么？那是地狱，寿昌！”作为头二十年的老朋友，寿昌自然理解沫若的心曲，他诙谐地回答道：“国事如此，我不入地狱，又有谁入地狱呢？朋友们都在地狱门口等着，难道你一个人还要留在天堂里吗？”寿昌毕竟是寿昌，快人快语，说得痛快淋漓！沫若终于明确表态：“好吧，我们就去受罪吧。”寿昌哈哈大笑，掉头对立群说：“不辱使命！毕竟还是女性的力量大，爱情的力量大呵！”立群涨红了脸，羞涩地埋下头。
这位突如其来的使者，在沫若的人生旅途中与他携手共艰危，甘苦两心知。立群是有抱负的，虽然她在武汉时已经接受朋友们的挽留，不再去陕北读书，但决不因此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她用自己的名字拟了一副对联，特请沫若书写后，作为她的座右铭：
立德立言乃是立功之本
群有群享须从群治得来①
①郭庶英、郭平英等编：《郭沫若遗墨》第3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30年5月版。
在长沙滞留了二十二天，春天渐渐苏醒了，沫若陪立群再次过湘江去游览岳麓山时，见百草已返青，四野充溢着清新的气息。然而人世间与自然界太不协调了，扼杀春天的日寇的铁蹄到处践踏，长沙也不时遭到空袭。二月二十八日，沫若在警报声中写好了《长沙哟，再见！》一文，警报一解除，便立即与立群和寿昌、张曙等人乘上了去武汉的列车。
三十
国民党之所以要郭沫若主持第三厅，目的是想利用他的声望去羁縻人才，装璜门面，表明他们煞有介事地在“改组政府机构”了，以掩盖其一党专政的真面目。郭沫若的出走打乱了他们的如意算盘，第三厅一直虚悬至今。眼下好不容易把他请了回来，陈诚即于三月一日晚上丢开重要会议，特地赶到太和街来与他晤谈。为了稳住郭沫若，他们只得让步，不但撤走了刘健群，而且完全依从沫若所提的三项条件，即：工作计划自己订，在抗战第一的原则下不受其他限制；人事问题有相对的自由；确定事业费，预算自己提。
沫若着手筹组第三厅，受到了党组织的高度重视。是的，尽管仅仅掌握了这一点点政权机构，也必须充分利用它来体现党关于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路线和政策。多少个深夜，太和街二十六号灯火通明，沫若与董必武、周恩来、博古、阳翰笙等人聚在一起，仔细研究三厅的一系列问题，从任务、组织机构到具体的人员安排，都几经商讨，反复斟酌，最后决定要把第三厅建设成以共产党为核心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民主人士参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机构，其中心任务是宣传党提出的《十大救国纲领》。至于人员，则推荐范寿康为副厅长，阳翰笙为主任秘书，傅抱石为秘书。下设第五、六、七三个处：第五处掌管动员工作，处长为胡愈之；策六处掌管艺术宣传，处长为田寿昌；第七处掌管对敌宣传，处长本拟请郁达夫担任，因赶不及而改由范寿康兼，郁来后则任设计委员。各处均设三个科，科长分别由徐寿轩、张志让、尹伯休，洪深、郑用之、徐悲鸿，杜国庠、董维健、冯乃超等人担任。由于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又有郭沫若这样的旗帜，很快就把文化界的这些有生力量动员、组织在一起，除个别人之外，都陆续赶来报到就职了。这样的阵容，这样的速度，怎不叫陈诚惊诧！名单报上去，蒋介石看了也很高兴；传到社会上，人们都称第三厅为“名流内阁”。
在筹备过程中，有一件事沫若最满意，那就是他亲自与陈诚交涉，在部务会议上排除了张厉生、康泽等人的刁难，由政治部收编了孩子剧团，把它作为一个宣传单位隶属于三厅一科。三月底，孩子们喜逐颜开地搬进第三厅所在地武昌昙华林，沫若随即陪同恩来前往看望。跑遍每个宿舍，拍拍这个孩子的肩，摸摸那个孩子的头，问他们是不是每个人都有了蚊帐，还缺什么？……沫若俯下身去仔细端详着孩子们因劳累过度而显得消瘦的脸蛋，嘱咐他们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尽管反映上来。他还兴致勃勃地观看了孩子们编的壁报，细心地为他们一笔一划地改正错字，并督促他们说：“以后生活条件好一点了，你们可要好好学习哟！”不久，即安排了一些教员给他们讲时事、戏剧和音乐知识，还派了老党员担任他们的指导员。①
①据陈模：《郭老和孩子剧团》，见三联书店1979年5月版《悼念郭老》。
三厅的成员在不断充实，这时候沫若又想到了日本进步人士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要搞好对敌宣传，单靠几个从日本回来的留学生是不行的，一定得请些日本朋友来帮忙。他把这个意思对陈诚说了，并且推荐了鹿地亘夫妇。通过种种关系，终于从广州请来了这一对日本友人，由沫若提议聘为设计委员，实际上成了第三厅第七处的顾问。
一九三八年四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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